【 第21期】308厂 杨晓虹：我的三线情怀--一个三线播音员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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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线情怀
- - 一个三线播音员的苦与乐
原重庆华光仪器厂退休职工 杨晓虹
“华光广播站，今天第一次播音开始！”
“本周播音到此结束，下周再会！”
但凡建在偏远大山沟里的三线企业，都有着自己的有线广播站。地处华蓥山下天池湖畔的华光仪器厂广播站在搬迁到重庆北碚前也是如此。每天，广播站第一时间把党中央的声音、国内、国际新闻、企业生产动态等讯息通过高音喇叭及时传递给每个职工家属，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过。华光广播站的无线电波和有线广播，每天都回荡在巍峨的华蓥山天池湖上空，也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三线人美好的记忆里。
我作为三线人的第二代，因为从小喜欢讲普通话，1970年9月进厂后，又当过几年业余播音员，经常帮助宣传部门录制各种专题广播，群众反映好，领导也满意。1976年7月，我正在车间上班，突然接到党委调令，把我调入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厂广播站专职播音员，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年我刚满23岁。从此我在这个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风雨无阻，以厂为家，以苦为乐，一干就是16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我所喜爱的广播电视事业，同时也享受着这一职业带给我的成功与喜悦，还有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我在70年代中期的播音工作照，时年23岁
每天早晨六点钟的闹铃一响,我就得马上起床，摸黑出门去上班，从家属区到厂广播站要走10分钟，沿途没有路灯，只能打着手电筒上班。刚开始上班时很害怕，只好边走便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早晨六点半必须准时开响广播。先播放广播体操，然后播送中央台新闻节目，七点四十五分播放上班进行曲，八点整吹响军号，全厂准时上班。广播结束后我才能回家吃早饭。中午12点下班、1点半上班和晚上6点下班也是如此。只要我迟到了，全厂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就会受到影响，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中午和下午下班时间要播送“本厂新闻”，每次30分钟左右。广播稿由各单位通讯员下班前送来，播音前要先对广播稿件进行审查，修改后才能播出。特别是播送军品或科研项目动态时，为了防止泄密，只能用产品代号代替。如地炮激光测距机，只能使用WG332、WG323产品代号。每次播音结束后还要填写原始记录，除了方便统计各单位广播稿件播出数，也便于领导随时检查和调阅。
每年开门红和红五月都要举办专题广播，专题广播每天先录好音，上午10点和下午四点工间播放，以鼓舞士气。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重要社论或中央全会公报，我还必须用电台记录速度书写下来，当天上午交给厂党委和厂务会学习时用。因为那时订阅的报纸要3、4天后才能收到。所以当年三线大山沟的信息传播很滞后，广播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每逢节假日，广播站要举办各种专题广播、配乐诗朗诵、教唱新歌等。春节期间也要值班开广播，让高音喇叭播放的音乐节目给大山沟里的三线人增添几分喜庆团圆的气氛。记得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被打倒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广播站都要安排24小时值班，随时播送各种通知和重要消息。
这是我和同事正在收音机里记录中共中央全会公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经习惯了大山沟生活的三线人，思想还比较保守、封闭，信息不灵。人们对广播里播放的抒情歌曲和轻音乐，甚至对播音员语调的高低都很敏感，喜欢用老眼光看待问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正在广播里播放着邓丽君、李谷一演唱的《四季歌》和《乡恋》，厂长突然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停止播放。理由是：工厂正在进行军品生产会战，大家都在加班加点，日夜苦干，广播里播放这种靡靡之音，会影响生产士气。弄得我哭笑不得，也不好辩解，只好暂停播放，直至会战结束。事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让播放，我只能摇摇头一笑了之。
那时广播站每天播音时间在6小时以上。每天除了广播，我还要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或是下车间采写稿件，进行电话、录音采访，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也很辛苦。因为没有替补播音员，平时感冒发烧、胃痛拉肚子也无法休息，只能咬咬牙坚持工作。记得刚做播音员的第二年，我的右脚趾溃烂化脓，肿得老高，行走困难，又没法叫人代开广播，我只好穿着拖鞋一瘸一拐地坚持上班。
在播音工作岗位上的第三年，我结婚了，夫妻两地分居。后来有了一个宝贝儿子，我休完45天产假就上班了。那时父母还没退休，无人照顾孩子。儿子5个月大时就把他送进托儿所了，我一个人每天要喂奶、接送儿子，还要上班、买菜做饭、洗衣做家务等，忙得不可开交。儿子8个月会爬了，稍不留神就从床上摔下来，摔得鼻青脸肿。领导为了照顾我，在广播站一侧给我分了一间房，离广播站不到100米。每天上班时，我只好把儿子抱进小竹车，放在家门口。当我播音时偶尔向窗外望，经常看到他在小竹车里哇哇大哭，全厂职工下班路过我家门口时，有同事看到儿子在哭，就会把他抱起来哄一会儿再放回小车里。当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儿子这么小就知道给你看家了，真好！说得我鼻子直发酸。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后，在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老公终于调到了我的身边。
当年建在大山沟里的三线企业大都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广播员就像部队的司号员一样，上至厂长书记，下到普通职工，都是听着广播里的进行曲、军号声上下班的。工厂的重要消息也是通过广播及时传达到每个职工及家属。厂劳资部门甚至把广播信号作为职工上下班迟到、早退的考核依据，并与奖金挂钩。一旦遇到停电、停水或广播线路发生故障，全厂上下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里，我每天都要起早贪黑的工作，一直要到晚上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闻联播”结束才能回家休息。后来电视机逐步普及到家庭，工厂闭路电视也随之开通，晚上广播时间缩短了1个半小时。从1985年起，我又担任了厂闭路电视新闻播音员，每周要录制一次本厂电视新闻，周六晚上准时播出。
这是我在工厂新广播站播音时的工作照，时年24岁
八十年代中期，我被聘任为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兼播音员，担子更重了。为了拓宽视野，提高播音水平，领导让我参加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电视台举办的第六期播音员培训班，经过一个月的系统培训，我拿到了结业证书，普通话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回到工厂后，我在广播上陆续开辟了很多职工们喜爱的栏目，如：百科知识、生活之友、知识问答栏目等，内容大多是从报刊杂志和书籍上剪贴的，然后进行分类，供节目选用。后来还开辟了广播生日点歌等节目，很受职工们的欢迎和好评，广播站越办越红火。从1976年到工厂搬迁前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在广播站独挡一面，一人干两人的活儿，既是播音员，又是宣传干事，采编播一肩挑，很少让领导操过心。
十多年来，全厂干部职工每天都听着广播喇叭里的进行曲和军号声上下班，每天能听到各单位的生产动态和好人好事报道，每周收看一次本厂电视新闻。就连职工家属和学生也是听着广播起床、买早点、买菜、上学、放学，循环往复，这已成为三线人不可或缺、雷打不动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如同每天必须吃饭睡觉一样。在华蓥山下天池湖畔的25年里，华光广播站这个小舞台，对于每个三线家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显得何等的重要。我在大三线的广播战线工作了16年，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与广播一起伴随着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荣辱与兴衰，一直走到了今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大批三线企业陆续搬迁，华光厂也告别了华蓥山天池，来到了重庆的后花园——北碚，5000多职工家属过上了快捷方便、舒适惬意的都市生活。华光广播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环境管理条例中关于减少噪音污染的要求，关闭了传统的高音喇叭，完成了她40多年的历史使命，成为现代人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和老一辈三线人难忘的回忆。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虽然10年前华光厂已破产重组，但军工使命在身，三线精神永存。作为三线人的第二代，我为自己能成为当年华蓥山三线企业的一名播音员，与三线建设同呼吸，共命运，亲历并见证华光厂38年的辉煌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这，就是我，一个三线播音员的苦与乐。
2011年6月20日初写
2015年12月5日定稿
2019
西北三线
三线精神 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