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混战多年，期间英才辈出，但最后一统天下的不是魏蜀吴，而是迎难而上的司马家族建立的政权，史称西晋。但这个新兴的王朝，其堕落的速度也堪称极速，国祚只有短短的51年，期间内乱外患杀戮造成的混乱局面，更是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如果说西晋这个短命的王朝，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的局面：先有“八王之乱”，后有“永嘉之乱”、流民起义，无法好好的休养生息，才导致根基不稳。但让人无法忽视的是，西晋是中国历史上道德形象最差、社会风气最坏的王朝之一。

可以说，这种风气不仅加速了司马氏政权的灭亡，其流毒也给后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乎完美的开局

完成大一统的西晋，再加上晋武帝前期的励精图治，实现了“太康之治”的太平景象，这是能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相提并论的著名治世。

作为开国皇帝的司马炎，其在位的前半期，也是有着积极的作为，登基之际就颁发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国策：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简单的说，这些国策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爱护百姓、减少赋税、治贪、廉洁。由于执行到位，数十年来因战乱而大损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农业生产上升，国家赋税充裕，人口也快速增加。

在内政上，司马炎总结前代的得失，在中央不断加强尚书省的建设，在尚书省内设置六部，将朝廷的各项主要职能细分为 35 个曹，分别由六部执掌，直接听命于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充实完善中书省、门下省，搭建起“三省六部制”的治理架构。

司马炎还注重法制建设，他组织人员精心编纂了一部《泰始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分为 20篇、620 条，涉及社会生活与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与前代律令相比，刑罚有所减轻，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保证了政权替换的稳定过渡。

在吏治方面，司马炎曾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一件用野鸡头毛制成、光彩夺目、堪称稀世珍宝的“雉头裘”烧毁，并且下令谁再贡献这类东西就要加罪，借以显示自己是位崇尚节俭的皇帝；他恢复了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委任一些清正敢言、富有才能者为谏官，借以显示要开直言之路。

腐败之风飘然而至

创业难，守业更难，早期司马炎曾力倡节俭、反对奢侈，如果能坚持的话，西晋朝野上下必能有一番新景象。

可惜的是，灭掉孙吴后统一了政权，司马炎开始慢慢的自满起来，以前那些规定也开始松动了。所谓上行下效，荒淫无度的行为便是由司马炎亲自表率带头。

西晋腐败奢侈之风，给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负担和灾难，傅玄曾在一次上奏中指出“ 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司马炎对于势家大族和王公大臣的贪污行为，采取了宽容甚至怂恿的态度。西晋上流社会聚敛侈靡之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曾经在魏晋易代之际，以敢于挺身参奏“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的抚军校尉尹模而著称的何曾，在入晋之后官高位显，侈靡聚敛的程度，却是令当年被他参倒的尹模望尘莫及。

伴随着奢靡之下必然导致拜金主义的风潮，导致西晋时期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渗透于整个上流社会，然后刮向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西晋不仅是最奢靡的王朝，也是拜金主义最盛行的王朝。

例如西晋开国元老之一的何曾，他吃一顿饭要花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助也“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王公大臣之间的攀比之风此起披伏，官员平时的吃穿用度也是越来越讲究。

西晋上流社会的奢侈腐败风气，之所以在建国之初就迅速蔓延成灾，不可遏制，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必然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政治基础的。

世人常说晋代魏乃是投机取巧：“时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司马氏是运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政治演变”手段，即所谓“ 禅让”的方式，从曹魏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这种方式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武力建立政权的方式完全不同。

晋代魏并非司马氏一家三马之功，而是士族的胜利；在决定司马氏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必须以世家豪族的利益为基础，并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魏晋统治者阶级并不相同，河内司马氏乃是地方豪族，而曹氏则是非世家的出身。所以魏晋交替并非司马氏与曹氏的胜败问题，乃是士族与寒门的对峙，最终寒门“胳膊拧不过大腿”输给了意识高度达成一致的豪门士族。

司马氏在取得政权后，不论是消灭西蜀和东吴的势力，要依靠士族的大力支持；以及一统三国后，为了维护西南和东南两个地区的政治稳定，也需要对这两个地区的豪门士族进行拉拢和利用。

司马氏必须在王室和其它各势族豪强力量之间，维持某种力量的平衡，才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如果某一士族的力量过分膨涨强大，就会对王室的权力形成威胁，导致新的 “ 禅让” 闹剧重演。如果失去了势族阶级力量的支持，却又等于失去了王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因此，司马氏在新的王朝建立后，不仅无法对士族的贪污腐败有足够的力量制约，而且还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各大士族进行大力培植，形成新的平衡。

这就是西晋时期腐败风气迅速蔓延的历史根源，但司马炎从没有认真去思考如何杜绝这个祸根，只是单纯的采取平衡、妥协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王权，但阶级矛盾的激烈对抗越演越烈。

司马一家在司马懿领导下，顺利完成了魏晋禅代的壮举，使西晋成为一个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洗礼而建立的王朝，这是西晋的幸运，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不幸与不足。

因为统治者居安思危的意识会因此而减弱，司马炎把追求享乐当成小问题，视社会上弥漫的拜金主义为不见，是没有意识到它们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会助长腐败现象，最后让整个西晋王朝失去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