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逝的新闻记忆（22）走进《神奇的西部》赴西北采访纪实之五
（22）
走进《神奇的西部》
——本报采访组赴西北采访纪实之五
赵宝起
从伊犁返回乌鲁木齐后，为了节省采访时间，我们兵分两路继续前行。一路坐飞机直接进入青海，另一路就是司机师傅按原路回甘肃奔西安，在那里等候。我们几个人匆匆赶到青海省的省会西宁，来到氧气稀薄的青海高原。
青海省是回族、藏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当地少数人闹过事，让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听着毛骨悚然。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采访，我们不太了解人家的风俗习惯，必须依靠当地的宣传部门和媒体。
我们找到了《西宁晚报》，不料总编辑没在西宁，新调来的社长张富顺又不了解全国晚报界的情况。他说：“我们是地市级报纸，与省领导接触不上，不好帮助你们完成访谈录事宜。”为了达到采访目的，我们请他们尽量帮忙。同时，也找到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请求他们帮助。省委宣传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张大姐，是大学毕业后去青海的天津人，娘家住狮子林桥的海河边。她帮助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采访省领导的事仍然有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与张大姐这位天津老乡交谈得非常投机。我们要请她吃饭，结果她说晚上请我们吃饭。
西宁的夜晚比较热闹，张大姐喊来《西宁晚报》社长及副总编们，请我们在一家有民俗风味的饭店吃饭。按当地风俗，敬酒的人托着一个盘子，上面有六杯白酒。敬酒的人给你唱歌，歌唱完了，客人就得把六杯白酒喝光。当地人盛行划拳，谁喝的酒越多越是朋友。因为我是采访组带队，于是敬酒的目标对准了我。采访组6个人简单商量一下，晚上写稿和开车的人绝对不能喝酒。于是他们5个人坐了一桌，我自己和青海的9位同志坐在一桌。为了打开局面，取得对方的信任，完成采访任务，9位青海同志给我敬酒唱歌，结果我喝了最少56杯白酒。后来，张大姐才告诉我当地风俗的“谜底”。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傻兄弟，到西藏可千万甭这么喝。每杯酒抿一口就可以了。”《西宁晚报》的张社长也喝得面红耳赤，拍着我的肩膀与我称兄道弟，称赞我实在，拍着胸脯要帮助我完成采访任务。
靠真诚赢得同行的帮助，这是我们在外地采访的一条经验。第二天，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和《西宁晚报》全力帮助我们与省领导联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与省领导联系上。当地的同行们帮助我们出谋划策，甚至把到省委常委楼的路线都告诉了我们，鼓励我们自己闯进去采访。我们在旅馆里翻来覆去想办法，请《西宁晚报》帮我们查找省委副秘书长杨效平的电话，因为他负责省委书记的日常安排。刚开始，杨副秘书长说：“我已经跟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和《西宁晚报》说了，书记没有时间。”于是我们直接到省委办公楼，找到杨副秘书长面谈，没想到双方很谈得来。他说自己到过天津，天津人非常热情，最后终于答应帮助我们完成采访省委领导的任务。第二天，他给我打手机，通知我们下午3点到省委来，采访省委书记。采访非常成功，十分钟的采访计划谈了一个来小时。结束后，杨副秘书长还给我留下他的手机号码，说如果在青海省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事，就打手机找他。杨副秘书长、张副部长、晚报张社长都认为我们这些人诚实、可交，嘱咐了许多到西藏采访的注意事项。
西宁市一家企业通过天津的朋友，从天津给我打来了电话，愿意帮助我们完成采访任务。这是集藏医藏药及科研为一体的企业，接我们到企业进行了参观。在展室里，我们第一次看到1400年前，藏医药被人以图画的形式完整地描绘出来。我们站在这幅挂图面前，感到非常地震撼。这是祖国医药宝藏中的一部分，但我们过去对其了解甚少。在青海省许多藏传佛教的寺院，里面有的院落门前挂着两杆旗杆的，一般都是藏学院。有舞蹈学院、制作酥油花学院、藏医药学院等。不少转世活佛，终生在寺院里研究藏医药并为群众治病。
那家企业派出一名司机，开着一部桑塔纳轿车，送我和苏伟、张立往青海高原走。刚到青海，我高原反应很重，不仅手、脚都肿了，连脸都肿了。说来也奇怪，当汽车驶到海拔1900米、2900米、3900米这带“9”字的海拔地带，我的太阳穴就突然一阵急促地跳动。汽车从高往低走的时候，遇到这三个地带也如此。只要走路时注意慢速，我觉得自己有些喘外，也没有太大的不适。
公路旁的朝拜者（资料图）
驶出西宁市不远，在公路上就看到前往寺院的藏民。他们在手、脚上都绑上一块木板，五体投地一步一拜，从遥远的草原一直磕到寺院。每年，他们都要到寺院去一次，临行前先卖掉一部分羊，用来捐献给活佛们。然后，赶着一群羊，走到哪就搭帐篷住在哪，饿了就宰一只吃。到了寺院后，还要磕10万个头。年青力壮的，需要一个月时间。身体不好的老人和儿童，要在寺院里磕2至3个月。当返回到家里的时候，赶来的那群羊已经被吃光了。第二年，继续养羊继续去寺院，每家每户都选出一个男孩到寺院去当喇嘛，以免除全家人的灾难。待长大后愿意还俗的，还可以还俗。牧民生活比较穷困，尤其妇女分娩时常常因为难产死亡。我们在草原看到一家办丧事，是那样地隆重和神秘。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严肃而木讷的，几百个人在草地上忙来忙去。张立和苏伟端起照相机就拍，我仔细一看有些不对劲儿了，不像什么祭祀活动，那里是不是死人了。我忙喊张立和苏伟先甭前去，几个人用望远镜一瞧，果不其然是死人了。俩人没再敢前去，我们开车离开了那里。
在海拔4000米的日月山，一位懂得点汉语的藏族妇女，看到我们穿的服装印有《今晚报》字样，于是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最后鼓足勇气走到我面前。她问我：“你是记者吗？”一脸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十分敏感地问她有什么事？她吞吞吐吐地说：“我家有只老母鸡，最近下了一个软皮蛋，四周有太阳一样的线，别人都说不太吉祥。你们记者都是有学问的人，你说这个蛋吉祥不吉祥？”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在藏民眼里却是件大事。我告诉她，鸡下的软蛋是缺少钙质造成的，建议她将鸡放在有小石子的地方放养。她仍然追问我，这个蛋是否吉祥。我告诉她非常吉祥，是太阳高照啊。这位藏族妇女非常高兴，不知道怎样报答我们才好。西藏牧民的风俗非常神奇，我们必须入乡随俗，遵守人家的风俗。
在对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采访中，我们一方面要有原则性，另一方面还需要灵活性。只要对方不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不说那些不能接受的话，我们都应该热情交往。采访中，我们还要有相应的灵活性，不要搞成政府官员与佛教界那样的交往。
我和张立、苏伟到达青海湖鸟岛这个地区，青海湖里的黄鱼十分珍贵，平均每年才长一两肉。如果遇到十几斤的鱼，它比我们的岁数大多了。青海湖水每年都下降，过去的浅湖地段，现在已经裸露成草地，并在上面修了公路。过去的鸟岛是湖里孤单单的一个小岛，几十万只鸟在上面繁衍生息。由于湖水下降，与陆地连成一片。不仅有人到鸟岛上偷猎，甚至连狼、狐狸、獾也前去争食。狐狸和獾非常聪明，从铁网下面挖个坑钻进岛内。而狼就勇猛多了，两米多高的铁网一跃就跳了过去。张立和苏伟忙着拍照，我躺在旅馆里休息，当地司机时兴明在擦车。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高原反应不太强烈了，我在床上就躺不住了，与司机时兴明打个招呼，拿着摄像机包就出去找张立、苏伟。
我慢慢地往湖边走，突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有许多的寺院。与五台山差不多，于是决定进寺院去转转。
藏传佛教的寺院，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记者的好奇心，使我身不由己地走了进去。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位13岁的喇嘛。他背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水，一步步艰难地往山上走。他在家里行小，父母把他送来还不到一个月。在他的指点下，我信步来到了一个大寺里。这座寺院是藏传佛教的红教，我们没见过。塔尔寺是藏传佛教的黄教，跟这里不一样。有五、六个小喇嘛坐在寺院的地上，正在叽叽喳喳地互相开着玩笑，是那样的天真可爱。一看我拿着小摄像机进来了，十分好奇地看着我，并同意让我拍照。我打开屏幕让他们当场看拍的内容，这些孩子高兴极了。佛学院的住持旦增多杰走过来，他非常友好地看了我拍的录像。这位30多岁的住持，曾经到过天津，向我询问了许多天津的情况。一种想法在我脑子里突然产生，问他能不能带我见见活佛。他问我信不信佛，我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信佛。他说不信佛就无法与活佛见面了。我说，我们是东方的使者，是专门报道神奇的西部而来的，如果能把这里的寺院报道出去，那就有意思了。这位佛学院的住持领着我到了活佛的住所，让我呆在他的房间里，自己到活佛屋里请示。他一会儿出来，告诉我见活佛应该用他们的礼节，向活佛磕三个头，并把自己的钱物献给活佛。我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新闻采访团，连你们省领导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旦增多杰又进活佛房间请示，活佛同意以握手的礼节相见。
这位70多岁的活佛是整个寺院的住持，叫尕日旦，在藏民中非常有威望。我进入他的屋子，里面笔直地站着两排喇嘛，25岁的大管家，一只手总是举在胸口的位置，低着腰在活佛面前恭恭敬敬。这位大活佛问我：“上边对佛教的政策有什么变化？”我当时并不知道，西宁塔尔寺一个活佛跑了，于是说：“据我所知，上边对佛教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你对李某某如何看？”我的头发顿时竖起来了，这是没有想到的提问，于是我反问尕日旦活佛：“你怎么看待李的问题？”没想到这位活佛对李的批判，是非常深刻。双方交谈的气氛，慢慢地融洽地来。我看到桌上放着一双筷子，就对这位大活佛说，人世间有许多看不出来的骗局，比如用钱打折筷子就是一个骗局，你知道他怎么打折的吗？大活佛说不知道。我说，我能给你表演一下。他让管家拿来筷子和一张10元人民币，我让管家拿住筷子，用钱币一下子就把筷子打折了。这位大活佛惊呆了，大管家惊呆了，那些喇嘛也都惊呆了。大伙儿心里想，这个人比我们还神？当我把谜底告诉他们时，所有的人都笑了，尤其这位大活佛笑得都变了态，情不自禁地用手摸起我的头来。我让小喇嘛用摄像机拍的这段录像，为我们日后到藏民牧区采访提供了方便。当然，大活佛也“报复”了我一回，请我到佛教高层人士用膳的房间，吃一回糌粑。管家将一个碗里放上青梨麦炒面，放上酥油和水递给我，问：“赵先生，您知道这是什么吗？会不会吃？”我从书上知道，用手指在碗里搅拌，于是伸进食指搅面，洒了满地都是面。管家用中指到小姆指伸到碗里搅拌，结果他成功了。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这时，小喇嘛跑来告诉，有两个人找我来了。我一看手表已经是晚上10点了，苏伟、张立发现我没在旅馆，听司机说我好像上寺里去了，于是摸黑上山找我来了，两人急得满头是汗，见到我才放心。
青海的祁连山脉金银滩草原，是一个与外界隔绝30多年的地方，现在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新首府。当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就是在这里研制成功的。40年代，老作曲家王骆宾写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写这个地方。
这里的海拔有3048米左右，烧水到80℃就沸腾了。我们不习惯那里缺氧的状况，可那里的人也不习惯氧气充足的生活。我们到海北藏族自治州时，正赶上州委书记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就因为氧气充足，出现了昏迷。医生诊断其为氧中毒，现转到上海治疗。我和张立、苏伟到了原子城，心里确实有些激动。与原子弹一样大小的模型，矗立在纪念碑顶端。小型试验场地，用1.5米厚的钢板做的防护掩体被冲击波打得伤痕累累。当地宣传部的同志悄悄地告诉我们的故事，这是绝密的一件事，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更不能见于报端。1995年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宣布退役时，向地方政府进行了口头交接，尽管已经排除了核辐射，但仍然提醒地方政府注意此地的安全。
我们到掩埋工厂设备和车辆的地方，那里挖的坑很深很深，将核辐射的物品全部扔进里面，然后用钢筋水泥填埋，还原了山头的原样。不知什么原因，那块地方就是不长草，于是从别处移来草栽上，与周围的草显然不一样。圆圆的草地，就像一个太阳，很明显是移植来的。张立不顾我和苏伟的劝阻，跑到这座山头上拍摄了“中国第一坑”。我们发回的消息、通讯和照片，在读者中反响很大。我们在旅馆里赶写的《今晚周末》“探访今日原子城”，使读者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非常受欢迎。由于那里没有正式的道路，汽车在沙石道上颠来颠去，确实非常艰苦。听旅馆服务员说，王骆宾写的那个好姑娘叫珠玛，住在金银滩草原的山坡上，离州政府所在地45里。我们好一阵兴奋，想去采访这位好“姑娘”。结果仔细想来，王骆宾在40年代写的姑娘，现在还不得七八十岁。我们认真地找陪我们采访的当地宣传部和报社同行打听，结果才知道那位好“姑娘”珠玛，去年才去世。她的女儿还活着，仍然生活在金银滩草原，不过也是四五十岁的年龄了。由于急着赶路，我们放弃了采访珠玛女儿的计划。回到西宁市后，我和张立、苏伟一起乘飞机奔赴西安。此时，我们的两位司机开着车，恰恰也赶到了西安。《神奇的西部》采访组最后一站的采访，在陕西拉开了帷幕。《今晚导报》200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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