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伴千里——孙传禄赴延安经历记述

孙传禄夫妇合照。

求学上海

孙传禄（原海关广东分署兼任广州海关关长）是位延安老干部。他祖籍北海，父亲是做海产品及南路土特产的生意人，经营有方，生意红火，逐步扩大业务，于上世纪初就到了越南海防设店开业。孙传禄的父亲虽然携带妻儿在海外奔波，而在孩子的教育上，与大多数华人一样，千方百计送子女回国读书。家庭经济宽松的时候，就选择上海或广州的学校，希望后辈不忘祖宗，传承中华文化。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孙传禄被家人送到上海读书。

当时，中国时局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1932年初，日军侵占了东三省。1935年6月，国民党“中央军”在日本威迫下撤出平津和河北；1936年，日军进驻北平，危及华北。受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上海民众抗日救亡热情高涨，正在上海念书的孙传禄深受感染。民族危难，孙传禄焦虑不安，寝食难安。

此时，孙传禄接到家信，催其离沪。他认为南路边陲，难觅好书，便特地到书店采购几本书籍，其中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1934年至1935年在《读书生活》连载，1936年出版单行本。该书用生动通俗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热捧。

孙传禄亦是艾思奇迷，一连跑了几间书店才找到单行本，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购下来。随后，收拾好行李，带上《大众哲学》，赶紧南下返乡。从此《大众哲学》伴随着他整个生涯。

孙传禄（中间）与子女合照。

决定北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已回到海防家中的孙传禄思绪如潮，国内的战事时刻牵动他的心。

孙传禄约来几位少年同伴，一起讨论中国形势，他说：“国家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华儿女应该奋起抗争，不能当亡国奴，一定要打败日寇，收回国土！”

夏日炎炎，孙传禄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支援抗日前线。他们汗流浃背，一边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一边参加海防的华人华侨团体组织的募捐活动。

一连几天的晚上，孙传禄与伙伴们聚集在海边，远眺着祖国，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有着两种观点，有的人认为中国要靠“西安”，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孙传禄从艾思奇的著作《大众哲学》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方向。他毅然决定要前往延安，投身革命，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秋后一天，他约了最好的伙伴简明（广州小洲人，海防侨商之子）及另一位同学，“偷偷”取走家中的大洋，踏上了回国北上抗日之路。

直到1950年，他才得知当年他“偷”走了家中三百多块大洋后，全家陷入困境，加上战乱，致使破产，举家已迁回北海老家了。

辗转数千里

孙传禄三人不知道北上赴延安的路途有多遥远。他们从海防登上客轮船到达北海。他回到祖屋老宅看看，稍作停留，添加一些用品，就开始徒步北行，先到桂林，经贵州入四川，到达陕西，沿途辗转数千里。

虽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孙传禄等人也不敢随便透露行踪。遇上国民党保安团的盘查，众人一口咬定说是去重庆的。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商家子弟，家中在重庆有生意的关系，而且衣着整齐干净，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他们经四川进入陕西的路上，发现有国民党特务紧盯着，就七弯八拐躲避了敌人跟踪。

孙传禄等人一踏入西安，马上去找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原西安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俗称西安办事处），要求安排去延安。办事处热情地接待他们，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情况，问他们有没有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证明。孙传禄立即递上《大众哲学》说：“这是我的证明！”办事处的同志微笑道：“相信你们，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还劝他们耐心等待通知。

这样，他们在西安又呆了十多天，天天去办事处恳求。正在此时，办事处陆续来了几批流亡的青年学生，衣服破旧、面色疲惫、身体虚弱。一打听，是北京介绍来的东北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在路上徒步了三四个月了，身无分文，又冷又饿。孙传禄立即买来一大袋馒头、夹饼分给大家吃。办事处一位主任找孙传禄商量，用大洋租大卡车，将几百东北大学生送到延安。孙传禄三人商量后，决定把身上所有的盘缠都捐献出来，雇了十多辆货车，载上这些进步青年一起奔向革命的圣地——延安。

外语班的学生

1938年2月，他们到达延安，统一由中组部训练班安排，大多数人是分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军政班。这时孙传禄已满18岁，由于矮个子，被误以为其年龄还小，分配到陕北公学的外语班。

孙传禄会粤语、上海话、普通话、越南话等几种语言，学外语很有语言优势。往后几十年，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他都坚持外文学习与阅读。

在延安学习的日子里，学员们亲耳聆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也听到艾思奇等教员的讲课。多年后孙传禄回忆：“艾教员的讲课声情取胜，通俗易懂。”

《大众哲学》单行本一直陪伴着孙传禄。1999年，年近80高龄的孙传禄在昆明参加海关理论研讨会后，专程来到艾思奇的故乡——云南腾冲，他用中国最传统的祭拜方式，表达了对艾思奇敬仰之情，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

“小广东”与“老东北”

1938年4月孙传禄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到冀中区党委工作，他文笔好，善待同事，手脚勤快，办事踏实效率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广东”。孙传禄先后任冀中区党委秘书、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曾在冀中抗战的吕正操上将谈起孙传禄时，“小广东”的称谓脱口而出，对他的记忆尤为深刻。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随后孙传禄到牡丹江县开展土改和清匪反霸工作。那里，也是小说《林海雪原》故事的发生地。当年杨子荣深入虎穴剿匪的材料就是孙传禄（任牡丹江市委副书记）上报的。各地正在剿匪，很快得到上级的肯定和推广，为曲波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这是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而孙传禄非常低调，从没有向人提起。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吉林省地方志办派人来广州采访要写人物传记，才得以证实。

1949年春，孙传禄作为东北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南下途经北京时，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筹备处议事科科长。随后继续南下到广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先后任湛江、广州海关关长，中期调京参与筹建外贸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南下主持广东海关工作。每到一处，大家都叫他“老东北”。

孙传禄于2011年1月2日在广州逝世。他生前回忆往事时说：“二次北上，二次南下，从'小广东’到'老东北’，是我人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胜利的见证。”

资料来源：《穗关足音60载》、孙传禄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