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热爱的事，得慢慢找 | 美术史家巫鸿专访
本文转载自“此念”（ID：cinian16）
巫鸿作为中国美术史领域国际著名的学者，他儿时的爱好是画画，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是因缘际会之下，最后却步入了美术史研究的领域。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工作7年后，前往哈佛大学读美术史和人类学双博士，随即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
回顾儿时的画画梦想，和从事美术史研究之间的差距，巫鸿教授有什么感想？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亲给了他怎样的影响？青年时期经历的动荡和运动，为何没能磨灭他的创造力？对他的思想和价值观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上这些问题，在“此念”对巫鸿教授的这次专访中，都能看到答案。
巫鸿
著名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策展人。1968、1980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艺术史与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
曾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1994年起受聘于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及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 “斯德本特殊贡献中国艺术史”讲席教授。2002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01
// 走上美术史研究之路
毛思翩：听说您上大学的时候，本来很喜欢画画，结果那年正好画画没招生，您就学了美术史？
巫鸿：那是很早以前了。1960年代，那时候我们上大学没有像现在考虑那么多，有那么多挑选，基本上就文科、理科。我当时在北京，对外语也很感兴趣，但最感兴趣的是美术，特别是画画。
我从小就画，家里有些亲戚也是搞画画的，对西方美术特别感兴趣，所以从初一到高三，一直在美术组，每个星期都画画，所以很想当一个艺术家，当时最高的理想就是去中央美术学院。
其实当时我想考雕塑，因为觉得雕塑在中国好像不太发达，街上也看不到雕塑，但是在美术室里看到米开朗基罗、罗丹这种伟大的雕塑家，就很想做雕塑，而且我中学特别爱运动，还得过北京市的短跑冠军，雕塑好像也是个体力活。
但是很遗憾，那一年美术学院所有绘画、雕塑、国画都不招生，只有一个系招生，就是美术史，美术史当然就是做文字的，它不是真正做艺术，所以非常遗憾，有点丧气，故事就是这样，后来我就上了美术史。
02
// 真正热爱的事，得慢慢找
毛思翩：如果当时您走了画画这条路，人生和现在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巫鸿：很难说，因为当时即使读美术史也要画很多画，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但是在美国，现在学美术史不一定要画画，主要是看书、写书、读理论。
但是当时我们需要画很多画，一个星期大概有四个半天，都得在美术教室里画人体、画石膏像、做创作。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不会画，怎么谈美术，所以也有一定道理。
所以我在美术学院其实也画画，而且教我的都是很棒的教授，包括原来美院的院长吴作人先生的夫人，肖淑芳女士。她是留法的，非常棒的教授，也教过我，而且还挺喜欢我画的画。所以后来到一年级，有位教授看到我画的还不错，就问我想不想转到油画系，可是那时候我没转。
那个时代压力挺大的，在美院呆了几个月到半年以后，对艺术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不像一个小年轻人在外头，看着学院那么美妙、宏大、高尚，你进去了以后就发现很多人事、政治、思想，艺术其实就变得有点虚缈。所以在美院呆了半年后，我就觉得可能美术史是我真正想要做的，就没有去画画也没有做雕塑了。
毛思翩：所以您后来从事美术史，其实是您非常热爱的？
巫鸿：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正热爱的事，可能得慢慢找，不一定你一开始想做的，就是你最后真正要的，人生就是如此吧。
我确实原来很爱画画，现在没有时间，有时候还是会拿起笔来画点东西，前些日子和一个艺术家到外面去画山，也挺好玩的，但是现在不是专业的，而是一种乐趣。
当我看美术品的时候，那种对绘画的感觉还是有帮助的，你对绘画真的有兴趣，或者自己动手画过，你看一张画，看一个作品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
03
// 人本能就有创造力
毛思翩：在您生活中，出国之前其实选择还是很少的，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是可以选择的，从那个阶段到您出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巫鸿：因为我出去比较晚，文革以后才出去，在那以前感觉就是有一些机会可以遇见不同的人，虽然不是你选择的，但是还是对你有不同的影响，比如我父母的朋友，一些朋友对我有影响，但不是自己选择的，所以整个感觉好像有点随着一个大波大浪，可能是政治的、社会的运动等等，所以你不太能主宰你自己的命运。
但是就像有些电影小说里表现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个性，这些个性最后还是会反映出来。我和一些艺术家，也经历过那个时代，有那么多政治教育、大的运动，怎么我们还是有一些创造力呢？这些创造力的来源在哪儿呢？我们连学都没有机会好好上，书也不能随便看，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翻译，所以这还是人有的一种本质。
对于整个世界，对于家庭、朋友，人还是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有条件当然可以看更多的书、听更多的音乐，这当然有用。
可是那个本质的东西，我觉得永远都在那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看了很多小说、电影，即使在最悲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甚至也有伟大的艺术家在那种状态下出现。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事业或者道路不完全是由状况而定的，很多是由机缘和自己的努力决定的。
04
// 没有阶级，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
毛思翩：您成为今天的自己，哪段时间的经历，对您的影响最大？
巫鸿：我觉得好几段都很大，比如我们当时在美院上学，其实也没学什么，因为马上运动就来了。我们被送到乡下去劳动，到文革中间又被送到宣化、张家口去造纸厂、军队，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就什么都做，后来想一想，这些都对我非常重要。
这些都是别人给你，不是我选择的，但是它确实让我住到农村，住在炕头上待了十个月，经历过很多臭虫、一年没油花的饥饿、军队锻炼的艰苦。如果再让我去，我不敢，但是因为当时你经历了，而且还蛮诚恳地在做，这对我们这代人还是蛮有影响的。
虽然当时这种阶级教育的东西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打破阶级是有道理的，在我脑子里确实没有阶级概念。
有时候在美国，比如纽约上东区是富人区，上西区是中产阶级区，下东区就是移民，其实阶层文化非常明显，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很多人还意识不到。
我就没有这种阶级的分割，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影响。我的有些朋友比我年轻一点，送下去插过队也受到这种影响。这个不是故意去寻求的，但是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看人、看事情，这种价值观就会影响你，包括对社会的同情心，待人接物也都会比较开放。
05
// 我的父亲母亲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毛思翩：您父母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巫鸿：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的，但是是一种无言的影响，因为当时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往往会被运动、政治影响，特别是我的父母都是在国外留学，当时会被认为是不太可靠或者要经过不断自我批评的人，但是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善良，非常聪明的人，属于那一代的精英。
我父亲是做经济学的，他的书最近也有重版，是关于华北国民经济的书，大概1930年代出的，是中国第一本研究农民经济的书，毛主席当时还参考过这本书，因为他是第一本，我父亲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而且和当时很多的学者有关系。
我母亲是完全不同背景的，我父亲是南方人，是农业背景，我母亲是天津的民族资本家，很爱国，天津的博物馆里也有我外公抵制外国货的事迹。我母亲完全受西方教育长大，从小就在教会学校上学，后来上燕京大学，然后出国，我父母是在哈佛大学遇见的，我和我太太也是在哈佛大学遇见的，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好像佛教的轮回一样。
我父母从不同的背景下结合在一起，我母亲是莎士比亚专家，算中国比较有名的研究莎士比亚和西方戏剧史的专家，非常爱国，所以在抗战的时候，就辗转要回国来支持抗战。
我父亲也在49年建国的时候，从美国专门飞回来了，但是后来就非常坎坷，也被批判。所以整体来说，他们和我的关系是一种很近，但是不能明说的关系。他不能说你该看这本书，当时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影响。比如他要介绍我看文艺复兴的哪个大画家最好，他不能告诉我，因为那样别人就会批判他，甚至也会影响我的前途。所以作为父母，我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状态下，你既要对孩子好，希望他们长大能够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能够学习，但是又不能直接地讲。
他们两个人都是英文非常好的，但他们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在国内我都是学俄文长大的，英文当时认为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文字，不能影响儿女，所以就是在这种状况下。
但是我还是受了很多的影响，可能是言谈举止思想方式，可能是他们的书，他们的书在旁边就是一个生活的环境，我当时是要偷偷地去看，因为主动去看，可能他们又紧张了，觉得是不是对你影响不好。所以我看了很多很多书，包括我父亲的很多线装书，我母亲很多翻译西方戏剧的书等等，反正就是在那么一个状态下。
所以当我想起他们，因为他们都过世了，我觉得是非常温暖的，因为我们家的关系很好，也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但是又充满了不幸的感觉，和一种言语没有说出来的遗憾，就是觉得好像我应该多说一点，或者他们也应该跟我多说一点，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再说了，是这么一种比较复杂的感觉。
毛思翩：后来您在哈佛，您父母有再去看你吗？
巫鸿：我母亲和我姐姐都去了，很高兴。我父亲说到哈佛就说，我知道那里，我不要去了，我父亲对美国的兴趣没有那么大，所以后来主要就是我回来看他们，他们岁数也大了。
我觉得他们最后一段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整个国家情况也变化了，他们也都恢复原职，而且我母亲是中央戏剧学院非常著名的一个教授，学生对她都非常好，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授，后来被批斗就不能教书也不能写作，大概一直到七几年以后，她又被请回来做系主任的时候，很多老学生回来就抱头大哭，那一代人的生命太复杂了。
06
// 兴趣，要慢慢培养
毛思翩：您对您子女有什么影响呢？
巫鸿：我觉得大概也是一种不完全的言教，因为情况不太一样了，特别在美国的环境里。我的小女儿基本上是在美国生的，美国的教育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不能直接去告诉她你干这个，所以还是以身教为主，通过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情。
比如我希望能教她学中文，这是一个很多中国父母都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不成功的例子，就是家长把小孩送到一个中文学校或者一个暑期学校学中文，小孩根本不愿意学，而且她主要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她说我朋友和同学都不学，干嘛我要学，你不能说你是中国人你要学，这个对父母来说是合理的。对孩子来说，她在那么一个社会里，有很多民族，她希望是一样，而你再告诉她你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很矛盾的，效果也并不好。她当时是拒绝学中文的，但是最后转一圈也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
我和我太太都觉得，不要那么强制性，所以我们的办法也是结合我们的业务，就是每年都回国，每个暑假都带小孩一块回来见朋友、旅行，所以她认识到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人都在用这个语言，这就不一样，也不一定非要去背书。
后来挺好玩，她到10岁，人家问她说去过中国吗？她说去过十一次，后来她再学中文的时候，她实际上在她脑子里有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包括我女儿开始对文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显出对什么有更大的兴趣，我们也没说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学工或学理，就顺着兴趣去发展，直到她接近大学二、三年级以后，她忽然狂热地喜欢俄国文学和艺术。
因为她妈妈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所以有点把爸妈的结合起来，因为我是在做中国美术史，也不是做中国文学史，我是说俄文，但我那点俄文也比不上她，所以她很有成就感。但是实际上她也了解，这个受了很多我们的影响，我们现在也可以谈很多问题，但是这不是计划的，是自然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