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池文：黄道周的邺侯李泌情结

黄道周（1585～1646），明朝漳浦县铜山人，字幼平，号石斋，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生活于明末社会动荡、朝廷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时代。他学识渊博，才高五斗，又性格耿直。作为政治人物，他敢揭时弊，为官场所不容，致仕途坎坷，多次受贬，甚至惨受廷杖。作为教育家，他一生创办多所学校，最著名的有浙江余杭大涤书院、福建漳浦明诚书院、龙海江东邺山讲堂，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清兵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政权之后，黄道周坚持抗清，出任南明礼部尚书，积极反清复明。隆武元年（1645年），黄道周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两部尚书。在清军压境、国难当头之际，他以一介文官挺身而出，自请募兵抗御清军。因援军、军饷不济，在江西婺源兵败被虏，槛送南京，数次绝食，拒绝投降，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在南京壮烈殉国。其临刑遗言“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震耀千古，成就一代完人。

综观其一生，虽仕途坎坷，宠辱浮沉，不改其勤政清廉和耿耿赤子报国之心。探究其思想根源，是为儒家“修齐治平”入世励志思想的浓重熏陶。另外，从黄道周对邺侯书院的命名和多次专论该书院的情况，笔者意外地窥见其仰慕著名唐相李泌（邺侯）浓厚情结，而从二者之生平轨迹之细细品嚼，竟然发现：其品格志趣、宦海浮沉与李邺侯有惊人相似之处，可见其受李泌的影响至深。

黄道周书法

一、邺侯李泌生平事迹

李泌（722～789），字长源，唐陕西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是钦赐南岳隐士。肃宗为他专门在南岳烟霞峰下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古老的书院之一。李泌在此过了12年（757～768年）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的生活。端居室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之一。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有句“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可见其在南岳藏书之多。李泌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笈，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千百年来，李泌一直是南岳衡山的一位传奇人物，为儒家、佛家、道家和政治家所共同赞颂。

李泌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上留下光彩的一笔，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建树。

李泌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一直到贞元三年（787年）六月他才应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当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贞元四年（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在任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如调整官俸、裁减冗员、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时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唐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画像

李泌善于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肃宗即位后，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宁王李谈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极力反对，认为应该由其兄太子李豫（即后来的代宗）担任此职。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二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听取了李泌的建议。李谈遭谗被杀后，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1]。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克复二京后，朝廷实际上出现玄宗、肃宗两天子各居一方，李泌再一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当时，肃宗上奏避难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愿意再回东宫为太子，“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玄宗接到奏章后回：“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2]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玄宗已知即便是儿子真心让位，那些功臣也不愿意，权力交接的结果很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动乱，这才回去当了“太上皇”。李泌可以说是洞察了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人物的心理，是历史上成功地协调了皇帝复杂而又危险的家务事的第一人。

朱泚叛乱时，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并答应事成后把安西、北庭两块地方割让给吐蕃。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蕃的用兵并不积极，甚至还趁机在武功地区抢劫一番，最后主要还是依靠唐军自己的力量击败叛军。平叛后，吐蕃派使者来要土地，德宗也已经同意，而李泌坚决反对，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3]李泌的意见合情合理，朝廷最终拒绝割让土地。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李泌果敢坚强的一面，他不仅捍卫了朝廷的尊严，而且还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他还有着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清楚地洞察了乱军的命运，他告诉肃宗，叛军猖獗不会多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但后来肃宗急功近利，坚持先收复长安，结果把叛军赶回河北，从而形成无可挽回的割据局面，令人扼腕。

总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当时人柳砒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5]把李泌同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连、范蠡相提并论，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

二、黄道周创建邺山讲堂的李泌情结

黄道周纪念馆

黄道周对李泌的仰慕由来已久，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就在漳浦县邑北山父亲安葬地的草庐旁“别构数椽，以列大雅。左曰十朋轩”，恭祀他所倾慕的诸葛亮、管仲、董仲舒等十个治国名贤，其中就有李泌牌位。[6]此外，在其人物“杂著”卷三十四还专列“李邺侯”一篇，以钦佩的口气详细介绍其生平事迹。

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黄道周，他一生创办过多所学校，在明清之际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当属浙江余杭大涤书院、福建漳浦明诚书院，以及龙溪江东的邺山讲堂三所学校。其中，邺山讲堂是黄道周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的，也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书院。据《邺山书院记》载，“……癸酉秋，榜与张勖之诸生卜筑江峡，黄子有诗云：'有石真堪老，无家众所知。’乙亥秋，榜与吕而远诸生卜筑江峡，黄子有诗云：'何当奇石出，顿使野夫知。’门人始知黄子之爱诸翁也。不至十年，竟两卜筑兹山而不果”。另据《漳浦黄先生年谱》（明·庄起俦撰，清·陈寿祺校）载，“起俦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为我致意邺山。吾亦欲归，未知何日！’盖先生仓卒不忘邺山也。”

崇祯十六年（1643年），黄道周遭贬后在此谋划十年，营建讲堂。先筑三近堂于峡中，次筑与善堂于峡北，后筑乐性堂于峡南，并亲定《邺山讲义》七条作为治学为人的道德规范。竣工后，四方士子仰其德望，来邺侯山求学者络绎不绝。“当道绅耆、八方人士，环江拱听者，日以千艘”。对此，《漳州府志·古迹》亦载：“邺山讲堂在柳营江溯流而北。明季黄石斋道周讲学于此，四方从学者以千计。”

邺山讲堂的命名可以看出黄道周浓厚的邺侯情结。

一是改讲堂所在之山名为邺侯山。黄道周在《邺侯山记》小序中说：“邺侯山，亦名焦桐山[7]，诸子谓其骨似邺侯也，故复邺侯之，并以名山”。这里的“诸子”指他的学生，作为师长，当然起主导作用，山名当然是由黄道周改“焦桐山”而来。黄道周在《邺侯山记》记述：“邺侯山者，即漳艮岳之阴。北溪迸流，将汇于江东，长桥束之。步皋蜿蜒谽谺多奇，盖蛟龙出没，风涛崩激，沙土已汰，石骨总出，若或为之，莫知其然，旧称蓬莱峡，里人名之曰石仙。石仙者，指其蜕峙林立，飘然若登者也。”所谓艮岳之阴，指的是宋徽宗于政和七年（1117年）在东京汴梁景龙山侧筑土山名曰艮岳，艮在后天八卦居东北位置，焦桐山居江东，在漳之东北，恰与“艮岳”地理位置相吻合。黄道周因“其骨似邺侯”而改焦桐山为邺侯山。

二是把建在邺侯山下的讲堂命名“邺山讲堂”。以新改之山名邺侯山来命名新建的讲堂，恰与唐肃宗为邺侯在南岳烟霞峰下兜率寺侧所建的“邺侯书院”（端居室）同出一辙，黄道周的邺侯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邺山讲堂完工后，黄道周所写的文章涉及此处的就有十多篇，其中还有专门叙述邺山讲堂的文章《邺山箴》等9篇，足见以“邺侯”为名的邺山讲堂在黄道周心中的地位。

三是邺山讲堂之三座主体建筑的命名也蕴含着邺侯的品格志趣。邺侯讲堂包括三近堂、与善堂和乐性堂三座主体建筑。三近堂建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是邺山讲堂最早的建筑，也是黄道周讲学之处，“三近”即近山近水近月，以自然界中的山、水、月比喻修身应如孔子之“好学”、周公之“力行”、伊尹之“知耻”，体现了黄道周把“好学、力行、知耻”置于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与善堂是邺山讲堂的谒圣之所，其所奉祀的有孔、颜、曾、孟等圣贤，凡宾客至者，必须先到与善堂拜谒先圣贤。乐性堂则是黄道周与门生讨论知识道理之处所，使弟子感受学习中“明理知性”的乐趣，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这三座建筑的名称完全体现了黄道周对邺侯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居庙堂之高竭力忠君报国、退山林之远不忘国是民忧之品格。黄道周和他的弟子常聚于邺山讲堂，“征功于三近，讨德于与善，从容于乐性”。

邺山讲堂是一所建制完备的书院，在崇祯十六年、十七年间，共举行4次讲问大会，演习正规讲仪，与会者最多一次达404人。正如清乾隆福建巡抚潘思榘在《重修邺山讲堂碑记》所述：“讲仪具琴瑟钟鼓，立监史，读誓戒，献酬歌诗，主宾百拜，四方问业之彦，溯江而会者数百人。盖礼乐彬彬河汾矣，何其盛也。”[8]四方学子在黄道周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感召下，前来求学，使得当时讲堂前“八方人士，环江拱听者，日以千艘，盛极一时”。[9]

三、黄道周知与行深刻的李泌印记

邺山讲堂碑刻

邺侯对黄道周的影响还深深体现在黄道周的执政理念和实践上。黄道周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甚至可以献出身家性命的高贵品格，他退居山野犹关注国家大事、民族利益，进入庙堂便竭尽全力、鞠躬尽瘁的忧国忧民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执著精神，无不印记着深刻的邺侯痕迹，当然，也使得他的仕途与邺侯同样充满坎坷。

一是忠君报国，直谏不怕犯颜。黄、李二人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浓烈熏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有忠君报国、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政治态度鲜明，观察问题敏锐，具有不畏权势、不随流俗，敢于犯颜直谏的超人胆识，有为了社稷安危可以舍身取义的君子之风。

政治责任感是铮臣的重要素质，特别是谏议的职责决定了他们直接所面对的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作为皇帝身边的大臣命运凶险，意见提得当否是一回事，皇上心情好坏更为重要，稍有不测，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李泌是唐代名相，他有胆有识，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犯颜直谏，即使皇上大怒，依然据理力争，并以最终结果使得皇帝心服口服。唐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不保。肃宗即位后，便想复仇：“（肃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旧怨，将内惭不怿，万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10]

对关系自身安危的一些意见，李泌的表现也令后来的仕宦者钦佩。《新唐书·李泌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德宗立李诵（即顺宗）为太子，太子妃的母亲是郜国公主，郜国公主犯蛊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牵连到了太子，于是德宗便有意废除对蛊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对此，李泌反对的态度相当坚决，以至于德宗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竟拿灭族来威胁李泌，而李泌执意更坚：“世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新唐书·李泌传》接着记载说：李泌“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协，不顾全家性命，竟然与皇上争执达数十次之多，这种坚持真理威武不屈的精神实为难得。

黄道周当然了解和仰慕李泌为社稷不避生死，敢于犯颜直谏的高风亮节，他认为作为臣子应对朝廷制订的各项大政方针的正确与否表明态度，“大礼议起百僚，廷争不避鼎镬”[11]是臣下应有的品质，他与李泌一样，虽然不是专职的谏官，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多次不避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并因谏被贬。即使仕途坎坷是因谏而起，但他仍不改初衷，照样不平则鸣，积极言事。就在他远谪辰阳10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因“念其清操力学，尚堪策励，准赦罪还职”[12]。他刚回到京城，打听到被他的事所连累的解学龙、叶廷秀等人还在谪戍之中，尚未解脱，又上疏为之申诉，向皇上“乞以特恩再沛臣泽，悉赦诸坐臣株连者”[13]。

二是仕途坎坷，数度宦海沉浮。李泌因直谏而受到皇帝重视，当然也不免遭来屡次的宦海浮沉，曾有过四次归隐，五次离京的经历。第一次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14]。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15]。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的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

李泌画像

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年），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但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做到了儒家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不管仕途如何沉浮，都能泰然处之，心情都很平静。

黄道周所服务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缺乏主见，疑心重重，忠奸不辨，甚至是非颠倒，导致奸佞弄权，忠臣受压，言路堵塞，形成“独立敢言人少，谗谄面谀人多”的局面。黄道周想奋力改变这种局面，甚至试图以自己不怕降级不怕坐牢不怕死的铮谏挽救即将颓倾的明朝大厦，但是他的种种正确的意见非但被崇祯皇帝轻率地否定，反而被说成是“滥举逞臆“、“偏私、支饰”、“平生学问，只一佞口”、“朋串扰乱”[16]，并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惩处，他从天启二年（1622年，38岁）中进士入仕途起，到隆武元年（1645年）年底反清兵败被俘，因上书言事，多次触怒皇帝，屡次遭受谪贬：一次被削职为民，两次被降级贬职（最重一次连降六秩，任江西布政使司都事，从七品），一次被远戍遐方，最后还被投入牢狱。二十来年间，真正履职的时间并不长，连他自己也说：“臣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17]。其宦海沉浮、仕途坎坷为历代铮臣所少见。

虽然黄与李仕途同样坎坷，同样数度沉浮，但因黄、李两人所处时代不同，所服务的皇帝不同，因此导致了他们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结果。

三是国家面临危难时，均以一介书生勇赴国难。两个人虽然生活年代不同，但都处在社会矛盾尖锐、局势动荡的时代。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对波云诡谲的乱象做出了清楚的预测，高瞻远瞩地向肃宗提出了前面已述的三点平叛方略，被后人认为堪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紧接着，身为太尉、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亦反，再加上当时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德宗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于是就有大臣提出与李怀光妥协。这时，“李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18]。李泌用带有文学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怀光与朝廷的关系，说服了皇上，李怀光叛乱最终被平息。

黄道周也有同样遭遇，在北京被清军攻破、清军步步紧逼、南明政权已风雨飘摇的危难之际，黄道周先后被提为礼部、吏部、兵部尚书（正二品）。大敌当前，黄道周不仅像李泌一样积极提出许多挽救时局的好建议，而且在满朝文武大臣谈“清”色变、推诿扯皮的情况下，黄道周以一介书生拍案而起，奋勇当先，亲赴江西抗清前线，招募兵员，率军抗清，终于兵败被俘。他拒绝了清朝皇帝的高官厚禄，绝食十四天，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慷慨就义，给自己讲求忠义、追求操守、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释：

[1]引《新唐书·诸子列传》。

[2][3][4][5][10][14][15][18]引《新唐书·李泌传》。

[6]（明）庄起涛《漳浦黄先生年谱》，载《黄漳浦文集》，国际华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73页。

[7]焦桐,东汉蔡邕见人焚桐木炊饭,知其木有好音可作琴,遂乞为琴,号焦桐琴,其尾被火烧焦也，是历史上的名琴。焦桐山,史书未载起于何时,想是该山曾遍是桐树，后遭烧山成焦桐之故矣。

[8]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1994年缩印本，第1085页。

[9]单德谟：《重建邺山讲堂记》，载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1994年缩印本，第1087页。

[11]黄道周：《救钱龙锡疏》，载《黄漳浦文集》（上）卷一·疏，第1页。

[12][13]载《黄漳浦文集》（上）卷首，第53页。

[16]（明）洪思《黄子传》，载《黄漳浦文集》（上）卷首，第49～50页。

[17]载《黄漳浦文集》（上）卷首，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