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家聊聊，一件我最近纠结又拧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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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讨论无处不在」

陈迪老师最近有一档音频节目非常值得推荐，在看理想平台上，叫《观念辞典》。在这个节目的开篇，陈迪老师提出了「政治与公共讨论无处不在」这一观点：历史变化的契机，往往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出现而展开的。你的意见、你的态度、你的真实想法，只是反反复复地，被缩略到“群众一片赞誉”或者“各界强烈谴责”之中。

但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一片赞誉和强烈谴责，恰恰是公共空间里存在着的群体与群体话语，赋予了我们对社会话题讨论、思辨、深入、和解的契机。

即使今天对乌合之众的谴责已经渗透在了互联网的所有角度，即使今天所有的公共讨论都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摇摆——但公共讨论始终意味着不一样的声音和来自不同经历与阅历建构的个人观点对问题的推进，公共讨论始终具有极高的启发性作用。

至少在我这里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在周五的晚上，我想借这个已经陪伴了我和班班三年的平台来和大家讨论一个私人话题——这件事让我困惑、拧巴、纠结、无奈：以至于在我持续的纠结中我觉得这件事不仅是一个私人问题，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是一次对「法律、社会权利、社会责任、贫穷」等问题的映射与思考。

「想和大家讨论一件事」

因为事关我个人，所以我首先将努力扮演一个「他者」的角色，抽离我个人的情感，尽可能客观的还原这件事情。

两周前的一个周五晚上，我妈妈在路边准备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电动车撞倒。电动车车主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当时他因回头看身后有无机动车而导致疏忽了他前方的人行道，在下坡且速度较快的情况撞伤了我妈妈。

事后他并没有肇事逃逸，而是在我到达现场后和救护车一同去了医院，在检查和救治过程中陪同在侧一言不发。当时已经晚上十一点，我留下了他的电话便让他先行离去。而后他直接失联电话关机，一直到两周后的这周二我才联系上他，他解释之前自己手机丢了。

我妈妈目前的情况是肩胛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嵌入9个钢钉与一块钢板；右侧十根肋骨骨折，短时间内无法进行任何简单活动。

对方的情况是人与电动车皆无保险，他在麦当劳打零工月入3-4k左右；事故发生时并非工作时间公司不承担责任，家中父母都没有具体的工作和退休金——按照警方的话说：家庭情况较为困难。

这件事情警方判对方全责，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医药费与后期的相关费用都需要对方赔偿，具体数额我就不说了，但对于对方的家庭而言绝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从权利到人情的拧巴」

其实这只是是一个很简单的赔偿问题：金额一般，定责不复杂，伤害较之其他事故而言不算严重。

我咨询律师，假设对方无力偿还索赔该如何？

律师是这么回答的：你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执行包括分期付款或者是抵押固定资产。也就是说在他无法赔偿时，可以冻结他的房产或者是限制高消费，包括出行、房贷、车贷等一系列涉及到刚需的消费。

这就等于，如若这个人没有中彩票或者突然崛起开始月入过万的话，他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都要为赔付这笔钱而奔波，甚至可能会居无定所，可能会无法成家、可能会连累到他的父母等等。

每每想到此处我就会觉得不安，这笔医疗费用于我的家庭而言也很庞大，但并不会构成巨大的压力，但于他而言，很有可能就会毁掉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

但我纠结和拧巴的点就在于，在医院陪我妈妈的两周里，我也亲眼目睹了她的痛苦，毕竟十根肋骨骨折导致完全无法正常的行动，生理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卧床难以行动也确实给更年期的妈妈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情绪，这一点上我不能忽视，更无法原谅。

索要赔付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作为受害者而言赔付也是在目前情况下能得到的唯一慰藉（肇事者甚至没有来医院看我妈妈一眼，当时我们还说如果他来了就算了）。但权利之上我依然无法与自己的同情和解。

「为什么想聊这个」

这两天我反复在对「贫穷」和「弱者」这两个词进行关联性思考——贫穷是否等同于社会弱者？什么样的贫穷才等同于社会弱者？弱者在社会上是否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我们有应当如何去界定弱者的身份？

假设我不做出退让，会显得冷漠吗？假设我做出退让，这合理吗？

其实说句自暴自弃的话，我就是既想做个好人，又觉得委屈死了不能白委屈，又当又立第一人——所以才又纠结又生气又拧巴。

我想知道，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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