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庭献，字赞臣，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丰镇隆盛庄人，清末举人，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曾任过丰川书院堂长，归绥中学堂的英文教员。民国初年，先后任绥远兴和县知事，山西浑源县知事，山西翼城县知事。1920年当选民国国会参议员议员，并获几届的连任。1926年任京绥铁路局(今京包铁路)副局长，1928年升任局长。“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古以来，概莫如此。用今日的话说，班庭献，不仅是“富二代”也够得上“官二代”。隆盛庄有条“四老财巷子”，当年，居住着四门富户，班家为首富。班庭献，其父班寿山，人称“寿山老财”，以经营牲畜皮毛生意为主，是隆盛庄有名的大财主。与他交往的，多是察绥一带的大商号大商人。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有家大皮毛商号，名“集生祥”，商号的创办人和经理，名李祥，字子云，祖籍山西阳曲县人。此人注重结交山西票号的老板，也爱联络当地的土财主，为的是开财源，拓财路，将生意做大。班寿山就是李祥的莫逆之交，在做生意中，互通信息，在资金的利用上，互为周转。1914年（民国三年）7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皮毛牲畜行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外国人看好的皮毛以及猪鬃、肠衣、骨头等，也因歐战，难以外销。天津“洋行”无法出口而停止收购，毛皮价格一落千丈。归化城有一家叫“福合成”的皮毛店，把一批皮毛存放在天津，最后拍卖时尚不够货栈房的“栈租”（天津的栈房全靠栈租来维持生计）。大同一个姓贾的皮毛商，因为皮毛价格的下跌，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到1918年后半年，大战快要结朿时，“集生祥”经理李祥判断皮毛一定会起行情，但四年的世界大战，令皮毛牲畜行业的威望不在，“钱庄”、“票号”均不愿贷给巨款，他的商号无法大量收购囤积皮毛。于是，李祥和隆盛庄的班寿山约定，由班寿山大胆地收购皮毛，由“集生祥”负责销售，从中只收取“佣金”，“寿山老财”如约照办。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皮毛价格，一路回升，班寿山的一次皮毛生意就赚了20多万块现大洋。20多万块现大洋什么概念？归化城最大的皮毛店“集生祥”的本金，仅有5万余元现款，另有客商拖欠的12万余元；从中可知，隆盛庄“寿山老财”的财力雄厚。为什么民国年间，出洋留学的，赴京上大学的，丰镇人中，隆盛庄人居多？就是因为，隆盛庄粮食、皮毛和牲畜的商人多，发了财的富人多。班庭献的岳父叫田应璜（1865年一1927年）山西浑源县蔡村镇人，清末举人。曾在山西大学堂讲授明史，兼课山西武备学堂。闫锡山于1902年，进入山西武备学堂，是班里的班长，和田应璜有师生之谊。1904年，闫锡山被公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再次见到去日本考察教育的田应璜，而田应璜对闫锡山这位门生，也十分欣赏，并多有称赞之词。闫锡山就任山西督军之后，对恩师尊崇有加，曾邀请田应璜担任山西民政厅长，田力辞不就。后又邀田为山西都督府高等顾问，对田备加礼遇，对省内的军政大事，多有咨询。田应璜在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当选过国会议员，国会参议院副院长、院长。1917年（民国六年）出任山西督军闫锡山的驻京代表。1918年（民国七年）王辑唐组织安福俱乐部，他当选副议长。1919年（民国八年）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因病辞退。1926年（民国十五年）6月，他署理北洋政府内务总长，7月因病辞任。1927年（民国十六年）他任奉系安国军司令部政治讨论会会员。同年病逝，享年62岁。田应璜生前不仅与晋系军阀闫锡山有师生之谊，同时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情深厚，加之，其子田汝庚与张学良在北大就读时结为盟兄弟，田与奉系的关系也甚为密切。有一年，晋军从日本购买了一批军火，运送当中，途经奉天（沈阳）被张作霖扣留，闫锡山随即派田应璜前去交涉。经过田的周旋，不久，这批军火发还山西。事后，闫锡山给他酬银十万两。田将此银交与长子田汝弼，让他开发应县广济水利公司，此项水利工程，使应县、浑源二县受益。田有二子五女，长子田汝弼是过继其兄的，曾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于1943年病故。次子田汝庚，在北大就读时，得急病突然去世。田应璜养病期间，遇到儿子的变故，打击极大，不久，也郁郁而终。田应璜死后，闫锡山为其举行隆重的路祭仪式，张作霜派秘书长袁金凯为田写了“墓志铭”；闫张等20多位高官均致送了挽幛。田死后，亦备极哀荣。田应璜有五女，班庭献之妻，为田之三女。班庭献一生官场上不断转换，免不了受到岳父的援引。班庭献家资雄厚，靠山坚实，再加本人谨小慎微，博学多才，难怪可平步青云了。民国二年（1913年），班庭献任浑源县知事，适逢中央政府颁布了“断发”、“易服”等一系列法令。浑源县县境偏僻，信息闭塞；百姓观念守旧，旧俗难化。数月下来，剪发者寥寥，这让班庭献为此着急。恰好此时，本乡人王荩臣从太原回到了浑源。王荩臣，清末举人，1905年，进山西大学堂西斋就读七年，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此次回乡，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原籍落实新政权的法令，推动“剪发”的新俗。王荩臣回乡后，拜会县知事班庭献，共商“剪辫”大事。班庭献作为地方官，革故鼎新，自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二人商议，决定派出警察，以强制的办法，剪辫子，易风俗。在班庭献和王荩臣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先是宣传动员百姓“剪辫”，接着，班庭献和王荩臣率先垂范，各各剪掉自己的辫子。开始，向城门站岗的警察每人各发剪刀一把，遇到路过城门的民众，认辫不认人，一律动手剪掉。但多数乡民逃避剪辫子，致使剪辫的效果并不显著。此时，王荩臣急于求成，他身揣大剪刀，光着头亲自在城内剪辫，见有发辫的人，不由分说，上去便剪。被剪者，哭求归还辫子，说是要留着死后放进棺材里，落个全尸。浑源地处偏僻，人们观念落后保守，因此将剪辫视为人格上的污辱。好多人深怕辫子剪掉，有失体面，受人嘲弄。班庭献和王念祖派警察去强行剪辫，弄得人们惶恐不安，引起了一种群体性的不满。这一年的夏历“六月六”，是浑源城传统的祭河神、赶庙会的日子。这天，河神庙人山人海，一派热闹景象。这时，一群警察手持大剪刀，悄然潜入河神庙的人群中，抓住人们的辫子就剪，引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其时，逛庙会的群众中，有不少群众是“园子行”的青年菜农，他们拿起铁锹、镢头当作武器与警察们对峙，打死警察二名，直到把警察赶跑。这些菜农，大多受雇于拥有菜园的园主，他们的行动受到园主的支持。在此后的一两天间，“园子行”园主们为菜农们开办伙房，供应饭菜，使得人数越聚越多，竟发展至数千余众，名曰“铁锹会”，蔚为壮观。“铁锹会”的首领是“园子行”的头目，名张文、石大仁还有豆芽铺的老板杨老二。在浑源思想保守的劣绅们鼓动下，成群结队，人手一把铁锹，高呼“打倒新士绅”的口号，烧毁了王荩臣的老宅。然后，打听到王荩臣藏身之处，又鼓噪而去，烧毁了浑源中学堂（俗称东关书院）的56间房屋。其时，王荩臣却藏身在自家药铺中，这天夜晚，王在班庭献和药铺伙计的照应下，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逃出浑源城，日夜兼程，跑到太原告状。王荩臣在太原找到田应璜，将浑源城因剪辫子而发生的事，哭诉了一番。田便把这件事告知闫锡山。闫锡山听后，十分震怒，认为浑源的发生的事，是反革命行为，是农民的暴动，准备发兵镇压，要杀绝“铁锹会”。田应璜有乡土观念，他不想让乡亲们残遭杀身之祸，他建议：不发重兵，只惩“铁锹会”头目，其余协从人员，一概赦免。闫锡山听从了自己老师的意见。随后，闫锡山向大同镇守使孔庚发电，孔庚只派一营士兵，去浑源城，包围了“园子行”的地址，从中缉捕了“铁锹会”中的几个头目，经过审判，只处死了张文、石大仁两个头目。至此，浑源城由剪辫子引发的风波，随之得到平息。这场风波后，王荩臣远离故土，流落异乡。家中的事，只能由其父王梦曾来料理。其父深知，浑源菜农不敢向县太爷班庭献发泄恶气，是深知县太爷有“靠山”，难以撼动；却把自家当成替罪的羔羊，他是哑巴吃黄连，苦而难言。为了消除地方人士对自家的嫉恨，他卖出自家700亩土地中的400亩，用所得的大洋，重新修盖宅院，并为修缮“东关书院”捐赠了部分善款。京绥铁路，即现在的京包铁路，一度曾叫平绥铁路。民国初年，全国的铁路干线还不多，而京绥铁路是通往西陲的大动脉。在北洋时期，京绥铁路的局长，大多出自“交通系”。进入军阀混战的年月，华北一带走马灯般地变换“大王”，冯玉祥，闫锡山，张作霖都想控制京绥铁路，都想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管理京绥线。三个“大王扔绣球，巧好相中班庭献”。班庭献任铁路局长期间，正赶上晋系军阀(闫锡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混战时刻。京绥铁路的货运车皮，有的被张作霖虏掠至东北的中东铁路，有的被军阀将领转卖（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记载，晋绥军杨爱源驻兵丰镇一带，就曾倒卖过京绥路上的车皮）。再加，军阀们因强夺地盘，不断地炸毁桥梁或挖断路轨，因此，平绥铁路的收入顿減，路局拖欠职工工资，从而引发了铁路工人的罢工工潮。作为铁路局局长的班庭献，当然不能坐视这一困顿的局面。他无力翻天，却有手腕镇压工潮，这是班庭献一生洗刷不掉的污点。班庭献在铁路局局长的任上，也做过对乡梓有益的事情，那就是1926年至1928年，晋冀察绥一带遭遇了连年的旱灾。尤其是绥远的全省赤地千里，灾民流离失所。民国政府的赈灾委员会为察绥灾民调运粮食，班庭献在车皮十分吃紧的情况下，积极为乡梓筹措车皮，救民于水火，为此，绥远当时的赈灾官员不止一次感谢过他。班庭献卸任京绥铁路局长后，铁道部还任命他负责勘探、修筑绥宁铁路（包头至宁夏）的督办，只因时局动荡，经费无着，此项动议，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班庭献的后人中，有一子，名班浩，北京大学毕业，曾任过归绥中学校长，抗战时寄居北京，客死异乡。我读初中时，丰镇中学曾有一数学老师，名班智，后调入呼市十三中，是班庭献之子，还是之侄？欠知。班庭献虽为隆盛庄人，但隆盛庄人中，了解班履历的人并不多。隆盛庄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事。缘何说起？九十年代，我至隆盛庄前辈张书绅老师家，谈起了班庭献，他一概不知，他只知，班寰副县长是他本家。
一一我记下故土的这些故人往事，不愿因历史的尘封而被淹没，只愿为家乡留下种种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