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涵芬楼秘笈的前世今生
《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日刊，发表时有删略，以下为原文：
《涵芬楼秘笈》的“前世今生”肖伊绯（兹以此文纪念商务印书馆开创120周年，1897—2017）“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其前身为1904年开辟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此楼最初是供工作人员查找文献资料的内部图书室。随着商务印书馆搜购图书文献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陆续购藏了诸如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等巨量古籍善本之后，为了妥善保存这些珍贵文献，1907年，宝山路新的商务印书馆办公大厦落成时，又于三楼专设收藏古籍文献的图书馆。1909年，孙毓修（1871—1923）受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1867—1959）委托，将其命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详参：《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97）孙毓修，字星如，号留庵，江苏无锡人，清代诸生。曾师从著名藏书家缪荃孙（1844—1919）研究目录版本之学。1907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辑，兼编译所图书室“典签”。因其精于目录版本，旧学根基深厚，又兼通英文，很快成为张元济管理图书馆的理想助手。入馆伊始，他即协助张元济做了大量选购旧书、鉴定版本、修补残书、配钞缺本的工作，还在张元济的授意之下，为编译所资料室制定了《借阅图书规则》和涵芬楼最初的善本书目等。孙毓修不但见证了涵芬楼之诞生，还为“涵芬楼”这个文化品牌首度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为载体面市，做出了卓越贡献。1916年9月，《涵芬楼秘笈》第一集，一函八册，正式出版。第一集中，影印了三种珍罕古籍，排印了一种明代钞本，皆是涵芬楼的珍藏之物，确为世所罕见的珍本秘笈。书前有孙毓修总序一篇，文曰：涵芬楼秘笈序阮文达公谓传刻古书，于己谓之有福，于人谓之有功，旨哉言乎。然刻而勿善，失古人之真本，贻后人以巨谬，如明季陈眉公派者，犹勿刻也。是宜折衷于顾千里之言。顾氏之言曰，为宋元本计者，当举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续千百年为今日也。毓修窃谓覆刻旧本，皆当墨守此言，匪独宋元本也。翻刻旧版勿稍改易，疑以传疑，误以传误，行款版口缺笔边线，一一惟肖，先辈谓之影刻。其风始于南宋，至近代而益谨于顾氏所去，毋失其真，其庶几焉。今收藏家遇前人影刻之书，珍重与天水蒙古椠本等。盖以此也。自摄影之术大行于世，影刻之精又为顾氏之所不及料，摹写上版维字画不改，终觉貌似而神遗，摄印则神貌兼至，其善一矣。古书多一校录同多一谬误，故书贵原本，摄影既不烦校录，自不失本真，其善二矣。镂版可以传久而不能速成，摄印则可速成，而亦能传久，其善三矣。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亟许石印《孔子家语》为善本，良有以也。辛亥鼎革，八方云扰，独海上晏如，东南遗老避地来者，皆喜收藏，善本日出。涵芬楼以公司之力，旁搜远绍，取精用宏，收藏最富，闵古本之日亡，旧学之将绝，出其宋元善本，次第摄印，汇入《四部举要》，成古今未有之丛书。复以旧抄旧刻、零星小种，世所绝无者，别为《秘笈》，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之例，以八册为一集，月有所布，岁有所传，其用心亦勤矣。采用新法流传古本，书之善而卷之多，尤前人之所不及，而为著录家别开生面者也。丙辰九月五日，无锡孙毓修序。上述600余字的序言，将古本影刻与影印的源流与异同，评述得十分明晰精确。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摄影技术复制古本，以其逼真还原的技术优势，超越并替代了耗时耗资皆巨的影刻古本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四部举要》，即《四部丛刊》，作为商务印书馆流传最广、声名最著的古籍影印丛书，当时虽尚未印行，但已然在筹划之中了。也即是说，《涵芬楼秘笈》与《四部丛刊》（初编于1919—1922年间印行），有前后承续的某种联系。事实上，《四部丛刊》从创意发起到筹划启动，孙毓修也一直是具体工作的主持人；他于1915年所撰《四部举要说略》，及1916年所撰《涵芬楼秘笈序》，皆堪成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影印领域的“开篇语”。当然，《涵芬楼秘笈》与《四部丛刊》，既有承续一脉的关系，亦有旨趣各殊的差异。首先，《涵芬楼秘笈》的印行周期，早于《四部丛刊》，为商务印书馆拓展影印古籍项目的“初试”。按孙毓修所撰《涵芬楼秘笈》所收各书的书后题跋来考察，书跋落款时间最早者为“乙卯冬月”（1916年初），最晚者为“辛酉三月”（1921年4月），可知《涵芬楼秘笈》辑印应自1916年至1921年间，大约历时6年。在这一印行周期后半段，《四部丛刊》初编方才陆续推出。再者，之所以称其为“初试”，还因其所收各书并非全然依据古本影印而成，其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铅字排印本，即依据古本内容校录之后付诸排印而成者。在这些铅字排印本中，还有只影印古本原有版画，原书内容却付诸排印者。可以说，《涵芬楼秘笈》虽在装帧样式上高度统一，但在印制方式与古本择选原则上，还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初试”特征。为便于考述，笔者将曾寓目的《涵芬楼秘笈》各集印行数据，拟为表格形式，统计如下：《涵芬楼秘笈》各集印行数据一览集数种数册数集内书名及印制方式初版时间售价第一集48排印：《复斋日记》影印：《忠传》《续墨客挥犀》《识小录》1916年9月（1924年1月三版）白纸三元；黄纸二元五角第二集58排印：《消夏闲记摘抄》《蓬窗类记》影印：《山樵暇语》《黄尊素说略》《霍渭厓家训》1917年2月（1924年1月三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三集68排印：《西湖老人繁胜录》《松下杂钞》影印：《孙氏书画钞》《彭氏旧闻录》《太仆行略》《明译天文书》1917年11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四集78排印：《赵氏家法笔记》《厓山集》（原书版画为影印）《敬业堂集补遗》影印：《尚书释文》《华夷译语》《北湖集》《傍秋亭杂记》1918年3月（1924年1月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五集58排印：《扶风县石刻记》《海滨外史》《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影印：《存复斋集》《书林外集》1918年7月（1923年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六集48排印：《冥报记》影印：《脉望馆书目》《唐石经考异》《唐石经考异补》1918年10月（1924年1月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七集68排印：《道余录》《存复斋续集》《土苴集》《几上语枕上语》影印：《西山日记》《续名贤小记》1919年4月（1925年1月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八集48排印：《泾林续记》《鼓枻稿》《山房集》影印：《西溪丛语》1919年9月（1925年1月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九集68排印：《书经补遗》《灯窗丛录》影印：《雪庵字要》《太和正音谱》《矶园稗史》《南翁梦录》1920年6月（1926年7月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第十集58排印：《进呈书目》影印：《所安遗集》《汉泉漫稿》《肃雝集》《金囦集》1921年4月（1926年12月再版）白纸二元五角；黄纸二元由上表可知，《涵芬楼秘笈》先后印行十集，每集八册，共计八十册；辑印古本共计52种。各集初版时间从1916年9月至1921年4月，历时约为六年；至1926年12月仍有再版，印行历时约为十年。《涵芬楼秘笈》在古本择选原则上，较之《四部丛刊》而言，更重视卷数较少的珍本古籍，基本不收入“大部头”；更重视稿钞本，大量收入的历代稿钞本，占据全书九成以上；更收入唐写本与永乐大典零本，付诸影印，为全书增色不少。当然，在所收古本究竟是采用影印还是排印的问题上，《涵芬楼秘笈》的“初试”特征也非常明显。譬如，《涵芬楼秘笈》所收永乐大典本，《忠传》为原本影印，《西湖老人繁胜录》《山房集》则为排印；究其原由，无非是《忠传》有大量插画，原本影印效果更佳，也更便于招徕读者的观赏兴趣。再如，《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众多，但大部分却没有付诸影印。史料价值较高、篇幅较大的《复斋日记》《消夏闲记摘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海滨外史》《厓山集》等俱为排印；据统计，《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付诸排印者达22种之多，已近全书规模半数。由此观之，《涵芬楼秘笈》大半已属古籍整理而非古籍影印项目了。或许，《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虽然为数众多，但并不完全是按照史料价值来决定影印与否，而是按照影印或排印之后的成书规模来决策与安排的。这样的做法，主旨乃兼顾运营成本与商业策略，亦正体现着商务印书馆开拓古籍影印领域的“初试”心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所收《敬业堂集补遗》，为张元济家族先辈之遗物，别具纪念意义。张元济为之亲撰跋文，原文如下：《敬业堂集补遗》跋甲辰冬日，傅沅叔同年至，自天津同作天台雁荡之游。途中语余，都中旧家有藏书散出，中有评校敬业堂集，为涉园旧藏。余闻之神往，及沅叔北还，乃托代购，谓虽重值不吝也。越两月而书至，卷中钤先六世叔祖思喦公印记数方，丹黄杂施，评校极精审，且补录续集及补遗一册，皆公手迹。卷首附许君蒿庐识语数则。许君为公受业师，此必移录许君藏本，中有诗六十一首，词五首，为刊本所不载。许君谓初白先生手自删削，在先生之意固以此为不必存，然传至今日则弥足珍贵。余方辑《涵芬楼秘笈》，因综为补遗，印入第四集。凡所圈点，悉仍原本之旧，固以餍好读先生诗者之望，亦以承蒿庐先生及思喦公不敢任其废佚之志也。乙巳春二月，海盐张元济识。这篇300字的跋文，简明扼要的记述了，张元济于1904年通过傅增湘购得家族先辈钞本的事迹。与此同时，还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跋文中提到，“余方辑《涵芬楼秘笈》，因综为补遗，印入第四集”云云，而跋文落款时间为“乙巳（1905）春二月”；这就说明，至少在乙巳年春之前，即1905年春之前，张元济等就已经着手辑印《涵芬楼秘笈》了，这就为此书的出版史厘定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上限。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05年春之前，“涵芬楼”这一名号，即已出现；这显然早于如今通行的1909年由孙毓修命名之说。这样一来，1909年，孙毓修受张元济委托，命名“涵芬楼”的事迹之相关记载，恐怕也将难以成立。当然，还要留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与考证，方才能确证“涵芬楼”这一名号出现的确切时间。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楼及其所藏用于辑印《涵芬楼秘笈》的古籍原本，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军轰炸中，奇迹般的得以幸存，如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之中。众所周知，涵芬楼确于“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那么，这批“涵芬楼秘笈”又何以幸存下来呢？原来，随着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搜购书籍数量剧增，商务遂于1924年另筑高达五层的现代大厦，取名“东方图书馆”，于1925年对外开放，以供众览。其中，“宋元明旧刊和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则“另辟专室珍藏，颜曰'涵芬楼’”。于是，“涵芬楼”便由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转而成为东方图书馆内的善本室。据统计，当时东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已经达到50余万册，超过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当时的藏书量为40余万册），位居全国第一。但这一切，均在7年之后的“一二八事变”中化为乌有。（详参：《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其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焚毁。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值得庆幸的是，商务印书馆曾于1924年为避北伐战乱，将涵芬楼所藏善本5300余册寄存在了上海金城银行仓库之中，方才得以幸免于难。这批“烬余之物”，包括宋本93种，元本89种，明本156种(包括《永乐大典》21册)，抄校本192种，稿本17种，总计547种。1953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涵芬楼这批仅存的“烬余”善本，连同恢复后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详参：《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近半个世纪过去，2000年11月，北京图书馆又将《涵芬楼秘笈》重新影印出版，以十册精装本单页原大影印的方式，为后世读者一睹秘笈真容提供了便利，也可视作向“涵芬楼”这一百年品牌的致敬之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