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观：老队长
老队长
作者：徐良观
那年（2012）6月，老队长离世了。这位在大呼隆时期叱咤风云把一个六七十户人家的生产队管理得调调适适的硬汉子，在遭受病魔两年多的折磨后离开了人世。那些日子，我的心情和他的家人一样悲痛。六七那天，我买了祭纸，虔诚地在他的牌位前磕了头，默默地祝愿他在天堂安好。
老队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担任原沈灶公社曙光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到联产承包前几年才退位。在位时，他把一个生产队治理成了遐迩闻名的先进单位。与本队60岁以上的群众哒呱拉家常时谈到老队长，人们纷纷诉说着老队长的种种好。
老队长当队长30多年，从不搞特殊化。他不像有的队长把自己管理的生产队变成一个任自己胡作非为的领地。他和他的家人一点也不特殊。他的老婆孩子也是够上什么等级的劳力就上什么劳动班子劳动，做多少就拿多少工分，他的老父亲一样和我母亲被安排在年老的劳动班子里。队里的农技员、养猪、养蚕、做豆腐等轻工巧活，都是普通社员担任的，没有他的家人。他安排农活都是大家放工后，利用早晚的时间自己踏田考察，然后在小本子上认真记下，哪块田玉米该施肥了，哪块田里的棉花该整枝了，然后科学地作出安排，绝不做无效的重复劳动。上工时，他本人也坚持跟在大劳力班子后面劳动，绝不像有的队干部那样“大衣一披，飞东飞西，活计不做，工分照记。”
他家那时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人口多，吃饭的多，他坚持按照全家全年的工分，够得上吃平均粮的就吃平均粮，够上基本口粮的就吃基本口粮。队里分粮时坚持与大家一把秤。因为孩子多，劳力少，口粮也不多，他家的中午也经常喝粥。要知道劳动者最忌讳的是中午吃稀饭，几泡尿一撒，喝到肚子里的稀饭就没了。无奈那时口粮紧张，他和全队的社员一样过着苦日子。一天，有一位在他家出缸（从茅缸里往粪桶里舀粪）的妇女，揭开他家的锅盖，吃惊地看到锅里还有半锅子粥，那是留着晚饭的，原来在外一直奔波劳碌的队长，中午在家里也是喝的粥啊！过去大呼隆，队长发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甲队长送架子猪给乙队长，然后乙队长再送猪给丙队长，丙队长再送给甲队长，然后回家一壮就可以卖大猪了。老队长却从不玩这一套，与兄弟队也没有这方面的“友好往来”。
老队长当队长30多年，不唯上，只唯实，有时还偷偷和上面对着干。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他巧妙安排茬口，在不影响完成上面交代的粮棉种植面积的同时，尽量在冬春和夏季安排一些参观者足迹踏不到的撂角田或者在大田巧妙夹套种，种些蔬菜萝卜山芋南瓜豌豆。记得1975年春天，队里巧妙夹种了豌豆。豌豆头是春日农家充饥下饭的好菜，那一年夹种的面积大，春雨一下，豌豆头往上直窜，长得繁繁茂茂，队里就安排老小班子的社员掐豌菜头，然后分给各户，剩下的豌豆茎秆是上好的绿肥。那时家家户户灶头豌豆飘香，给农家的苦日子带来了春的希望。吃不下的农户还可以把豌豆头晒干留着夏天吃。夏天，还可以分南瓜，秋天分山芋，冬天分胡萝卜，就是这些副食品，让口粮很少的农民熬过了青黄不接之时，熬过了难捱的饥饿年代。记得每到冬天，队里都要长些胡萝卜分给群众，既可以当饭吃又可以用来卖钱。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分到胡萝卜后，晚上乘着队里的水泥船，把胡萝卜运到安丰的通榆闸口，卖点钱回来好聊补家用。早上寒霜铺满大地时，我和社员们一起把分得的胡萝卜拿到岸上去卖给堤西的群众，他们买回去也是搅在饭粥里吃的。其他生产队里的群众看到我队年年都分好多的萝卜山芋，都夸我们的队长会当家。其实老队长当时也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啊！据说，在队里分这些副食品时，劳力大的队干曾经和老队长发生过分歧，劳力大的队干主张按劳力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多分一些，老队长认为全队不少人家孩子多劳力少，张口就要吃饭，像我家母亲是小劳力，我上学，如果按劳力分只能分半个劳力的。老队长为了照顾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坚持按人头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一年忙到头，没钱打火油。”“旗子一扯，从初一忙到三十夜。”这些民谣都是对大呼隆时打疲劳战，群众收入低的生动写照。可是，我们队因为有了老队长这么一位好当家人，群众还经常放假走亲戚，远乡八邻的人听说四队放假，都羡慕得要死，还有的队干前来取经。这主要得益于老队长的巧妙安排。老队长最反对的就是大伙儿上工后磨洋工，生产安排上做重复工，滑头人投机取巧做无用功，干就干实在的。每天的农活，他都坚持在上一天抽空踏田检查，然后再下达定额。比方说手工抹麦，他就考察好每一块田的麦子长势，长势好的用工定的多一点，长势差的定的少一点，然后按照每人每天能抹多少麦子下达到劳动班子，班子再采取抓阄的方法落实到人头，这样干起来谁也不偷懒，都是你追我赶。整个生产队里的农活儿速度快质量高。农活儿干完了，他就让劳动班子轮流放假。群众可以在家忙忙自留地，也可以走走亲戚。轮流放假可以瞒着上头的检查，因为在那个学大寨的年代，一年365天除了三十夜和大年初一可以放一两天假外，363天都要升旗上工。上头还要求“大干干到年三十，初一来个开门红”。一个生产队一天不升旗子，田里没有劳动班子干活，这个队长是要被批评和查点的。因为老队长管理有方，生产队里粮棉产量高，养猪养羊养蚕等多种经营收入都在全大队上游。那时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单价只有一二角钱，有的甚至只有七八分，一方面是收入低，另一方面是工分总量大，烂工特别多。我们队经常轮流放假就没有烂工，工分总量少，收入多，所以工分单价一直都保持在0.8——1.00元之间，是全公社工分单价比较高的生产队之一。劳力大的人家每年年终决算都能分个四五百元，劳力小的人家也能分个百把元的，春节的肉啊鱼啊，集体都能分一点，不够的可以自己再买点。
老队长自己是个普通农家人，他把自己融在全队六十多户农家人之中，没有半点王者的气势和架子，群众从心底里拥护爱戴他。不像邻队的个别队长那样，居高临下，高压行政，以权谋私，身影不正。弄得干群关系紧张，老百姓拗不过高压权势喝农药上吊死人的事屡有发生过。而我们队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干群融洽，和和睦睦，外队群众总说我们队“暖熟”。羡慕我们队的群众收入高，自由支配的日子又多。所以外队的姑娘都争相嫁给我队的小伙，我队的姑娘却不愿嫁出去，就是在本队嫁个长的差一点的，也甘愿。那些年我队没有二十一、二岁的小伙没预定（订婚）婆娘的。而外队的“光棍”就比较多。为此老队长曾因此被批评过，说我们队“娃娃亲、早婚、本队亲”多，老队长却私下笑嘻嘻地套用当时副业生产的一句术语说：“我们是自繁自用啊。”
斯人已去，铅华洗尽。在老队长离开我们的这些日子里，思念如山涧中默默流淌的清溪，细小而绵长，思念又如夜空中孤独的启明星，微弱而执著。晚年，老队长先后中风两次，二次中风后，家人都以为难逃一劫了，可是，他却顽强地活下来了，常见他一人踽踽独行，走得很慢很慢，风似乎都能吹倒。没想到，当年一个身材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竟然被病魔折磨得如此羸弱，我的心痛了，诅咒起老天对好人的不公。今天，老队长逝世已经六周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的思念却日渐绵长而执著。
但愿老队长在天国一切安好！
徐良观：江苏东台人，已退休，返聘于镇宣传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东台市杂文学会、新闻学会、摄影家协会会员。《青春百合》文学丛书主编，先后在《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工》《中国中学生报》发表言论和通讯二百多篇，在《扬子晚报》《江苏自学考试报》《盐城晚报》《东台日报》《海韵》等报刊发表散文100多篇，并在《江苏教育报》《盐阜大众报》《盐城晚报》《东台日报》发表新闻作品5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