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家族盛衰记（下）——王氏文化
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
东晋王朝在经历了王敦之乱之后主弱臣强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祖逖被气死、王敦被翦灭之后，总有新的手握兵权的权臣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扇起血雨腥风者。就在王敦之乱后没几年，还发生过苏峻之乱，他不像王敦，攻入建康之后纵兵烧杀，甚至冲到了宫廷之中。在这段时间之中，又是王导，倾尽全力维护着王室，虽然他不免有依违叛乱势力之嫌，但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东晋小朝廷才得以在外敌威胁叛臣作乱和众多大族之间矛盾不断的情况下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像中原那样生灵涂炭，“几人称王复又几人称帝”。
在和平时期，王导也很有一套治国方略，他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 种为政方针在当时政局尚不稳定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针。不过，王 导这种主张，又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
以往常有人摸不透为什么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出现了那么多意气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却一片娴雅从容？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东晋的国力和南宋实在没法比，东晋初年长江以南的开发程度其实还是很低的，当时开发的最不错的地区也就是江浙一代和荆州一代而已，不像南宋，生产发达而且湖广和赣闽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二是魏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属于豪族政治，国家利益常常表现为一些寡头 家族的利益，不像宋代那样国家机器完备，士人也好，大族也好，都对国家有一种“纵向依赖”。
前者容易导致“主弱臣强”，国家更是不容易组织像样的北伐，东晋时候几 次北伐多数是强臣组织的，比如庾亮桓温殷浩等等。而南宋则有这个能力北伐而不北伐，苦衷少而惰性大，怎能让人不郁闷？三是两朝士人心态严重不同。晋人受玄风沐化已久，比较习惯于委任运化，作风上洒脱不羁，具备很强的适应安逸环境能力。刚一渡 江的时候他们倒是痛苦过，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环境骤变引发的哀叹，“为私 之嗟”多于“为公之叹”（这让我想起了白痴皇帝司马衷）。
宋人则早已经历了儒学的半衰期，在哲学世界观上更多地形成了大局观，个人的情 志和家国观念协调的很好。《浅酌低唱》一书指出，宋人心态中既有纵情享乐随缘恣肆的方面，也有忧国忧世之心和仗义勇敢之气。因而，宋人如此忧国，晋人如此旷达，也是正常的。四是经济因素。
《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作者王晓毅认为六朝的经济单元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世家大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了，这当然要影响到他 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六朝大族在朝代变更的时候多数采取的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的 态度，而不是尽忠到底。宋代很少有六朝那样的世家大族，大家生活的幸福美满离不开 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是与国家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自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
以上几点当中，士人的心态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行 为和人的心态在历史上应该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东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偏安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晋人喜 欢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天地，比较追求那种优雅从容的气度并且喜欢怡情于江南的清山 秀水。在这段时期，王家和谢家各出了一个引领风潮的代表人物，王家为王羲之，谢家 为谢安石。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是王览的孙子。在名士如林的王家当中，王羲之小时候比 较“讷于言”，不像他那些风云叱咤的族辈们那样从小就聪明伶俐引人注目。不过还是 有些有眼光的发现了王羲之这个人才，比如因王导而死的周顗。据说王羲之13岁的时候 在周顗家做客，周顗似乎觉察出了这个小孩的光辉前景，亲自割牛心炙给他吃，当时在 座的客人都还没吃呢。于是王羲之也跳了“龙门”，有了点小名气。
长大之后，王羲之无论是辩才还是书法还是作风，都已经非同一般。当年太尉郗鉴 派自己的学生上王导家找个雅士当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自己选。这学生回家对郗鉴 说：“他们家少年都不错诶，不过听说我来了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只有一个小伙子仍然 躺在东床之上露着大肚皮吃东西，就当我不存在一样。” 郗鉴大喜：“就是他了！”这 人正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王羲之早年是庾亮麾下的长史，直到庾亮死后才被推荐为江州刺史。当时满朝公卿都爱他的才气，屡次让他入朝做京官，他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他便回信表白：“我没有庙廊之志。”是的，他更喜欢在山水秀美的地方做个地方官，因此苦求宣城刺史的职位。最后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次他高兴地赴任了。
会稽这个地方本是众多南渡大族的聚居之地，而且山水秀美，正是士人们最喜爱的地界之一。东晋 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经说此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覆盖其上，仿佛云蒸霞蔚”。 会稽这个地方不仅在当时为士人所重，后人也都纷纷留下美文佳章描写会稽附近山水之美。
山水之美可以怡情，这早就是古人的共识。而在秀丽灵奇的山水中潇洒纵论，更是 人生一大乐事。王羲之来到会稽之后，很快与当地众多名士聊到了一起，包括同样是名 家子弟的孙绰、居住在东山的谢安、名僧支遁、隐士许询等等。当时大家在这里纵情山 水，饮酒清谈，偶有潇洒的玄言诗和骈体文问世，当真是“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在会稽期间，王羲之等等名士还组织了“兰亭之会”。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晋元帝司马睿当初是如何树立威名的。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借了 上巳祈福的机会搞了一次仪仗队演习而收服了江南大族的心的。后来三月三上巳就成了 士人们固定的在水边饮酒聚会嬉游清谈的日子。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四十二位名士齐 聚山阴兰亭（今绍兴西南）饮酒赋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禊集”。当时众多士 人的诗歌都被收到了《兰亭集》当中。不过，比这些诗歌更受士人关注和传诵的，是王 羲之作的《兰亭集序》。
晋人对山水的审美认识与玄学大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生命意识之契合，在《兰 亭集序》一文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兰亭集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 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 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 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 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 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 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 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这篇短文中，王羲之先是描绘了兰亭的春日丽景。晋人对山水的欣赏往往有着很 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趣味。在王羲之笔下，绍兴山水非唯秀丽怡人，而且充满情思趣 味，充满勃勃生机。正是对山水的神韵的体味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之后，作者才笔锋 一转，由充满生命力量的山水写到了他对宇宙和生命的体认：“暂得于己，快然自足， 不知老之将至。……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阿，人们往往忘情于山水之 间，等到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才发现人生易逝，良辰不再！因此，王羲之得出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认识：“说什么 生与死都是一样，长寿与短命没有差别，今日方知庄子的这种论调全属虚诞！后人将悲 叹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正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悲叹前人!”
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未必是王羲之的认识。今人郭沫若也曾怀疑过。而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罗宗强先生指出：中朝以来，经过几代玄学大师的发展，名教与玄学重有合一的趋势，东晋南朝人入世已深。王羲之的思想显然是有着儒释道融合的迹象，他一方面向往宁静娴雅的氏族生活，另一方面却也非常关心个人去就。王羲之后来就是因为同王述不和，而当王述做了自己的长官并且拒绝拜访他这个属下的时候，他竟拂袖去职，并且誓不为官。因此，在兰亭之会上产生对庄老的怀疑乃至否定，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他这种认识基于对大 自然生命的体悟而又很能打动后世的知识分子，因此，后人誉之为“千古伤心《兰亭序》”。有人还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王羲之听说之后非常高兴。
除了《兰亭集序》一文让王羲之名垂千古，更让他受万代敬仰的，则是他的书法。有晋一代，书法就是堪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艺术成就。魏晋南朝时期，书法成为时尚，很多世家大族都出了一些书法大家，时有“三谢”、“四庾”、“六郗”、“八王”的说法。本文说到的琅琊王氏家族中，最早以书法著名的，就是王衍、王戎兄弟。而人的草书都清洒流便，很合他们个人的精神气质。
王览的后代中，王敦、王导、王廙、王旷也都是很有名的书法家。其中王廙尤擅飞白，时人有“王廙飞白，右军之亚”的说法。王羲之之后，王献之、王徽之，以及王导的后代中的王恬、王恰、王劭、王荟 等人都以书法著名，尤以王恰成就最高。他的后代中王珣、王珉、王弘、王昙首、王僧 绰、王僧虔、王俭、王褒……梁人庾肩吾《书谱》列著名书法家一百二十七人，其中仅 仅王览一门就有九人；而《宣和书谱》更选入了十二位王氏书法家于其列中！在中国历 史上，一门之中能绵延不绝地产出如此之多质量如此之高的书法家，真是世所罕见！
下面我们专门说说王羲之的书法。
从唐代开始，王羲之就获得了“书圣”的称号。这个称号始终没有人反对，可见王羲之的字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高。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个人的天赋和 努力自然是重要因素；此外，优良的家风和文艺传统也不可忽视。王氏家族中书法家自多，他的岳母郗夫人也是著名书法家，被人誉作“女中仙笔”；此外，谢氏家族、庾氏家族之中众多大书法家也都与王羲之同时并且过从甚密。此外，王羲之等等东晋士人旷 达玄远的精神境界和洒脱飘逸的作风也是造就他们高潮的书法技巧的重要因素。正是这 等难得的优越条件与王羲之这样的旷世逸才相契合，才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代书法巨匠。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誉。很多士人都以获得王羲之的墨迹为荣。有一次王 羲之到门生家做客，发现这桌面看起来很爽，于是奋笔大书一气，那神采自在竟然比写 在纸上还精彩。没成想门生的父亲见了不知道是谁在光鲜桌面上涂鸦，竟而吩咐人把桌子刮得干干净净。门生知道之后真是悔恨不已。还有一次，王羲之偶然看到一位老太太 卖扇子生意冷清，便在每个扇子上写了几个字。老太太说“你把我的扇子弄脏了，现在 卖不出去怎么办啊？”王羲之一笑：“你就说王右军给你弄脏的！”老太太照做了，结 果大家一顿疯抢，一把扇子可以卖十余两银子。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等她再去找那位 “右军”先生的时候，王羲之已经不知去向
王羲之的书法其盛誉之高，竟至如此。时人总结他的书法，用了八个字：“飘若浮 云，矫若惊龙”。
王羲之也不是一味洒脱飘逸。他似乎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晋书·本传》记载， 当年殷浩北伐，王羲之以为不可，曾写了几封信劝阻，分析形势又宣讲道理，其辞甚 切。当然了，殷浩每次都没有听他的。另外，他治下每次有饥荒，他都要开藏赈济，当 时朝廷苛捐杂税比较繁重，他还曾上书请免。可见，王羲之虽然服药清谈，潇洒旷逸， 却也绝对不是“万事不管”，在这方面，他比他儿子强多了。
王氏家族在南朝时期很多人信五斗米道教，因此很多人的名字都带个“之”字。除 王羲之外，还有王胡之、王彪之、晏之、允之等等平辈兄弟，还有徽之、献之、恢之、 陋之等等儿孙辈，名字带之字的王氏子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绝了。
我们还要集中说一说王羲之两个平辈的堂兄弟：王胡之和王彪之。
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在王氏家族中，王胡之这一支比较倾向于老庄的超脱、逍遥 的作风，到了宋齐时期，更是以“朝隐”出名。
谢安同王胡之关系很好，两人经常写诗唱和，很多作品都保留了下来。同王羲之一 样，王胡之曾作过吴兴太守，这个地方在当时属于好地方，山水优美生活惬意，所以中 央调他他死活不去。郡中有个湖泊叫“印渚”，风光特别秀丽，是他流连忘返，他曾赞 叹道：“这里不但让人心情舒畅，而且日月特别晴朗！”
在给谢安的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 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
在他看来，栖迟山林的隐者巢父、许由，辅佐舜、禹的功臣授、契，乘时而起立功 成名的姜太公．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他们或显或隐，或出或处，备 有信仰，各从所好，却并不矛盾。那么他呢，则宁愿遵行老庄之道，高卧山林。这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隐居追逐。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思想：调和 儒、道。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与王胡之不同，他这一支比较正统，政治上比较积极，学术 上则比较严谨，主要原因就是王彪的“青箱”之学。
王彪之是上文说过的王彬的儿子。王彬很有骨气，王彪之则与乃父一样，人品颇有 骨鲠之气，为学极尽渊停岳峙。王彪之据说二十多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此 公对周礼非常精通，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地秩序等等都更为涉猎，而且 他还把这些有关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连同他的为人立世、个人著述济济于一 箱，他的后代们世代相传，后世半戏谑半景仰地称之为“王氏青箱学”。
王彪之因为熟悉典章制度，曾被任命为“太常”。太常又称奉常，在汉代是九卿之一。这个官职的权力在南朝时期有所削弱，但是仍不失为朝廷中专业性最强的官职之一。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只有那种读死书把书读得很死的人才是无用的书生——此类人多数是做什么都很死。而真正的书生绝不应该是单纯考究经义，而是应该经天纬地贯通六艺，文可治国，武可安邦。打仗考的是运筹帷幄和活学活用，而治国则需要严谨的学识和广播的知识。王彪之这样的学者，便属于政府机构之中最不可少的专家之一，他就是古代政权机构中的“智囊团”中的一员。鉴于他曾经官拜太常，那么他更应该是 智囊之首，国家的礼仪制度都需要王彪之的指引和规戒。
大凡真正学礼者，都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无聊的繁琐章程，而常常能从严格而且繁 琐的仪礼中悟出儒学的真谛，并且砥厉自己的心性品格，形成一种积极入世而又严谨庄 重的纯儒作风。王彪之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这在玄风尚炽而儒道不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 位的两晋南朝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王家有个优良传统便是“与时俱进”，但是王家有很多特例，王彪之就 很明显。他没有王导那种权变意识，有的却是一种凛然正气和磐石一般的政治原则。他 一生都是司马家之忠臣，却不为当时的权臣所欣赏。
王彪之的政治生涯后期曾遇到两个当权者，一个是桓温，一个是谢安。
桓温曾经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但是王彪之却敢于同他据理力争，毫不退缩。早年王彪之在会稽任内史的时候，为人方正，执法严格，不讲情面，当地—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大族对他望而生畏，不法的气焰大为收敛。过去受不了他们欺压而逃亡他乡的农民三万多户，几年之后都陆续回返家园。
兴宁三年，桓温从武昌移镇姑孰控制朝廷，同时任命两个弟弟桓冲、桓豁镇守军事重地。这样，朝廷的命运实际亡便操纵在桓氏手中，有些乖巧的地方官员也争相向他献媚表忠，派遣自己手下的得力僚属到他那里效力，实际上是表示随时听候调遣。不派人前往的只有王彪之等数人。他公然说朝廷自有宰相，可以请示汇报．如果向桓温派人效劳，那又将天子置干何地？恒温对他怀恨于心，便寻找由头奏免了他的育职，后来又将他逮捕入狱。
幸而这时遇上朝廷大赦，他被改为降职使 用。朝廷知道他的忠心，又于这年十二月调他回京任尚书仆射的要职。过了几年谢安也 调到朝廷，他们二人再加上一位太原王氏子弟王坦之便联合起来限制桓温越来越膨胀的野心。
还有一次是在次年司马昱死后，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因为他当时只有11岁，崇德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即做代理皇帝。谢安、王坦之都不同意，王彪之更明确要求太后收回成命。桓温得知后，十分痛恨他们三人。第二年三月桓温病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自己的野心，便派人向朝廷要求“九锡”，并命文士哀宏草拟了《九锡文》。“九锡”原是皇帝赐给建立不世之功的大臣的九种物品．后来成为权臣篡逆的先兆。
袁宏先把《九锡文》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说：“你确有大才、但怎能写这种文章！”袁宏又给谢安阅审。谢安也不提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让他一遍遍修改。袁宏不知 毛病何在．又来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笑道：“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日益沉重，你又何必着急？！”袁宏这才恍然大悟，便故意拖延，直到桓温病逝，此事便不了了之。
王彪之同桓温的斗争虽然有些接近迂腐，没有王导谢安等人的灵活，却正义凛然， 为了自己的政治原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做抗争。这种循儒在汉代是很多的，但是在东晋 这个人人思玄而且权臣当道的时代，确实是很难得的。
桓温死后．由谢安、桓冲、王彪之辅政，其实政令大多由谢安出。王彪之与谢安关 系一向不错，两家又是世交，但对他做出的不合礼度之事，也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为了把桓冲挤出朝廷，订击桓氏的势力，请褚太后临朝决政，由他在后面出谋划策。王 彪之认为这不合乎礼度，引经据典地加以反对，不过终究没拗过谢安。谢安讲究豪华排场，想重修宫室。这次王彪之则毫不让步，认为北方强寇未除，正是与民休息之时．不可大兴土木，扰害百姓。由于他义正词严，谢安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打算，直到他去世（公元377年）的第二年才正式动工。
一龙生九子。琅琊王氏能够代以繁衍，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家族内部成员并不是死抠一条路，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轨迹。不过，殊途同归，诸王的个人发展和努力，最终都丰富和续写了琅琊王氏的绚烂而辉煌的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