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不够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Gorgias)书评

在对话的早些时候,苏格拉底击败了修辞学家高尔吉亚(Gorgias)和他的追随者波洛斯(Polus)。高尔吉亚的弱点在于他不愿区分知识与行为,也就是说,他不承认一个人在明知道何为义和不义的情况下,还会做不义之事,因而他就“会不会有人将修辞作为不义的工具”这点产生了自相矛盾(460c-d)。而波洛斯忽视了善恶和美丑的关系:他指出“为不义所害”要比“行不义”更不可欲,但是出于对常识的盲目依赖,他对苏格拉底所说的“行不义更为丑陋”表示了同意(474c)。通过一系列玩弄概念的推演,苏格拉底宣称“丑陋”等价于“恶”;但是“恶”既可以指“不道德”的或者“令人不悦”,当苏格拉底试图证明不义的性质是前者的时候,波洛斯的意思大概更接近后者。波洛斯没有看到两者的区别,于是不得不屈服于苏格拉底的理论。

高尔吉亚和波洛斯都被类似“羞耻”和“丑陋”的概念所影响,他们的基本荣誉感使他们不能真正推翻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的说辞。然而卡利克勒斯(Callicles)已经看清了问题的实质,对两人的含糊其辞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他打断对话,长篇大论地批判了道德的虚假。在他这段演说的前半部分,他指出“诺摩斯”(nomos,法律或习惯)和“费西斯”(phusis,自然或本性)的对立,并概括地说明高尔吉亚和波洛斯的错误。他不仅一上来就控告苏格拉底一直在“玩文字游戏”(481b),并且用独具色彩的语言把苏格拉底毫不留情地骂了一遍,说他“讲话像婴儿一样”(485b)、“到处喷胡话”(485c),而且“该挨一通揍”(489b)。

无论是他语言的刻薄还是立场的强硬,都让我们想到了《理想国》第一卷中同样反对道德的特拉绪马科斯(Thrasymachus)。和卡利克勒斯一样,特拉绪马科斯也一点不脸红地为强者的特权辩护,他的论点简单地说来,就是被当今一些日剧法学家奉为圭臬的“强者即是正义”。卡利克勒斯对此表示赞同(483d),并用他的一套“道德谱系学”打碎了为一般人接受的伦理的基础:弱者通过制定诺摩斯来“胁迫那些更有力量的人”,使卡利克勒斯所鄙视的“劣等人”得以赢得与强者平等的地位(483c)。他对人间条件严酷性的理解就仿佛是早生了两千多年的尼采——他甚至还想象有一种超人的存在,将“把我们和自然相悖的法律统统踩在脚底”,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名至实归的主人(484a)。如果高尔吉亚好像一位热情但不免有点单纯的匠人,波洛斯好像一位真诚而常识健全的外宾,那么卡利克勒斯就好像一位深谙世故、又充满生命意志的贵族,正是他这种人,在修昔底德的笔下,组成了在米洛斯人面前骄傲展示自己霸权的雅典使节。

受了一番辱骂之后,苏格拉底首先指出,既然群众总比个人强大,特拉绪马科斯式对正义的定义,也一定是支持民主的定义(488d)。于是卡利克勒斯不得不稍微变化一下自己的立场,把对“强者”的定义从简单的力量优势改为德性的优秀,这样就让他的理想有了一点贤能政治的意味(489c)。为了回答苏格拉底的诘问,他随后附加说,这种优秀一定要和城邦的实际事务相关,而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手艺(491a)。他尤其看重一种被他称为“男子气概”的品质,与之相对的则是“心肠软弱”(491b)。显然,卡利克勒斯并不是全然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依然保有贵族对勇气和阳刚的追求,而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品质未尝不是他之前驳斥的诺摩斯的一部分。因此,他在最开始出言不逊,并非由于他想做一个完全摒弃道德的小人:他反对的是民众的道德标准,因为这种标准限制了他自己和与他相似的同僚。

基于卡利克勒斯对“男子气概”的赞美,苏格拉底提及节制的问题。果不其然,卡利克勒斯觉得这种品质十分搞笑,认为以节制为荣的人都是不值一哂的蠢货(491a)。随即他过于武断地判定“一切享乐都是善的”,将自己困入了尴尬的处境,被迫承认娈童的生活也是善的(494e)。苏格拉底指出:(一)感官的快乐要以匮乏和缺失为前提,而匮乏本质上是恶的,(二)愚蠢和怯懦的人也可以享乐,但是善的东西一定只能为义人所享用。苏格拉底找到了卡利克勒斯的软肋——他承认聪明和勇气都是善的品质,同时将节制过分贬低——然后将这两点推到了极限,从而攻破了他和特拉绪马科斯如出一辙的观点。一个完全藐视道德、完全个人利益的人,需要对一切传统的品质进行重估,并把对自己欲求的满足设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尺。和之前的高尔吉亚和波洛斯一样,卡利克勒斯的精神过于高贵,导致他当不了一个够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抛开道德问题,卡利克勒斯还攻击哲学,认为它不如世俗的智慧那样让人在城邦中得益。他认为哲学甚至无力击败“最低贱、最腐败”的敌人(486b);这仿佛预兆了苏格拉底临死的审判。按照他的逻辑,修辞学(这篇对话的主题)能帮助人保命,所以自然比哲学更有价值。而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更胜一筹:他列举了修辞对雅典人的有害作用,连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如伯里克利(Pericles)和忒弥斯多克勒(Themistocles)也难逃他的审视(516d)。至于可能发生的审判问题,苏格拉底和在《申辩篇》中一样坚定地认为,即使面对死刑,正义依然更重要;就像《理想国》中领悟到了理型(eidos)的哲学家会觉得,重回到未启蒙的状态下生活比死亡更为可憎。

但是,关于高尔吉亚的首要问题——修辞是否是善的?——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苏格拉底相信哲学家比修辞学家高明,因为前者对善有更深的认识,但他也没有完全否认修辞的价值。修辞有时可以为一个善的目的所用:苏格拉底的比方是假设一位“理想的律师”,他不为自己的客户、而是为正义辩护(480d)。其实,这篇对话的开头和结尾就可以看作是对修辞学的优缺点的展现。在苏格拉底最开始询问高尔吉亚他的技艺是什么的时候,高尔吉亚兜着圈子说了不少答非所问的“漂亮话”(448c-d);真实和美丽之间的张力,是修辞学与生俱来的。但在对话结尾,三位论敌都甘拜下风之后,苏格拉底却用神话这种虚假但悦耳的修辞结束了讨论。也许不少读者会对这个结尾感到不满意:哲学家展示过了他的辩证法(dialectic),最终却回归用超自然吓唬人的陈词滥调。然而这或许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修辞学的一种有意的让步:即使它丝毫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善,它至少可以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起到传播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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