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系列谈之十八
中国历史上，把一些大思想家称为“子”，如孔子（孔丘）、老子（老聃）、庄子（庄周）、孟子（孟轲）、荀子（荀况）、墨子（墨翟）、孙子（孙武）、韩非子（韩非）、朱子（朱熹），等等。那么，“子”是什么意思？历史上最早称“子”的又是谁？
就可考的历史文献来看，箕子是中华历史文化上的第一子。
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名胥余。作为中华第一哲人，他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
传统的解释认为“子”是爵位名称。东汉大经师马融说：“箕，国名也；子，爵也。箕子，纣之诸父。”朝鲜王朝安鼎福著《东史纲目》载：“箕子，子姓，名胥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
其实，这个“子”不是爵位。殷商时代的爵位只有三等，没有子爵，不同于周的五等爵位。《白虎通》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商王朝官职分外服内服两大类，也没有“子”爵。箕子是商王朝贵族，其先祖子其系商高宗武丁的儿子，作为王子，不会被封为地位很低的子爵。西汉焦延寿的《易林》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这个箕伯就是箕子。箕子可能是伯爵或更高的爵位，而不可能是子爵。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是商朝当权大臣，不会是低爵位。周灭商以后，周武王封微子于宋，宋国的爵位是公爵，而不是子爵。周武王很重视箕子，可能封箕子为侯爵。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之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这是说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中国和古代朝鲜的史书都称箕子的后代为“朝鲜侯”，应该是继承了箕子的爵位。
箕子、微子的“子”，首先是商王族的姓，即子姓。箕子、微子的先祖为契，《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以玄鸟（燕子）为图腾，以子为姓。在甲骨文文献中，“子”也是王族的标志。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指出：“称子者与殷为同姓氏的一族。”中国学者裘锡圭指出，“子”不少是特指商王同姓的族长。“子”，在殷商时代是王族称呼；商朝灭亡后，他们仍然受到尊敬，“子”就具有尊称的意义。
由于箕子是一个思想家，到春秋战国时代，“子”就演变为对学术造诣者的尊称了。
纣王末年（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山西东南部晋城市陵川县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武王灭商建周后，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武王听后，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他不愿作周的顺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无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来请，箕子乘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匆匆离开箕山向东方而去，从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迹的传说，棋子山也渐渐被人们称作了谋棋山、谋棋岭。
箕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可考著作传世的思想家，箕子的代表作《洪范》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著作。《洪范》是《尚书》中最可信、最受重视的篇章。其中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王道学说都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尚书·洪范》的记载，周武王向箕子求教，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破坏了无行的规则；天帝于是大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鲧。他的儿子禹继承事业兴起，顺应五行规律治理洪水，天帝于是赐给洪范九畴。治理国家的常理和顺序就流传下来了。”
箕子陈述的“洪范九畴”，体现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五行学说、道德和政治学说以及天人感应学说。箕子的论述，是夏商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周武王对洪范九畴予以采纳。在他逝世后，周公执政，发展了《洪范》的王道思想，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开了儒家思想之先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学说，不仅成为了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的源头，而且影响了诸子百家；对后世的哲学、政治、科技及各种术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道学说则是儒家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爱民、注重道德修养、任用贤人，是周公德治思想和孔子仁政思想的源头。
武王问道于箕子，箕子给他讲述五行的道理。由此可见，五行的学问确乎来源于殷商。虽然在甲骨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阴阳五行的记载，但是据甲骨文卜辞记载，商时期，人们已经将土与中央相对应，因为土即社，是国家的象征。商代人在卜辞中常称自己为中商，与“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并列，以五方表述空 间方位。五行的概念虽然晚于天干地支，但是由于天干地支来源于天文历数，具有天然的时空属性，因此和表征方位的五行一拍即合，逐渐结合为一体，构成了后世一切术数学问的基础。
虽然武王曾问道于箕子，而且周王朝在其后的政治和文化建设中充分吸收了”洪范九畴“中的道德和政治学说，但是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却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为我们从周人所留下的经典——《易经》中，丝毫也找不到阴阳五行的影子。在这里，商文化和周文化发生了分歧，其中的深层原因可能就在于，同样作为法天则地的产物，商人有干支和五行，而周人则有易卦，周人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看家本领去向商人学习。
正因如此，阴阳五行作为殷商文化的一部分由此而成为了”非主流“文化，隐秘地在民间流传，并在春秋战国，周文化衰微，诸子百家兴起之时，借黄老学派和阴阳五行家之手而出，大行其道，成为了显赫一时的流行学问，并在秦汉之际，随着文化大一统的初步形成，与易卦相结合，融合成为了后世的“象数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