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配后的不般配，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我的发小喜子07 ——靴城旧事（6）

07、

喜子家被遣送之后，我以为喜子也回了原籍，后来知道他住在姐姐家，就去找他玩儿。

他姐姐是个很爱干净也很讲究的人，家里收拾得不仅利索，而且时尚。床单总铺得非常平整，干净得像刚洗过一样。电灯用的是吊灯，还有漂亮的灯罩。

因为有了家人被遣送的原因，喜子更加沉闷了。好在我喜欢无线电，他也喜欢无线电，总算有话可说。他的水平不如我高，我便常给他解释一些疑难问题。

1969年8月初，我报名参加了内蒙兵团，携带的东西准备了一堆，不知怎么带走，父亲就从他们单位给我买回了一个大包装箱。听说别人要带是皮箱、柳条箱和正规木箱，同去的好友大贵也正在打箱子，我便决定改造我的大包装箱。我自己没这个手艺，也没有木工工具，自然而然想到了当木匠的喜子。

我找到他，说明求助的意思，并告知时间紧迫。他由于手头活儿挺多，略显迟疑，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我把包装箱给他送过去，他便在姐姐那干净的屋子里摆开了战场，插空儿干一通。包装箱的板子很薄，“严缝”的难度很大。不过喜子毕竟是干了五六年的木匠，“严缝”后的板子几乎看不出缝隙。由于担心不能按时完工，我便常常假借给他帮忙，过去看一看。

箱子打好后，涂了黄色的调和漆，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包装箱的板子毕竟太薄，实际上并不结实。

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把所有的《无线电》杂志和手头全部无线电零件，一股脑儿送给了喜子。

1975年我从兵团困退回保定，知青办把我安排到第二塑料厂，厂里又把我安排到机修车间。车间有位老司师傅想笼络我们这些新进厂的人，邀请我们去他家看“仙客来”（一种很普通的花）。

他家住在城隍庙街靠近天华市场这头儿的东侧，住的是两进的大杂院。里院和外院的通道不在院子中间，而在南侧。

一帮人跟着他走过这个通道时，我意外地发现，喜子就住在通道南侧的平房里。

他正在门口捅炉子。看到我他很惊喜，因为我们已有7年没有见面了。

我去内蒙兵团后，他搬离了姐姐家。我不知他搬到了哪里，我们就一直没有再见面。

我在老司师傅家稍坐一会儿，就回来看他。

喜子住着一间平房，有十几平方米，在当时就算住房条件不错的了。他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他说，他还在当木匠，不过已经不再跟着师傅，而是自己干了，生活得还可以。

那时，绝大多数人都在某个单位工作，干个体的很少，更没有自由职业者这样的说法，可他就是这样的少数之一。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师傅学木工，一直也没有到某个具体单位工作，都在自己干。当时，我对这样的做法不太认同，老觉得有“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是在夹缝中生存，稳定性也太差。可他就这么过来了，看上去过得还可以。

后来老司师傅告诉我，他生活得并不好，主要是在家里太没有地位。搞对象时他和女方还比较般配，他们家被抄家，女方家也被抄家，都是文革中的挨斗对象，所以谁也不嫌弃谁。可后来他父母一直未能翻身，而女方的父亲是中学老师，落实政策又回学校上课了。这样，女方的社会地位一下子比他高了许多。另外，他媳妇长得也比他好，还比他能张罗事，所以他媳妇总骂他窝囊肺。

老司师傅说，他很为喜子抱不平，可喜子似乎已习惯了逆来顺受，并没有什么反抗的行动。

不久，我开始准备结婚的家具。那时请人打家具，不仅要留人在家中陪着，还要给不少工钱，我便决定自己打。我看喜子都能当好木匠，便觉得自己也一定行。

不过毕竟没有把握，搞不好会浪费了好不容易买来的木料，我便去向喜子讨教。他说没有问题，真遇到了难题，可以找他帮忙。他还把他富余的二虎头、净面、裁口、锼弓子（钢丝锯）、墨斗等工具送给了我。

之后，我自己打了立柜、写字台、高低柜、菜橱、椅子等。他知道后说有时间过来看看，但一直没来。大概因为我们院是他的伤心之地，他不愿面对吧。

后来，我再去看望他时，他已有了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