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融资目的收去股东收益的股权转让合同,为何被认定为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
以融通资金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回购交易，应认定为民间借贷
👉作者：唐青林 李舒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通过对合同的约定条款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内容的综合分析，可认定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后续以固定金额回购的交易安排目的是为一方获得借贷资金，另一方出借资金获得利息，股权转让仅作为借款的担保形式的，应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
一、2012年6月21日，李金喜、刘忠山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金喜作为出让方将其持有的嘉元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刘忠山，价款为2亿元。两年内李金喜有回购权，李金喜未回购转让的股权前，已收取的股款视为借款，以月息2.1%按季支付利息。两年内若未回购股权，则该股权永久归刘忠山所有。
二、合同约定的两年期内，刘忠山向李金喜支付股款1.75亿元，两年期满后又支付0.25亿元，共计2亿元。两年期内，李金喜支付利息0.43亿元，两年期满后支付利息0.31亿元，共计0.74亿元。
三、刘忠山向陕西高院诉请清偿欠款2亿元及利息。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判令李金喜偿还借款本金2亿元，并支付利息。
四、李金喜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认定事实错误。最高院认为一审将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是正确的，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影响李金喜应当承担的给付义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五、李金喜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还是民间借贷。最高法院从利息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六个方面综合分析。
关于利息，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转让款一般及时结清，无需对利息作出约定，而约定利息是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特征。关于拟转让的股权份额，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份额应具体、明确，本案中，双方约定实际转让的股权数以收到款为准核定比例，与股权转让的特征及交易惯例不符。关于拟转让股权的交付，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买受人行使股东权利，应及时交付股权，然而当事人约定回购期内，不办理变更登记，盈亏由出让方承担。关于股权转让的价金，股权转让的价金应具体明确，而当事人以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股价。关于回购，股权转让关系中，通常在交付股权后，合同即履行完毕，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两年内的回购权，实际上为两年作为借款期限，期内股权并不实际转让。关于合同的履行方式，李金喜通过案外人代持股份，且股权已经出质，无法按合同约定交付，说明李金喜并无出让股权以取得对价的意思表示。
综上，最高法院认定刘忠山向李金喜出借本金以取得利息，股权仅作为借款的担保形式，不能履约时由出借人取得股权，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1. 股权转让关系与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后果有着很大差异，当事人在涉及交易文件时应注意区分，防止假戏真做，真戏假做。详言之，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受让人支付股款的对价为目标公司的股权，合同有效存在的情况下不得要求返还股款，更不得要求支付利息；相反，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人可根据合同请求偿还借款、支付利息。虽然法院在综合考虑合同约定以及合同的履行方式后，倾向于认定双方当事人为借贷关系，但其前提为存在明确的合同约款，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充分举证，因而在交易安排上，选择此类以股权转让为名的合同提供借款对于债权人而言有一定的风险。
2. 设计“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交易模式考虑的因素较为复杂，应予慎重。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利息或保证最低收益、履行期限或回购期限、不承担经营风险等条款，履行过程中双方未办理变更登记等因素将成为法院判断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或是民间借贷的关键。当事人在安排合同条款时应当对上述内容予以尽量清晰地约定。鉴于该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建议当事人聘请对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团队，对相关合同条款进行约定，防止因约定不明使得法律关系难以确定，出借人的债权难以主张。
3. 当事人在诉讼中应理性选择并主张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要硬抗。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关系，负有主动审查的义务。若法院在综合考虑合同的约定条款以及履行方式后，将按照实质情况认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合同，因借款人仍一味根据合同的名义主张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将无法得到法院支持。因而，建议借款人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约，否则，将承担迟延利息、违约金等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六百六十七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六百七十九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一、最高院在再审裁定书中，就该问题的论述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已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于李金喜向刘忠山转让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但原审法院通过对该合同中关于利息的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后，认定李金喜和刘忠山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要进行股权转让，而是一方以获得借贷资金，另一方以出借资金获得利息为目的，股权仅作为借款的一种担保形式，在李金喜不能按照约定支付本金及利息时，刘忠山可获得该股权，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该认定符合双方交易目的以及约定回购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条件等客观实际，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金喜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性质和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二、一审法院、法院裁判原文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作为出让人，合同目的系出让其所有的股权以取得股权的对价；作为受让人，合同目的系支付股权对价，以取得相应的股权，享有目标公司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作为出借人，合同目的系出借本金，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取回本金及相应利息；作出借款人，合同目的系向出借人借得本金，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返还本金及相应利息。在本案中，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特征，应当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1. 关于利息。股东转让法律关系中，股权出让款一般应予及时结清，双方当事人无须对利息作出约定。约定利息及利息的数额，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要特征。在本案中，当事人双方约定“甲方未回购所转让的股权前，已收取乙方的股权转让价款，视同甲方借贷乙方的款项，以月息2.1%按季支付利息，即在每季的30日前支付上季利息”，该条款的约定，显然是将股权出让款作为本金并据此计算利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亦依约结算并给付了相应的利息。
2. 关于拟转让股权的份额。在普通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拟转让的股权份额是明确、具体的，而在本案中，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金喜将其持有的嘉元公司5%股权转让给刘忠山、转让对价为2亿元，拟转让的股权份额从表面上明确、具体，但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双方实际转让的股权数以李金喜实际收款为准，核定比例”，实际上本案合同并未确定转让股权的明确份额，而是以刘忠山实际支付给李金喜的款项另行核定。该约定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特征及其交易惯例不符，亦不符合常理。
3. 关于拟转让股权的交付。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在回购期间内，该转让股权暂不办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东权利仍由甲方行使，股东义务亦由甲方承担，盈亏均归甲方”，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之一在于及时获得目标公司的股权，从而实现买受人对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因此，即时交付股权，是股权转让合同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时，李金喜不是嘉元公司工商登记的实名股东，其通过刘增持有该公司25.5%的股权，此时李金喜具备向刘忠山交付案涉5%股权的条件，但未即时约定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而是约定履行期间届满，李金喜丧失所谓回购权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结股东、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该约定亦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特征及其交易惯例不符。
4. 关于股权转让的价金。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权转让的价金亦应明确而具体，而在本案中，“双方实际转让的股权数以李金喜实际收款为准，核定比例”，股权转让的价金以实际收款数额为准，实际上是以刘忠山出借给李金喜的具体金额作为确认本案本金的基础，该条款的约定，亦不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征。
5. 关于回购。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在买受人支付转让价款后，通常约定出让人在一定期间内交付拟转让股权，股权转让合同即履行完毕。本案合同约定李金喜对于拟转让的股权具有两年内的回购期间，拟转让的股权暂不办理变更登记，在回购期内，李金喜并未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刘忠山，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仍归属李金喜，若李金喜在两年回购期内行使所谓回购权，则李金喜是在回购此时仍归其所有的股权，且该回购权是通过返还刘忠山已支付款项并给付利息的方式进行，该回购权的约定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相符。在李金喜不行使回购权即无法还本付息时，刘忠山方能取得以其实际付款数核定比例的股权，该股权实质应为李金喜对刘忠山履行还款责任的担保。
6. 关于合同的履行方式。在本案合同履行期间，刘增将其持有的嘉元公司51%股权（刘增25.5%，李金喜25.5%）中的46%已转让给嘉鑫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现嘉元公司工商登记中刘增仅持有该公司5%股权，该5%股权系由刘增所有还是刘增代李金喜持有双方并未约定，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应当认定此时李金喜已不持有嘉元公司股权。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刘增持有的该5%嘉元公司股权已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出质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该出质仍然有效，即使该5%股权仍为刘增代李金喜持有，李金喜亦无法按合同约定向刘忠山交付案涉股权，可以印证李金喜并无向刘忠山出让股权以取得对价的意思表示。若李金喜履行合同约定，仅能通过向刘忠山还本付息的方式进行，该履行方式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
综上，李金喜作为出让人，其合同目的不是通过转让股权取得股权转让价款，而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且案涉股权具备交付条件的情况下，不转让该股权的所有权，先取得刘忠山支付的名义上的股权转让款作为借贷资金并支付利息，在合同约定的两年履行期限届满后，其不能偿还刘忠山支付的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时，将以实际借款本金核定的相应股权份额实际转让给刘忠山即交付担保物；刘忠山作为受让人，其合同目的亦不是通过支付股权转让款取得案涉股权，而是在支付了借款本金后，按合同约定收取利息，在合同约定的两年履行期限届满后，李金喜不能偿还刘忠山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时，刘忠山取得担保物即以实际借款本金核定的相应份额的案涉股权所有权。
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本案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作为民间借款资金的担保，刘忠山向李金喜出借本金以取得利息，履行期限届满后，李金喜不能清偿本金及相应利息，则向刘忠山交付相应份额的股权，刘增、张王在对李金喜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方当事人的前述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忠山与李金喜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刘忠山与李金喜应按本案合同约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履行各自义务。
二审法院认为：李金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主张案涉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该问题的核心在于其结论是否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本院认为，需要结合本案原告刘忠山的诉讼请求作出分析。本案原告刘忠山起诉请求李金喜返还2亿元及其利息以及违约金……所以，无论案涉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民间借贷合同，人民法院需要作出判断的是，李金喜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进而对刘忠山主张李金喜应承担的给付义务是否成立作出判断。显然，上述判断的基础都是案涉合同的约定以及双方的履行行为。在二审庭审中，李金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未能明确阐述案涉合同的性质在何种程度和范围上影响刘忠山行使解除权的效力以及李金喜是否应负担前述给付义务。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性质如何，并不影响刘忠山能否解除合同以及解除合同后的法律效果问题，应当根据案涉合同的内容以及双方的履行行为对前述问题作出判断。
尽管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判断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但一审法院从案涉合同的利息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六个方面综合分析，从双方的交易目的以及约定回购权的行使方式及行使条件等因素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股权转让合同是民间借贷资金的担保也是正确的。刘忠山向李金喜出借本金以取得利息，履行期限届满后，李金喜不能清偿本金及相应利息，则向刘忠山交付相应份额的股权，刘增、张王在对李金喜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方当事人的前述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忠山与李金喜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刘增、张王在对李金喜履行合同义务之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有效。李金喜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李金喜、刘忠山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274号]
为进一步明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贷的司法实践现状，云亭律师梳理了相关案例，并对相关裁判观点进行了整理，供读者参考。
一、在“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贷”交易中，股权转让为虚假行为为无效，应按照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民间借贷确定合同性质。
案例一：湖北美世界墙纸制造有限公司、襄阳市隆华实业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鄂民终12号]法院认为：“隆华公司与美世界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有效。从两协议的内容来看，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美世界公司将其股东余德国名下25%股权转让给隆华公司，隆华公司参与公司管理并获得相关利益。而补充协议主要约定，美世界公司承诺对隆华公司投入的资金收益保证不低于年8%，收益自隆华公司投入资金起每一整年支付一次，隆华公司不再参与到美世界公司的经营管理，美世界公司在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等纠纷均与隆华公司无关等。从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付款行为的时间顺序来看，付款行为均发生在两份协议签订之后，且协议中约定有保底条款、履行期限、不承担经营风险等内容。加之，双方当事人至今也未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表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实为借款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隆华公司与美世界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虚假，应为无效；其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真实，其法律效力原审判决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美世界公司认为双方当事人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若出借人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则不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管理规定，借款合同的效力不受否定。
案例二：丁玉灿、吴俊与福建渝商投资有限公司、丁建辉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闽民终字第360号]法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丁建辉与渝商公司之间股权转让，除限定不得超过1500万元，具体股权转让价格并未明确，而以丁建辉的通知为准，与通常股权转让约定明显不同；股权受让方渝商公司除对目标公司增减资等重大事项有否决权外，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仍由转让方丁建辉负责。当事人约定将讼争股权变更登记到受让方名下，期限届满后，讼争股权由转让方回购。在转让方支付股权回购款后，讼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转让方名下。因此，从本案《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看，渝商公司的目的不是长期持有讼争股权，而是按时收回股权回购款。该讼争股权实质是作为转让方丁建辉支付股权回购款的担保，在债务履行完毕后，股权又回归于转让方。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提供资金的一方即渝商公司以资金融通为常业，故本案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之间的这种股权转让及回购的安排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的合法利益，是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一审判决渝商公司就丁建辉应返还款项，对讼争股权折价、拍卖、变更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对此，丁建辉未提出上诉，二审不予审查。”
三、典当行以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典当特征方式出借资金的，应认定为“名为典当，实为借贷”。
案例三：甘肃华屹置业有限公司与兰州云翔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武威全圣明胶有限责任公司、张全年、福建海峡两岸农产品物流城发展有限公司、洪甘福、洪晓婷、洪洁婷、洪本灿、曲连举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39号]法院认为：“虽然云翔公司的企业性质属于典当行，但其在本案中发放借款的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典当特征，属于'名为典当，实为借贷’。因此，本案讼争合同性质为民间借贷合同，对于双方约定的综合费和滞纳金属于对借款利息数额的约定。由于云翔公司与华屹公司约定的利息数额过高，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界限，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将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利息数额调整为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为限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关于我们
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均从事法律职业多年，实务经验丰富。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并购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公司保卫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裁判综述及诉讼指南》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是一家专注于高端商业领域法律服务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云亭所律师坚持专业、友善的执业信条，坚持客户至上，以真正解决法律问题为导向，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始终坚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整体的法律服务解决方案。
云亭律师从业多年来业绩卓著，在其擅长的公司法律事务、重大民商事诉讼与仲裁、金融与执行、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土地与矿产资源、重组与破产重整、知识产权、涉企业家和公职人员刑事辩护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成功案例。此外，云亭所在大量的新兴业务领域，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都一直处于法律服务的前沿。
云亭律师事务所坚持严格的专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工作模式，主要业务领域合伙人均具有国内外知名法学院相应专业的硕士以上学历，并具有国内外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从业经历，每个专业部门和业务团队均有完整、严格、规范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和质量监督机制，以确保每一个案件和客户都能够实现业内高水准的专业服务。
自成立以来，云亭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主要集中于业内有影响力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外资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优质民营企业、知名企业家及政府和公共事业单位。云亭律师事务所以向客户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率的法律服务为己任，并坚信：能否真正维护并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检验律师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