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童话汉译第一人
《人民政协报》6月2日刊载，发表时有较大删略。
周桂笙：童话译介第一人
——《新盦谐译初编》琐谈
肖伊绯
熟悉近代翻译史、文学史的读者，基本都赞同一个观点，即严复为西方理论译介第一人，林纾为西方小说译介第一人。虽然在他们之前，或仍有一些西方理论、西方小说的零星摘译问世，但毕竟严、林二人的译介事业施行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在晚清民初之际，确无人可与之争胜了。
自新文化运动勃兴，西方文学译介的浪潮也随之袭来，胡适、鲁迅等均大力支持，林语堂、梁实秋等均全力施行，题材多样、思想纷呈的西方文学作品，也纷至沓来，逐渐进入国人的阅读世界。但无论是严、林二人的先行，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后进，后世研究者却都遗忘了在这两次浪潮之间的一位弄潮儿，他叫周桂笙。
周桂笙（1873—1936），原名树奎，号新庵、辛庵、惺庵、知新室主人、知新子等。他是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南社社员。肄业于上海中法学堂，对英语、法语都较为精通。初曾在《新小说》杂志发表小说译作，后任《月月小说》总译述编辑，专事西方小说译介。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同盟会机关报《天铎报》编辑，发起创建译书公会。曾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并经营航运业。晚年寓居上海。
周氏为近代中国倡导翻译西方文学的先行者，最早输入并确立“侦探小说”这一名词，还大力译介科幻小说，又首创以白话直译西方小说。著译有《新盦谐译初编》《新庵译屑》《新庵译萃》《毒蛇圈》《八宝匣》《红恁案》《失舟得舟》《左右敌》《福尔摩斯再生后探案》等多种；笔记有《新庵笔记》《新庵五种》等。其生平事迹，可参见《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
周氏的译介事业，始于晚清光绪年间，从翻译数量与持续时间来看，与严、林二人不相伯仲。而由于长期从事报刊杂志编辑工作，从职业角度与传播效能而言，周氏还更优于同时代作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将西方童话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将《一千零一夜》与《格林童话》最早译介到中国的，正是其著《新盦谐译初编》。
《新盦谐译初编》，是由上海清华书局于1903年印行的周氏译文集。是书分为两卷，上卷收录了《一千零一夜》与《渔者》，下卷则收录了15篇西方童话故事，其中有12篇选译自《格林童话》。
《新盦谐译初编》，这部印制并不算精致，以普通毛边纸铅印的小册子，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却意义重大；这部距今已111年的译文集，为西方童话的中国传播开启了百年序幕，其“开山之作”的地位勿庸置疑。但当年的译作者周氏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在译作署名上特别强调了“戏译”二字，也可见其心态之一斑。据其好友吴趼人（1867-1910）所撰序言转述，周氏自称，这些译作主要是为他所办刊物“赞助笔政”、“以塞空白”而成，后来“零乱散失，不复成章”，而又因“友人索阅，聊省抄力”，才“爰编次之，重付剞劂”的。如此看来，这种文友酬应、闲逞才情的“戏译”之作，一方面的确展露了周氏的翻译才华，另一方面似乎也确实没有系统、严格的译介筹划，纯属自娱乐友之作。或也正为如此，《新盦谐译初编》一书的流传并不广泛，至今已少为人知。但事实是否真能如此揣测，抑或只是文人间的一种过谦之辞？
在周氏的低调与轻松之外，他的友人们却十分看重该书的价值。到了此书印成之后4年，《月月小说》第5期上刊载了一篇署名为“紫英”的书评，将这部书的意义与价值定位得十分清楚。这篇书评，原是为该书所写序言之一，但因故未能印出（或因周认为其赞誉太过而未采纳），如今却又在《月月小说》的“说小说”栏目里发表出来了。作者应当是周氏的文友之一，对周氏译作相当熟悉，所以在文中透露出了诸多重要信息。文中提到：
吾友上海周子桂笙，其（《新庵谐译初编》）第一卷中之《一千零一夜》即《亚拉伯夜谈录》也。原名为“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此书在西国之价值，犹之吾国人之于《三国》、《水浒》，故男女老少，无不读之。宜吾国人翻译者之多也，先是吾友刘志通守望，接办上海采风报馆，聘南海吴趼人先生总司笔政，至庚子春夏间，创意附送译本小说，刘君乃访得此本，请于周子，周子慨然以义务自任。盖彼此皆至交密友，时相过从。且报中亦恒有周子译著之稿也。当时风气远不如今，各种小说亦未盛行。周子虽公暇时有译述，而书贾无过问者。故慨然允为刘君迻译此篇。……是此书开译之早，允推周子为先。而综观诸作，译笔之佳，亦推周子为首，彰彰不可掩也。
“紫英”所作书评中，概述了《新盦谐译初编》的成书经过，从开译之先到译笔之佳，都予以了肯定的评价。看来，即或在一百年前的读者看来，周氏也的确开了童话译介风气之先；童话译介第一人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周氏是《一千零一夜》的最早中译者，百年前已经判定；但关于《新盦谐译初编》下卷所译15篇，究竟源自何书，有哪些属于《格林童话》的篇什，在当年的书评及相关文献中却没有明确述及。对此，后世研究者们也众说纷纭，颇有争议。
其实，只要一一研读过《新盦谐译初编》下卷各篇内容，再一一核对现今的《格林童话》通行译本，就可以大致确定译作篇目。通过核对可知，周氏译作《猫鼠成亲》《狼羊复仇》《乐师》《虾蟆太子》《林中三人》《十二兄弟》《狐受鹤愚》《某翁》《猫与狐狸》《熊皮》《乡人女》《公主》十二篇均选自《格林童话》。此外，还有《狼负鹤德》《缶鼎问答》两篇，则译自《伊索寓言》。
《新盦谐译初编》下卷中的《一斤肉》，则比较特殊，此文并不是童话体裁，而是译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其中的《一磅肉》。一般而言，莎剧中译本最早者为林纾与魏易所译《吟边燕语》，该书成书时间为1904年，也译自《威尼斯商人》，其中也有《肉券》一章。周氏译作《一斤肉》成书时间还早于《吟边燕语》，这算是中国“译莎”史上的一个小发现。当然，这是本文题外话了，在此无须多言。
话归正题，《新盦谐译初编》的内容基本已厘清，《一千零一夜》和《格林童话》的选译，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按常理而言，111年前的这部西方童话“首译本”，理应在当时读者群及后世研究者中产生巨大反响，理应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但如今却似乎知者甚少，能对其内容品评一二者更不多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搜求周氏著述的过程中，不得不承认，对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童话寓言皆有译介的周桂笙，其译作大部分虽皆散见于同时代报刊之上，但最终汇辑成书者却极少。其译作分类汇辑印行的只有两种，即1903年印行的《新盦谐译初编》，1916年印行的《福尔摩斯再生后探案》；而这两种译文集，前者印量更少，之后也未再版，流传也不广。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形，与晚清飘摇动荡的国内时局有关，与时人更热衷于高谈“救国真理”的时势有关，后来紫英书评中所提到的“当时风气远不如今，各种小说亦未盛行”，也正是此意。再来看《月月小说》《新小说》《天铎报》《游戏世界》等百年之前的白话或半白话报刊，虽这些报刊上确实常见到周氏译作，但这些作为市民消闲阅读的“小报小刊”，即阅即散，鲜有人刻意搜集保存，完整留存至今的，更少之又少。周氏作品存世分散且不多见的现状，客观上就对后世研究者造成了一种误判，即周氏译作本就是“游戏之作”，在同时代译介作品中不是“主流”，这些作品都没有系统的、严肃的译介规划与社会功能上的宏观诉求。这一误判达成之后，对周氏译作的挖掘与探研工作不够重视，长期冷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换个角度来看，自鲁迅、周作人等倡导儿童文学以来，丰子恺、叶圣陶等都曾在儿童文学领域内卓有建树，也曾着手参与译介西方童话著述；对此，后世研究者津津乐道，不厌其繁。但对开风气之先、译作数量及质量都可称“空前”的周桂笙，却大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而已。这一现象可谓“冰火两重天”，成形已久，而成常态。
但实际上，周氏对翻译事业的社会功用，早就有其主张与远见，比之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相关观念，不但在时间上早出了近20年，而且在思想本身的前瞻性上毫无逊色。他曾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任职，对梁氏“小说界革命”的思想深为叹服，明确指出过“夫译书无论为正史、小说，无非输入文明起见”（详参：《新小说》第17号《电术奇谈》）。他尤为注重在译介西方文学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功用，醒世、觉世的启蒙者思想，在他的译笔之下，也随之挥发出来。在其出任“总译述”一职的《月月小说》创刊号中，他就曾表达过关于文学译介与思想启蒙的总体主张，他在《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中宣称：
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蒙窃或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低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而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
在此，周桂笙批评了文人圈子中自大自满的风气，这些好谈“国粹”的群体，总以为中国文学最佳，总认为无需向别人学习，而周氏则明确的主张要摒弃这种保守心理，倡导向全球各国学习。他特别强调说，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明的世界、一个竞争的世界，只有取他人之长，才可进步，才有希望开民智、强国力。而向世界学习的可靠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译书输入新思想、新学术。显然，这一总体主张，在译介童话文学方面也不例外。周氏之所以要发起创办“译书交通公会”，一方面是有交流译述作品、切磋译述技巧之必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译介品类多样化，在学术理论、言情小说类译作渐为丰富的同时，还应有更多译介品类涌现与充实，如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童话寓言等等。
事实上，周氏一生数量可观的童话译作，《新盦谐译初编》的汇辑出版，都在以实际行动证明一个事实，不但不应忽视儿童文学，还应当比其它文学品类更多一分重视，早一分觉悟。因为要培养、教育所谓“新民”，要“输入文明”，要“再造文明”，当然是从一个国家的儿童抓起才最有效力，才最有希望。上述种种可见，周桂笙的翻译著述，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自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与重大的社会意义。而作为童话译介第一人的周氏及其作品，后世研究者理应通过不断挖掘、不断探研，对其有更为充分深入的认识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