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探寻故宫近代文脉

《民国学者与故宫》 肖伊绯 著；故宫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  

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

——《民国学者与故宫》出版后记感

肖伊绯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自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出故宫，整整500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也一直是中国最高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说，所谓“正统”与“道统”的中国文脉，500年来皆天赋于此。

我不是中国历史的专业研究者，更非明清史专家，但对“故宫”这座象征意义与历史意义都居于中国近500年来中心地位的至高建筑，有着相当浓厚与持续的研究兴趣。这种研究兴趣一直以来是相当发散的，有时是从古建筑学角度生发的，有时是从园林景观角度入手的，有时是从某个历史“疑案”引申的，有时又纯粹是出于所谓的怀古幽情。事实上，我个人的这些研究兴趣之“点位”，大多都在近20年来中国明清史研究及故宫历史研究的著述中获得了解答或阶段性的终结。对此，我只是一位乐在其中的读者而已，从未奢望过自己会成为一位与故宫有关的“作者”。

近几年来，因为从事近代思想史与民国人物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时有发现近代学者与故宫之间的联系种种。不难发现，自辛亥革命以来，推翻帝制之后的中国，看似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故宫，却以各种非常方式再次“闯入”历史。故宫从一座皇宫到一所博物院的转变历程，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历史篇章一章接着一章而来。仅就知名民国学者而言，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陈寅恪等，他们的人生际遇无不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民国学者与故宫之间的关联，虽然于史料层面上时有发现，但因零散而缺乏条理，局部而缺乏系统，在我个人的“文件夹”中，一直处于“原材料”散放的状态，也没有将其整理成书的计划与动力。一次偶然的机遇，得遇《紫禁城》编辑刘晴约稿，约稿内容正是“民国学者与故宫”，且是一月刊发一次的专栏稿。这样的约稿主题与用稿频率，无形中就是在敦促我，要尽快完成将“原材料”整合为史事序列的工作了。

老实说，接到约稿之初，对能写几期专栏，怎样形成序列，并无十足的把握。但开篇选择王国维与故宫的史事，确实算是早有“预谋”。因为当时刚刚寻获到一部王国维生前校定的“密韵楼本”《观堂集林》，并且从王国维与“密韵楼主”蒋汝藻的通信中获知，他们曾将此书精制黄绫封面一部的“进呈本”，是专门进呈给末代皇帝溥仪的。1924年2月6日，为农历新年大年初二，王国维“入内谢恩”，给当时还住在故宫的溥仪呈献了他自己所著、刚刚印制出来的新书，也就是那部20世纪中国学术的代表作《观堂集林》。从这一史料与史事切入，着力抒写这位曾被溥仪召为“南书房行走”，并于1927年“自沉殉清”的著名学者，将其作为“民国学者与故宫”的开篇，顺理成章。

在学术上“独立自由”，在精神上“始新终旧”的民国学者，在民国历史上，虽不乏其人，但王国维无疑是典型代表，且是与故宫及其旧有政治文化秩序联系最为紧密者。无可否认，作为王国维精神世界之中心的故宫，在其“行走”了17个月之后，这座精神圣殿就在“逼宫”（溥仪被迫搬离故宫）事件中，轰然倒塌，化为乌有。一直对现实世界保持着无欲无求的王国维，其个体生命唯一能获得存在感的那个精神世界，此刻也荡然无存。一生保持着精神洁癖的王国维，当然义无反顾、毫无留恋的要一死了之，带着为道统陪葬的意志，以及那个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神圣归宿感的“故宫”，在皇家园林里纵身一跃，永远的离开了这个表象纷乱、毫无意义的人间世界。

从王国维开始，梳理与探寻故宫的近代文脉，似乎总绕不开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的“逼宫”事件。于是，围绕这一事件，我将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对此事件的不同反应，作为后续篇章，以此比较所谓旧式知识分子与新派知识分子对故宫这一文化象征的迥异心态，希望藉以予今世读者某种微妙深沉的观感。

可以看到，这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涌立潮头的新派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乃至故宫本身的文化意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对溥仪的遭遇抱以深刻同情，对整个故宫的命运予以高度关注。1924年11月5日，已经两次进宫见过溥仪，对这位末代皇帝印象并不算坏的胡适，突然听闻了冯玉祥兵占故宫的消息。他为之愤愤不平，当即给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写公开信，抗议民国军队以强暴蛮横的姿态驱逐逊帝，背弃了早已签订的《清室优待协议》，强调说这一事件实为“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随之而来的，康有为四处游说欲请溥仪还宫，章太炎坚请政府拒还故宫等等，都可以看作胡适这封公开信所衍生的争端种种。当然，胡适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争，终究还是以溥仪迁居、故宫国有而告终，但善待国民遗产、慎管故宫古物的动议，多多少少还是对当局起到了鞭策与触动。当时写联名信抗议胡适的李宗侗，后来就成为故宫文物的清理与保护者。

诚然，皇权终究为民权所取代，皇宫终究成为博物院，历史潮流无可阻挡。接下来，则是深藏于故宫的史料文献的宝库大门就此洞开，故宫文献的整理与利用被历史性的提上日程。鲁迅曾经写过《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将民国建立之初，故宫“大内档案”的散佚乱象一针见血的披露，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各种“内幕”消息纷至沓来。时至今日，要梳理清楚关涉清末民初“大内档案”散佚的真实情形，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但是对百年后的今世读者有一个整体交待，也需要对这段“乱史”中的人为因素有一个总体评判。

大内档案是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今、奏章、朱谕、实录、则例、典籍、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它档案。清代内阁历年来所形成的档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当然勿庸置疑。但时至晚清，政局动荡，清廷早已无暇监管历年来形成的巨量内阁档案。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决定将所存大批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因学部参事罗振玉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由学部暂管，这批档案始躲过一劫。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内阁大库档案又改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历史博物馆，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档案初步挑选出来放置于故宫午门楼上，剩余的档案则装入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之中。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又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其中大部分档案装了8000麻袋,以银洋4000元售出，这即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在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悉数登场，各自扮演着参与者与见证者的重要角色。将他们与故宫的这段因缘，清楚明白的叙述出来，自然是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的又一重要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故宫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文化脉络中继续享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史学术方面居于重要地位，皆与这部分曾经出入故宫、清点内档的民国学者有着重要联系。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为故宫古建做测绘的梁思成、刘敦桢等，甚至还有为研习古代绘画，终日坐在故宫展厅临摹古画的金拱北；为接近溥仪以观故宫秘藏古画，乔装成日本画商的张大千等。虽因专题所限，非学者范围的人物未能选入，但也由此可见，多少英才俊杰，得益于故宫资源；多少有识之士，成就于故宫内外。

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年间，故宫所蕴含着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巨阔无比的平台。但随着抗战爆发，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随之而来的，故宫古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故宫古物的迁移历程中，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而在“古物南迁”之前，故宫古物远赴英国伦敦艺展，以及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等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将其赋予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梳理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民国学者在这些事件中的言行与影响，作为百年后只能在故纸堆中神游现场的我辈学者，虽殊觉困难，但更觉历史意义非凡。于是，在专栏写作与专题研究交替进行中，始终自我鞭策，要求自己多做工多思索；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也要力求点滴再现。

“民国学者与故宫”从一个专栏到整合成书，连载于《紫禁城》花了一年的时间，补正修订为书稿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反复审读与校改书稿又是半年过去，在编辑刘晴及故宫出版社方面的鼎力支持之下，今终于印行面世。我想，这样一本因缘殊胜，却着实令作者“江郎才尽”的小书，既包含着对百年前近代学者群体的敬仰与致敬，更包含着对故宫这样一座聚合历史风云、贯穿中国文脉的至高建筑的永久寄望罢。

说千道万，终是挂一漏万。在这样一本十余万字、百余幅历史图片的《民国学者与故宫》之中，因作者眼力与笔力所限，未能纳入其中的人物与史事还有许多，有所遗漏或尚未展开的探研专题还为数不少。期待在未来的时光里，能有机缘搜寻与接触到更多更富价值的史料文献，可以继续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的鸿迹与余绪，继续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百转千回中抒写这一有着持久魅力的选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