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风南渐进越乡
侠客一词，令人闻之敬畏。
侠指武艺高强、替天行道之勇士；客乃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之游子。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韩兆琦总结《史记》的抒情性时说：“司马迁的笔端时常流露着一种愤激之情，一种沉郁之气。”怀着这种深情，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刺客列传》篇章。“刺客”的名声似乎并非“正能量”，然而在这位西汉太史令笔下，刺客和侠客同出一源。他赞赏的“刺客”其实就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侠客”。以“侠客”之身去行刺客之事，“尽人事以听天命”（清·李汝珍《镜花缘》），事情成败难以预测、重要的是他们在事件中所展现的人格。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五位刺客：鲁国的曹沫（即与鲁庄公论战的曹刿），吴国的专诸，晋国的豫让，齐国的聂政，卫国的荆轲。然而司马迁不该忽视了一个高级刺客，他就是燕国与荆轲密不可分的生死之交高渐离。而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司马迁又专门捧出了另一位也曾经是刺客的“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他们三人的共同行刺对象，都是残暴不仁的秦始皇，而且都是出于“国之大义”。
战国晚期，战国七雄的局面发生根本变化，雄踞西部的秦国已成下山之虎。燕国的王位传到喜王时，在秦国当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当太子丹看到儿时好友秦王嬴政翻脸不认人，燕国已经难逃亡国的命运，由此心生刻骨仇恨。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但是在一个封建独裁的时代，真理却总是被历史所颠倒，这句话变成为“小人造时势”。因此诗圣杜甫做出了一个总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个人的痛苦遭遇，国家的垂亡命运，时刻煎熬着太子丹的心。燕国若与强大的秦国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惟一的办法就是选用刺客除掉嬴政，使秦国群龙无首，不战而败。
太子丹招贤纳士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一大批侠勇之人聚集到他的门下。其中三个最为出色的人：夏扶、宋意和秦舞阳。后来又来了一个从秦国逃亡出来的将军樊于期。太子丹招降纳叛的大动作，令其老师鞠武感到不能坐视不管了，在他的推荐下，一个叫田光的侠客出现了。但这位“侠客”竟是个老态龙钟、一步一摇之人，不过太子丹依然恭敬有加，将他让到上座。老朽的田光迈不动腿去蹬“上座”的台阶，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坐上去的，令旁观官宦们窃笑私议。
太子丹屏去左右后，向田光说明用意，并按其意把夏扶、宋意、秦舞阳请出来相见叙礼，随后退下。田光看过三人面相，认为皆不能委以重任，遂向太子丹推举一个体烈骨壮、喜怒不形于色的的神勇之人。于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侠客荆轲就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给后人留下了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之魂。
荆轲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卫国。他好读书，博闻强记，性格不拘小节。当他游历至燕国时，认识了擅长击“筑”的高渐离以及一位屠狗者，荆轲与他们十分相契，终日饮酒于市，喝到高兴处，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又哭又笑。友谊达到了忘我的崇高境界，诗化的人生享受。
前辈侠客田光找到荆轲，告诉他对太子丹的推荐，少言寡语的荆轲只说了三个字：“谨奉教。”在完成了使命后，为避免太子丹对其泄密的疑虑，田光抽剑自刎而死，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和证实了侠士的行为准则。当荆轲见到太子丹，告知田光嘱托以及以自刎表示践诺时，使太子丹万分惊愕，竟跪下以膝走到荆轲面前，痛哭流泣地忏悔自己失言。
在太子丹的苦苦恳求和殷勤招待下，荆轲为义所动，最终欣然应允。荆轲要刺秦王，必需敬献厚礼，方可获得秦王的信任，进而接近他以行刺。而最大厚礼则是秦将樊于期的头与督亢（燕国的“粮仓”之地）地图。太子丹不吝惜督亢的肥腴之地，却不忍心杀死樊于期。荆轲亲自造访樊于期的馆驿，向他说出刺秦必要君之头颅，樊于期不愧是盖世英雄，当即授首，自刎身亡。太子丹赶到樊馆，痛哭失声，用木匣装盛了樊于期的首级，以待荆轲上路。
太子丹早以百金为荆轲购置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并用剧毒的药水浸泡多日，又遣荆轲并不满意的秦舞阳为副使。他草就国书，交给荆轲，在易水河边为荆轲饯行，等在路边的高渐离为他击筑送行。高渐离的筑曲调由哀婉到高昂，在音乐之中，荆轲引吭高歌，唱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侠客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唱罢，荆轲与秦舞阳跳上车子，扬鞭策马，头也不回地向着秦国的方向疾驰。太子丹登上高台，目送荆轲的车乘在远远的地平线上与茫茫的天际融为一体。遥想当时的悲壮情景，唐诗人骆宾王在《于易水送人一绝》诗中叹曰：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公元前220年，到达秦国的荆轲很快得到嬴政的召见，在庄严肃穆的秦宫殿堂上，初见世面的秦舞阳开始发怵了。听宣之后，当荆轲捧着装樊于期首级的木匣，秦舞阳捧着督亢地图，一步步沿阶而上时，秦舞阳感到恐惧，面色变得惨白。嬴政只允许荆轲一人上殿，荆轲先把木匣呈上，在嬴政面前打开，又走回去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再次来到嬴政身边。但秦舞阳已被内侍叱责着赶下台阶，荆轲还没有开始行动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助手。可惜复可叹——如果秦舞阳是一个与荆轲相匹配的侠者，在两个人的辖制下，荆轲定可刀起头落。而统一中国的人就可能是太子丹或者是楚始皇、齐始皇了。
荆轲把地图交到嬴政的手里，嬴政展开图纸，于是“图穷匕见”，荆轲用左手一把拽住秦王的袖子，另一支手抓起匕首直刺嬴政胸膛。嬴政大惊，起身便走，袖子立时撕断。身高八尺的嬴政，一步撞翻了屏风，超越而过，绕着殿内的柱子疾步奔逃，荆轲在后紧追不放。在大臣们提醒下，嬴政拔出了那柄名叫“鹿卢”的佩剑，反身回来与荆轲格斗。以长剑对付匕首，嬴政当即砍断荆轲的一条大腿骨，荆轲倒地，于是用匕首投掷嬴政，被嬴政躲过，匕首刺入铜柱。荆轲倚柱而立，笑骂嬴政说：“大事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我想活捉你，迫使你订立归还诸侯们土地的契约回报太子。”这时荆轲被冲上前的侍卫们杀死。
秦灭六国，太子丹先于燕亡而屈死。高渐离则逃命于宋城，隐居在一个人家做工，但作为击筑能手，每当听到主人堂上有人击筑不当，就会品评一二。主人发现其才能后就叫他到堂前表演，结果满座宾客极为震惊，眼前明明是一位高级击筑艺术家。高渐离名声鹊起，击筑悲歌使全城人落泪。
此事传到秦始皇耳中，遂将其招募到皇宫中表演。但秦始皇了解荆轲和他的关系，为万无一失，就将高渐离的眼睛熏瞎了，才让他进行表演。几次表演后使高渐离渐渐地接近了秦始皇，一次他把铅放进筑中，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想为荆轲和万千燕国百姓报仇，然而却以失败告终。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但他自知造孽太多，从此终身不敢接近原先六国的遗老遗少。
登基称为始皇后的嬴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招致天怒人怨，全民共愤。这时候有一个韩国遗少张良做出了一个“侠客”的决定，他决心刺杀秦始皇。
张良，字子房，史称留侯，相传为成父(今河南郏县)人。张良的祖上是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祖父和父亲都曾几度任韩国的宰相。秦亡韩后，使张良一家从显贵的地位一落千丈，国破之仇，家败之恨，时时激励着青年张良报仇雪耻、灭秦复韩的雄心。
张良散尽家资，找到一个大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然后四处打探秦始皇东巡行踪。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三次巡游，出函谷，过洛阳，要经过阳武县博浪沙（今河南省原阳县东郊）。博浪沙的地理位置优越，路面沙丘起伏，秦始皇的车队必定减速行进；而且此地北临黄河，南是官渡河，芦苇丛生，便于逃跑，张良就将埋伏地选择在此。
按照君臣车辇规定，天子六驾，即秦始皇所乘车辇由六匹马拉车，其他大臣四匹马拉车，刺杀目标自然是六驾马车。然而没想到狡黠的秦始皇为保安全，准备了多辆六匹马拉的副车。当秦始皇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到了博浪沙，张良睁大眼睛仔细地看，看到第三辆华丽的六驾马车，以为肯定是秦始皇的车，就叮嘱大力士砸这一辆。车队越走越近，张良朝大力士点头示意，大力士立即抡起大锤，准确地砸中这辆车。只听见里面一声惨叫，秦始皇车队大乱。张良和大力士乘乱迅即逃跑，他们不敢在阳武县停留，快马加鞭来到远地一家客店住下。
第二天中午二人到前厅吃饭，当然要美美庆贺一番。这时酒客们都在纷纷议论博浪沙之袭一事，猜测皇帝遇难了。但正当张良和大力士碰杯庆贺之际，一个酒客进店报告最新消息：皇帝虽然遇袭却大难不死，大铁椎砸中的不是皇帝坐的那辆车，而是一模一样的另一辆车。
张良和大力士面面相觑，胡乱吃了点饭，张良给了大力士一笔钱，就此分手告别。虽然刺杀未遂，但被悬榜通缉，张良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多少年后，大诗人李白寻访先贤故迹来到下邳圯桥，写下了一首怀古之作《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 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饮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 ， 萧条徐泗空。
张良的幸运，正在于他遇到了一个“伯乐”，这个“伯乐”就是传说中的神秘老人黄石公。张良遇到黄石公的地点，就是李白特去寻访的下邳圯桥，不言而喻，张良是从圯桥出发进入了角逐天下的群雄行列之中。
自古燕赵多壮士，中原侠客天下名。
大江东逝二千年，侠风南渐进绍兴。
在先秦之后的二千年中，频繁地改朝换代，极少的明君和大多数昏君轮流坐庄，即使表面的灯红酒绿依然掩盖不住大墙后的悲惨衰败。但是在这二千年中却没有侠客的动静，侠风的吹动，也许因为儒礼熏陶、法制强化的结果，而一次次行刺无果，一个个侠客牺牲，也使后人缺失勇气，不敢再贸然蹚水。然而到了晚晴，形势发生剧变：甲午战争的惨痛记忆，戊戌政变的难忘悲剧，八国联军的侵华罪行，慈禧太后的恶贯满盈……不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中国只能走向亡国之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法无望，呐喊何用？在一个22岁的年轻人眼里，这统统不过是书生意气、文人行为，倘真要以排满反清为已任，就得来实的。什么是“实”的，他认为慈禧太后是一切的祸根，一心想除之而后快。想来想去，想起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博浪沙椎击尽管未遂，却留下千古英名。
于是，这个名叫陶成章的绍兴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走鲁入燕，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乱，密谋在颐和园暗杀慈禧太后。一位区区塾师居然有如此侠胆雄风，只是最后由于慈禧和光绪离京出逃，结果也与张良一样以失败告终。陶成章并未因此而罢休，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以为进行之计。归途中，他衣衫褴褛、步履蹒跚地走在徐州到浙江的官道上。用魏兰在《陶焕卿先生行述》的描述就是：“旅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陶成章再次北上谋刺，首先走访在京做从一品官的族人陶大均，这是其家乡陶堰族人在明清两代官宦中官阶最高者。陶成章对他说：“愿效骆宾王讨武曌故事，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大庭广众，倡言不讳。”陶大均深恐带来杀身之祸，便挖苦他自不量力，陶成章闻言旋即辞去。之后，陶成章南下来到徐州铜山，铜山县令陶仲彝也是陶氏族人，但听闻陶成章如此“十恶不赦”的想法，也连忙打发其走人。临走时，陶仲彝拿出数十枚墨西哥银钱为其做路费，虽然其时陶成章已身无分文，却婉言谢绝……
两次北上刺杀的侠客义举是陶成章在革命道路上自发迈出的第一步，他因刺杀而投身革命。陶成章一生似乎都在步张良的背影而行，而且也幸运地遇到一位“伯乐”蔡元培。但最后他被无耻的蒋介石等二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双手沾满革命志士血迹的蒋介石，就这样葬送了陶成章的革命前程，时年他仅34岁。
绍兴小地方，无处不熟人。我与陶成章之孙陶永铭及其夫人杨越贞均有师生之缘，陶永铭是我就读绍兴一初（今绍兴三中）的地理老师，杨越员是我在绍兴缪家桥小学（今塔山中心学校）念书时的自然老师，在她因病短暂请假期间，正好在家的大学生弟弟还来代过几堂课，一时使孩子们轰动。陶永铭在课堂上偶尔讲述祖父被暗杀后，他父亲怀里揣着刀到处寻找仇人蒋介石的插曲，殊不知蒋介石早被他的雇主陈其美安排去了日本。可惜啊——父子两侠客如能成功一个，中国的历史早已改写了！
仿佛是荆轲和高渐离的英魂飘到的古越上空，甲午战争又刺激了两位志同道合的绍兴侠客：一位是出身于地主绅商家庭的秀才徐锡麟，另一位是家庭同样优裕的鉴湖女侠秋瑾。
尽管当时的大清朝廷已成泥足巨人，然而在势单力薄的反清志士面前，依然是庞然大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徐锡麟与党人马宗汉、陈伯平各捐得官职，他又通过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推荐，得到安徽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重用，35岁时就当上了二品红顶道台。次年冬，徐锡麟被恩铭派为安徽巡警尹。他拜恩铭为师，小心逢迎，使恩铭引为亲信，又派他兼任巡警学堂会办。
身为大清之官又食清廷之禄的徐锡麟，反清大业矢志不移。1907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约定在皖、浙同时举行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原定7月19日举行，因一会党人员被捕叛变，两江总督端方电令恩铭拿办，恩铭即召徐锡麟计议。明知自己的别号“光汉字”也在招供名册之内，徐锡麟意识到事不宜迟，决定于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举义。但由于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两天，起义只得于6日在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仓促举行。
到6日那天，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齐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开始，学生正待行礼，徐锡麟却抢先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不等恩铭训问，他向后闪开，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恩铭扔去。不料炸弹没有爆炸，徐锡麟立刻从靴筒子里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在恩铭被护送向外逃窜时，陈伯平又从后面对恩铭补上致命一枪。这是民国创立之前著名的“安庆起义”，也是革命党人刺杀行动唯一成功的一次，从发动到失败，历时七个小时。
1907年7月6日夜，徐锡麟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惨遭杀害，终年34岁。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接着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随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在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它炒熟下酒。行刑的野蛮、残忍和惨烈令人发指，而志士的英勇、无畏和凛然又令人长忆。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总离不开身后的背景和周围的朋侣。在秋瑾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也同样接受了乡土人文传统的熏陶和光复会群雄的影响，徐锡麟更是她的良师益友。
在日本走上了反清救国之路的秋瑾，于1906年春从日本回国，在国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2月，光复会实际领导人徐锡麟赴安徽策划武装起义，将绍兴大通学堂交由秋瑾主持，创办于1905年8月的这所学堂，已经成了浙江反清革命的摇篮。从上海回到绍兴担任大通学堂督办职务的秋瑾，已从一名反清斗争的勇士，变成了指挥一方革命运动的主将。
1907年5月，秋瑾邀集各会党首领到大通学堂“订盟”，改约束，颁号令。在这次聚会上，秋瑾和各地会党首领还商定了浙江起义的行动计划。按照原计划革命党于1907年7 月19日在皖浙两地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秋瑾推徐锡麟为首领，她自己任协领。当7月10日秋瑾从报上获悉徐锡麟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得不啻万箭钻心。她任滚滚热泪在脸颊流淌，轻吟着自己在日本时写的吊吴樾烈士的旧作：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
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吟罢立即伏案疾书，连夜写下了《寄徐小淑绝命词》。她十分清楚，已经轮到自己为革命抛头颅的时候了。绍兴知府贵福得到劣绅胡道南密报的秋瑾等起义日期时，秋瑾已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处境。王金发急急赶到绍兴劝说秋瑾立即离开险境，但秋瑾不同意，却催促王金发尽快回去。她对王金发说：“如果我只身走掉，太对不起革命事业，对不起大家。因此我决定留在这里和敌人拼一下。”
对于常人来说，面临死神的步步逼近，怎能对自己生命的消失不感到恐惧和对眼前的世界、亲友不感到留恋呢？然而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秋瑾面前，死神失去了一切恫吓力和威慑力。临死前的日程安排，是以分秒来计算的。或许使秋瑾感到最困难的是，在有生之日处理未了事宜时，不管是大事小事、公事私事，都不得不忍住心头的巨大悲痛，保持镇定自若、若无其事的态度，不能让所有人甚至大哥秋誉章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有所觉察。
7月13日下午4时左右，来自杭州的新军汇合绍兴府、山阴县的军警突然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一面指挥抗击，一面组织突围，并销毁了全部文件。此时，学生劝说秋瑾从后门离开，被她拒绝。在清军的重围中，自知不免的秋瑾镇静若常，视死如归。清军冲入校内，秋瑾率十余学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她自己举左轮手枪，在亲手击毙三名清兵后，终因寡不敌众而为清军捕获，拘于卧龙山女监狱内。
绍兴府对秋瑾连夜密审，知府贵福在审讯中动用了连《大清会典》都禁用的酷刑。但坚贞不屈的秋瑾“坚不吐供”，只字未吐革命党内秘密，却指斥贵福为同党。在贵福要秋瑾写供状时，她凝思片刻，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一壮烈的绝命词。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年仅32岁。秋瑾之死，在大江南北激起了狂风怒涛，各方面发出了不同的回响，如条条激流，汇成了一股正义激荡的巨浪。
历史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侠风南渐，在荆轲、高渐离的背后屹立起两座高山徐锡麟、秋瑾；紧随张良后尘的是一头勇猛的雄狮陶成章。而且他们要消灭的目标都是一个人：燕赵壮士剑指罪孽深重的秦始皇，绍兴志士枪对万恶不赦的慈禧。诚然张良、荆轲、高渐离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在侠义诗篇上都谱写了悲壮的一页，然而两者的历史大方向却是南辕北辙。前者是反对抵制秦统一六国，使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实属逆潮流而动，后者则是推翻腐朽反动的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新政权，顺潮流而生。
至于乱世时期发生的多起暗杀他人（史载解放前夜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被保密局暗杀）、雇凶杀人（正如蒋介石和王竹卿受青帮上海头领陈其美雇佣枪杀陶成章）的黑社会行为，是一种禽兽般的滔天大罪，与侠客所为风马牛不相及。遗憾的是近年来这类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地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何以解释？唯有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