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怀国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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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朱熹在《论语》里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一件事情如果做得过头、过分了，就和做得不够是一样的。从前，有一座小岛上来了一群天鹅。天鹅从北方来，准备到南方过冬，小岛成为天鹅们歇脚的地方。岛上有一对老夫妇，看到天鹅十分高兴。又为它们提供食物，又敞开院子给它们取暖。于是，天鹅没有再飞往南方。一年又一年，老夫妇去世了。老夫妇本来是一片好心，又是喂食，又是供暖，但这却打破了天鹅自身的生活平衡，所以当老夫妇去世以后，天鹅也因为已不具备生存能力而被冻死。
即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禅师说：得道前，砍柴时想着吃饭，吃饭时想着睡觉，睡觉时想着砍柴；得道后，砍柴就砍柴，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砍柴就是砍柴，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这便是素位而行。
《礼记·中庸》里还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一个人无论是处于富贵，贫贱，身在边远，还是患难之中，都应该做他当下应做之事，并保持安然自得的心态。在京都为官时，王安石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铁了心要变法。身为臣子，苏东坡认为新法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反对变法。他也因此被排挤出京城。多年后，作为朋友，苏轼曾特意去南京看望王安石。彷佛没有政治对立，彷佛没有“乌台诗案”，彷佛没有黄州的五年谪贬──两人谈古论今，相见甚欢。在苏轼一路被贬的路上，他都安于境遇，做自己应做的事。生活贫困时，苏轼得到一块地，一见倾心。地本无名，因为位于城东，他就命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还亲自建屋、耕地、种菜，有一回夜雨，他想菜圃的菜一定长得快，就爬起来去看。更情不自禁写下了《雨后行菜圃》一诗。生活上，苏轼对茶一往情深，甚至做梦都是茶，梦中也在写《饮茶诗》。来到海边，初尝生蚝，就迫不及待给儿子修书一封：儿子啊，爹可是只偷偷告诉你一个人，这海南有一种贼好吃的美味，有空你可要来尝尝。苏轼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生活多么得意和困窘，他都满怀希望地做自己，经营自己的那份自在与淡定。如果说孔子的人品是“忠恕”，孔子追求的道德是“仁义”，其达到的境界就是“中庸”。
《孟子·梁惠王》里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就是说，要达到中庸之境，需要权变和适度。万物皆需权度，人心更是如此。权变，指做事情所要面临的选择，是途径；适度，指做事情所到达的程度，是方法。在古代，“权”的本意是秤锤。根据物体不同重量而移动它的位置。就像以前，人们到菜市场买菜，用的秤是杆秤。如果菜少，师傅会把秤砣往里靠；如果菜多，师傅就要往外靠些。《孟子·公孙丑》也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能做官就做官，能退隐就退隐，能长久就长久，能短暂就短暂。
《论语》中也有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一个人，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高兴了才笑，该取的时候才取。张良是韩国人，韩国毗邻秦国，秦始皇横扫六合时，第一个灭的就是韩国，张良那时还很青涩。少年意气，国仇家恨，曾在博浪沙刺杀秦王。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该隐忍便隐忍，隐姓埋名，静观其变，习谋划之术。作为谋士，张良该入世便入世，替沛公解鸿门之危，荐韩信、彭越、英布三雄以灭项羽，谏止刘邦立六国后，支持迁都，劝太子迎商山四皓以固国本，汉事业的兴亡成败尽在于此。待天下已定，张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是为该退便退。在生活中，人们似乎总在追寻一个答案，好像有了这个答案，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抵御这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就好像身边有一个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我们就会问：您觉得我应该读什么书好？其实，当人们这么问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潜意识：只要我掌握了那本书，我就能够变成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然而，世间事哪有这般简单？宇宙更迭不休，世界瞬息万变，谈什么标准答案，谈什么亘古永恒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多学一点为人处世之道，能在这个世间活得如意自在一些。
*作者：慈怀兹心，来源：慈怀读书会（ID：cihuai_dushuhui），因书明理，以慈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