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兰布依：深入骨髓的记忆
1989年，那时候的大学生还很值钱，工作还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我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虽然拿到手里的派遣证是到贵州省林业厅，但由于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季节，我知道，理应分不到国家机关和省城。于是乎，我到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到了贵州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县——荔波，那是出了名的国家级贫困县，三波罗地区。
本来以为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是出了头的橡子。但就是因为那个什么风波，必须到基层。基层，当然就不是县里，县下有乡，乡下有村，那才是基层，于是我被安排到尧古管理点，一个实实在在的基层。尧古本来的名字叫瑶古，即古老瑶族人居住的地方。但历史更替，时光推移，今天已经是一个布依族村寨。我们的管理点就设在一户布依族群众的家中，可谓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尧古寨依山而建，寨子周围环抱着枫香、柏树、拐枣等古老的“风水树”。使整个村寨沉浸在绿色葱笼之中。一眼山泉从大树下汨汨流出，为孩子们戏水提供了美好的场所，也为当地群众解决了饮水问题。村寨住着四十多户人家，青一色的“吊脚楼”，这是西南山地居民典刑的建筑。因为是依山而建，房屋柱子高低不一，正面的柱子一根根立在高坎下的地面，二层背面二楼则直接立在坎上地面，这样房子前面半部形成了半个吊脚，用石墙一封，就成了喂养牲畜的圈或堆放壮物的储藏室了。每家门前都有一排高高的台阶，有石制的也有木制的。要踏着台阶才能进屋，一进屋即是“堂屋”，设有一个贴着奇怪纸符和祖宗姓氏的神龛，在其后为火塘，主要用作日常煮饭炒菜和冬天取暖。左右两边隔成卧室、客屋等。我的“办公点”就设在一户人家的右边房间里。
由于我是初来乍到的外族人，对当地的语言、文化一点都不懂，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趋使我去了解他们。
我通过文献资料得知：布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个少数民族，是古代“百越”中的一支，与壮族同源。历史上“夷”、“苗”、“仲苗”、“仲'家”、“仲蛮”等，1953年才叫布依族。布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没有独立的文字，以汉字为记载工具。布依族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主要聚居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和贵阳市，人口255万人。布依族是荔波的主体民族，在茂兰保护区更是主体民族，约占保护区总人口的70%。
为了便于工作和生活，我开始尽可能地溶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向他们宣传保护区的知识。由于那时的保护区内的村寨基本上都不通公路，与外界交流很少，使他们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完整。村寨里除了几位年轻男人会讲汉语外，其他人都不太会讲。特别是妇女和小孩，几乎连简单的汉语都不会。他(她)们一辈子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着米饭，就着山上采来的野菜，加上一点辣椒，就算解决温饱了。每当夜幕降临，因为没电，不能像城里人一样聚集在一起看电视，年轻人就三三两两聚在—起聊天、唱那悠扬抒情的布依歌。男人们围坐在火塘旁边喝酒，虽然没有什么下酒菜，锅里除了可怜的野菜外，上档次的就是豆腐了。但酒性依然不减，时而猜上几拳，更显出布依人的豪放。当然若是客人来家，杀鸡宰鸭是少不了的，如是遇到哪一家办喜事，甚至会杀猪杀牛，供客人们尽情享用。这时的锅里是完全换了成色，除了少量的豆腐，都是大块大块的肉。当地人认为把肉切得过薄过细是吝啬的表现，尽管大块的肥肉没几个人会吃得下第二块，反而节约了下来，但人们仍然会赞扬主家舍得。在这种情况下，喝酒那可能就是几天几夜的事儿了，伴随着那动听的敬酒歌和嬉笑声，一坛坛上好的老酒就这样一碗碗地流入腹中，真正体会了什么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了。当地人喝的酒都是自己酿制的米酒，当地人称“土酒”，度数不算很高，入口甘甜，如饮甘泉，所以都是用碗喝，因而外地来的客人经常有人不知不觉中就醉酒了，甚至有的是人事不知的昏上好几天。我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已经体验过多次醉酒，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在漫长的夜晚女人们也没闲着，为了家人的衣着及给亲朋好友送礼，她们围坐在火塘边一边拉家常一边绣花或者是摇着古老的纺车纺线，随着纺车“咿咿呀呀”的鸣唱，让一条条雪白的棉花条变成了一根根洁白细长的棉线，又用这些棉线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起土花布。这种布依土花布所有的纱线都是群众家田地里自己种的棉花纺织出来的，布是群众亲手织山来的，可谓是真正的纯天然的了。连用来给纱线染色的染料都是群众自己种出来的一种叫“板蓝”的植物提炼出来的，提炼出来的染料成品被叫做“蓝淀”。这种土花布因为是纯棉的，所以成品有些笨实，但却是好东西，睡在上面，冬暖夏凉，保暖吸汗，而且经久耐用。……
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繁华，工业很发达。但是工业文明的影子在这里并不多见，这里煮饭用的是很古老的“鼎罐”做锅，煮出来的饭香飘四溢；耕地用的是“翻撬”和“牛犁”。在建立保护区以前，打猎、采集野生植物和烧木炭出售是他们重要经济来源。但他们有其不成文的习惯，在耕作中，耕地主要分布于相对平坦的洼地底部；在采集过程中都会采大留小；在捕猎行为中认为一些动物是神灵鬼魅而不捕猎，客观保护了动物的；采伐的方式及采伐过程中的一些禁忌，包括采伐种类，采伐地点，采伐习惯等客观上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养殖中利用一年生植物地上部分, 煮食所用的薪柴多为自然枯朽木;建筑过程中力求做到不浪费，配以大量的石、土建筑材料，既防火，又节约木材，且经久耐用。有了这些传统，再加上长期的封闭，在小范围内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不会对资源造成难以恢复的伤害，而随着社会交流的增多，外部的物质需求加剧了资源压力，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传统的烧木炭和打猎等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保护区成立被禁此，他们经济来源就很少了，而且交通不便，山路漫长，就算有什么东西想往山外运，也只能肩挑背扛，而拿到山外的东西换来的钱也是很少的，买些食盐等家庭必须品后也就所剩无几了。……
我就这样每天与布依族群众在一起，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看着他们那朴实的笑容，看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整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了。我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也深刻体会到了他们的无奈和因为贫困而演绎的惨烈。
有一次，我们得到举报，说有人砍黄杨木到广西去卖，要我们去调查。我们沿着山路追踪，那路虽说是当地人经常到广西的主要通道，路面上还是杂草丛生，而且很窄小，陡峭，好多路段我们都是手脚并用才能勉强通过，我们不敢想象当地群众是如何负重从这里通过的，而且为了躲避保护区的巡护人员，还是夜间潜行。那是一种因贫困而滋生的无奈，是用生命作为赌注在谋取生存。
我作为保护区的管理者，一边是生物多样行保护的任务，一边是贫困的布依群众的生存，让我别无选择，必须改变管理方式，让群众在保护区建设中过上好日子。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1992年，在保护区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很多村寨开始开挖公路，我与他们一起开会商议，为他们出谋划策、协调田土、测量线路、开山炸石、搬石填土，群众投工投劳，挥洒了无数的血汗，终于给布依山区开辟了一条通往山外面的毛坯路，为他们走出大山，见识外界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毛坯路，后来逐渐被柏油路所取代。
通过我们的呼吁，领导者们认识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布依族群众的生活前途两者密不可分、相生相成。随着群众的发展和对保扩区工作的不断深入，保护区改变了原来的传统的看家护院式的管理模式。开始把社区发展纳入保护区管理工作。从手把手教群众蔬菜种植、果树种植、家禽家畜养殖；到援建沼气池帮群众解决能源问题、建公路解决交通问题、建诊疗点解决就医问题；从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提供图书建立村寨图书室给山里的孩子享受公平教育，到提供电脑通过网络平台为山里的群众获取致富信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给社区群众提供培训机会、开展生态旅游等让群众获得最大的实惠。当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后，茂兰保护区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布依族群众的生活也在变化，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茅草房都变成了砖瓦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良好的生态环境滋养着布依族群众，他们与茂兰独特的喀斯特生境和谐相处，在峰丛间的田土里进行着传统的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产。他们一方面受益于山林的滋养，从所处的生态环境中获得水源和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他们敬山爱林，以山林为友，用其文化上的设置维护着与山林之间的平等和互惠关系。
如今的山头更青、更绿、更密了，当地群众自觉形成了保护意识，认识到了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他们的长期发展的基础。原先保扩区内若有山火，群众最多是好心地通知管理局：“你们的山着火了!”而今若发现有山火，村民们会放下手中农活，先去扑救山火。原来家家户户都要山上砍柴作为煮饭等生活燃料，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沼气池和家用电器。有了这些优越条件，使茂兰保护区不仅成为了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还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地。
现在几乎所有的村寨都有了进寨公路，远离了肩挑背扛的日子，一幢幢新房屋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每家电视节目的欢笑声夹杂着主人的评论不绝耳际；餐桌上可口的饭菜已不再是用来招待贵客。孩子们谈起电脑和网络时也并不比城里孩子逊色。那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衣料也穿在了山里人身上。山里的生活慢慢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随着社区的发展，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也得到了更好的开展。但这些都才刚刚开始，离真正的人与生物圈的理念还有距离。
文化代表了生存智慧，是民众与自然生态的对话、共谋中形成的认知和实践方式；自然界为文化的产生和延续提供基本的保障和地域。生活在这喀斯特森林中的布依族群众，生活依然贫困。弱势的布依族文化，在贫困、强势的汉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及大众传媒的重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脆弱甚至濒危。青年们冲出大山打工的同时，正在快速地忘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织布机的数量少了，寨老们的威严没有了，相互间的互助和交往物化了，村寨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运行机制正在解体。长期以来与生态所形成的和谐关系开始难以维持，逐渐冷漠了他们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文化契约。这一切正是我们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