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想念电影院：写在影院复工第一日 | 一周热点

今天是电影院恢复营业的第一天。

过去的一整周里，日本演员三浦春马自杀去世、全国的洪涝灾害、新疆的疫情复发、江歌母亲正式起诉刘鑫、贵州警方通报公交车坠湖事件证实司机蓄意报复社会、新闻联播首次更改片头——大大小小的各种新闻组成了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既会因为三浦春马的去世而感慨生活的不易与压力，也会因为没完没了的下雨和每日都能刷到的洪涝黄色与红色预警而感到不安。

另一个大新闻可能就是网信办的新规。自从对微博热搜进行整改之后，网信办似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微博为首的社交媒体上。在7月13日发布的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其中一个方面是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饭圈互撕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严厉打击诱导未成年人在社交平台、音视频平台的热搜榜、排行榜、推荐位等重点区域应援打榜、刷量控评、大额消费等行为。

大部分人为网信办拍手叫好，纷纷表示终于干了一会人事。当然也有搬出福柯先生，对这种权利与规训下的监管与控制嗤之以鼻的人。

作为媒介的社交媒体保存了我们所有的记忆与情绪，也保留了一个时代鲜明的文化足迹，可能等到五十年后饭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回过头来重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所有此刻的文化印记，皆是曾经的狂热、谩骂和规训的投射。

归根结底不过是人类的自我发展与矫正，而这一切恰好被社交媒体这样时间偏向的媒体记录了下来。

和社交媒体一样，电影院实际上也留存着人类的情绪与故事，无论是屏幕上，还是屏幕下。

可能过去一周里最让大家真切的感受到快乐的新闻就是电影院的恢复营业。

一个月前，博纳影院投资人的纵身一跃让大家纷纷说道2020年是中国影业的「至暗时刻」，好在被阴霾笼罩的电影业终于透露出了一丝曙光。

国家电影局七月十五日表示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接近半年没有踏进电影院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即使新片档期并未确定，排片也有待落实，但至少我们的娱乐生活多了一些新的选项。

约会终于有了新的场所，姐妹聚会终于有了新的方式——在电影院关闭的半年内，我们想念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看一部电影，身边坐着喜欢的人的场景；我们也想念看完电影后顺便一起吃个饭，正好谈起刚刚看过的剧情时的轻松；我们想念姐妹聚会三部曲逛街电影小清吧，一起聊聊电影与生活的快乐。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在那个场景下的一些人，一些记忆与一些氛围。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场所的电影院实际上也承载了人们的娱乐、生活与连接。

今天是电影院复工的第一天。

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到底电影院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去电影院只是为了看电影吗？

不管你回答是还是不是，都可以接着往下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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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大众传播学探究电影院

大家先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媒介的作用是什么？

在大众传播学视角或者说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视角上，媒介即媒体，即信息传递的工具。功能主义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东西都是需求的结果”，在存在即合理的逻辑下，大众传播研究诞生了使用与满足论理论，将人们的媒介接触理解成是为了满足自身信息需求而进行的接触与选择行为。

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假定，我们进入电影院的目的即为了满足自身观看电影的需求。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互联网时代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无限拓展，当电影院不再是我们接触电影的唯一选项时，电影院的「功能性」意义正在消退。

于是在经历了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之后，出现了一位传奇的人物，即热爱二元结构的戈夫曼，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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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提出的框架（Framing）是指除了人主体的结构需求之外，还有外在的环境，同时客观与主观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则。因此所谓环境即客观外在以及我们对于客观外在认同并相应会遵守的一种规则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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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即我们进入电影院，除了我们个体对电影的主观需求之外，更大一部分来源于我们对「电影院」这个场景、这个环境的感知与认同，比如我们认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意味着一种共同进入剧情的亲密性、认同在电影后一起吃饭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约会流程与仪式。

这些都来源于「环境」对电影院的刻画。

所以以戈夫曼为代表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在于人与环境并非二元对立，人和环境之间的双向建构、双向弥合，环境中有人的影响，环境又在人心中有所投射，比如前台后台，比如框架——在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先在性的内容，这种内容往往是一种传播双方与环境带来的认同感，框架和行为是相互建构和相互关联的：框架即共同看电影意味着约会程式，行为则是程式背后人们可能会做的拉手甚至接吻的动作，这都来源于影院的环境框架。

而这样环境-行为的观点被许多传播学者继承发展，并就此衍生出了一套行为被结构限定、结构的来源探究与人们对结构的应对的三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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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开始在，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认识到人们的行动是被结构限定的，于是在戈夫曼那里叫做框架、在布尔迪厄那里叫做场域，在福柯那里叫做机制，在德·塞托那里叫做空间，在德波那里叫做景观

接着这些学者们发现公权力对于结构设计和技术发明，试图宰制和支配人们的生活的空间，这在福柯那里叫做规训，在戈夫曼那里被称之为前台的表演，在布尔迪厄那里叫做惯习，在霍尔那里叫做编码。

最后学者们又开始意识到了，人们的行为也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在戈夫曼那里叫做后台，在德·塞托那里叫做弱者的战术，在赫伊津哈、斯蒂芬森那里叫做游戏，在霍尔那里叫做解码，在德波那里叫做漂移和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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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用电影院给大家打比方，去电影院看电影是约会的行为程式，这种程式来源于共同的社会认知，即结构。而探究这种社会认知由谁塑造则要上升到控制层面，比如为何我们只敢在电影院牵手而不敢更加出格？为何电影院里不能大声喧哗，这些的背后都是社会的规训。但人们并不是完全服从于规训的动物，于是电影院里依然有小孩的哭声，有情侣黏腻的声音，也有小姐妹们的窃窃私语。

回到开始，为什么我要讲这些。

为了论证电影院本身的媒介属性——以大众传播的视角。

那下面我们再换个逻辑再论证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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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媒介环境学派探究电影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罗德·英尼斯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偏向论”：特定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在《帝国与传播》中，英尼斯认为任何帝国和文明都要借助传播媒介保持时间上的持续或者空间上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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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尼斯的媒介观中，存在利于空间上延伸和利于时间上延续的两种媒介。一种是事件偏向的媒介，比如石版文字和泥版文字耐久，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能够传之万世。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因而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另一种则是空间偏向的媒介——莎草纸等纸张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迅息，然而它们传播的迅息无法获得万世的保存，比较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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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空间偏向是一种感官偏向，比如电影内容的可传播性，那么时间偏向则会构成一种价值偏向，即好的电影历久弥新始终可以进行传承，而电影院则是这种传承的重要场所，这是为什么影院复工时会播放经典老片，这是为什么上海电影节《哈利波特》imax版的七部曲门票被抢购一空让我咬牙切齿。

因为媒介是内容与价值的承载。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许多媒介已然突破了英尼斯所界定二元划分，而感官偏向到价值偏向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人的情绪与感知，即媒介是人的延伸——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传统。

但对于媒介的研究依然在突破。

还记得我们的专栏「传播现象学」吗？实际上在现象学也的确应用在了传播视角，媒介现象学的传统：媒介是一种观念、关系和意义汇集的空间。

对电影的认同是观念，对与你同看电影的人认同是关系，看电影背后的约会、消遣与娱乐即意义——电影院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关系与意义汇聚的空间。

最终在媒介现象学的视角上，我得到了我今天的答案。

电影院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去电影院只是为了看电影吗？

电影院实际上是社会媒介，这种媒介远比我们理解中的媒介的概念要广泛的多，它既是结构-行为下的一种社会场所，建构着着我们的行为与关系，同样他也是一个关系与意义的空间集合，塑造着我们的社会链接。

我们去电影院是为了看电影吗？

看电影只是一个说辞或者很少一部分理由罢了。

毕竟，我只是想借着电影院复工这个名头，拍一拍你，和你说“电影院今天复工呀”，而我的言下之意不过是问你想不想和我一起看场电影，顺便吃个饭，聊聊这场电影。

毕竟，我只是想和你构建一层亲密关系。

这就是电影院的实际意义。

又或许，我们也可以把今天的这场探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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