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之十《郁达夫忆鲁迅之六》
【“郁达夫与鲁迅”专栏小编提示】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忆鲁迅之六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 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案的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