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多雨的夏天——干校琐记之一

1969年的秋冬,寒露前后,在塞外的官厅水库北岸,已是寒气袭人了。正在干校工地上和泥脱坯干活,突然间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电报。展开一看,原来是我妻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军代表发来的,要我立即返京。我拿着电报向连里请了假,便慌不择路地取道延庆县走山路赶往北京。到京后,文学所的一位姓薛的军代表向我宣布:文化部干校不带家属,学部的干部连家属一起到河南罗山干校。你跟我们走!你的将来由我们负责了!在一周内办好所有手续。和平里的宿舍住房要交出去。倒也是,“文联”的名称都不存在了,我们干校名称叫“文化部五七干校”,我所在的连队三连,人员来自原中国戏曲研究院、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作为一个已经宣布解散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不容商量的指令,我一时无语。但潜意识里明白,交出房子就意味着连根都拔了。

就这样,一封电报和一次简短的谈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单位没有了。住房没有了。拉家带口到河南罗山干校去,从此在北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彷徨。困惑。沮丧。看不见未来。得令后,立即处理家里所有的书籍,连挑选的时间都没有,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收废品的小贩,七分钱一公斤。精装硬皮的俄文书,要把硬皮撕掉小贩才肯收。读书无用,文化贬值!原民研会丛书编辑部主任陶建基先生送我的从创刊号起全套的《译文》杂志,我工作后单位发给我的全套的《民间文学》合订本,以及家里唯一的一件贵重物品——一台交流电的五灯收音机,下乡没有电没有用处了,却又舍不得卖掉,就留在了住室的顶柜里,我走后,就留给这间房子的未来主人吧。一周的时间处理了全部家当,便立即返回官厅水库,办手续,拿东西,就此脱离了文化部干校。

我和妻子、七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一家四口,随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河南的干部一起,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乘火车远赴信 阳。中途在明港下车,在那里的一所步兵学校里暂住几天,然后乘汽车转送到罗山干校所在地。在罗山县一个劳改农场里住了一个月左右之后,又迁到了息县的东岳公社。息县是春秋时代息国的故地,贫弱的息国被楚所灭,被赞为“桃花夫人”的息夫人被楚文王掳去,息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王子,却一直怀念故国、牵挂息侯,与楚王三年不语,最终自尽而死。诗人宋之问有诗叹曰:“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乃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关于息夫人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着。而我们所要去的东岳公社,却原来是一片广袤的荒地,几无人烟的地方。

单身的下放干部,不论男女老少,体强体弱,包括何其芳、钱钟书、吴晓玲等老专家,用汽车直接拉到了荒凉不毛的东岳塘坡草滩上。在这片草滩荒地上扎帐篷,打地铺,安营扎寨,脱坯盖房,白手起家建设干校。带家属的下放干部,则在公路边上一个叫做包信的公社所在地下了车。我们一行人来到包信中学,学生们还在停课闹革命,尚未复课,教室都空着,我们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了下来。

包信中学离劳动的干校工地实在是太远,大约有十多里地之遥。每天往返上下工很不方便。这帮知识分子在工地上干完一天的累活后,回驻地的路上的那种景象,不由得让我想起1958年在十三陵修水库的时候那幅残兵败将的图画。过了一些日子,从长远计,连部决定,家属队,包括俞平伯夫妇、美学家蔡仪和乔象钟夫妇等,统统搬迁到东岳公社所在地那个村子里去住。新的驻地与劳动工地之间虽然隔着一条壕沟,直线路途却只有四五里,早晚上下工方便多了。

这是个大约有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我不清楚这里为什么叫东岳,是否与老百姓崇拜的东岳大帝有什么关系,也许过去街上什么地方曾经有过一座东岳庙,现在没有了?除了公社的办公用房是砖墙建筑外,老百姓的房屋,几乎一色都是土的,或者叫做“干打垒”吧。村里的一条主要街道,是农村集贸市场,五天一集,四周的老百姓到这里来赶集,买卖鸡鸭鱼肉、针头线脑和自留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这条小街,平日里冷冷清清,逢到赶集的日子,才显得热闹起来。几十个带家属的知识分子下放干部,呼啦啦来到这个村子,被分散安插在了农户空闲的屋子里。添人加口,又是些北京来的大干部,使这个本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村子,一下子变得不平静了。

我一家四口被安置在这条街面上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旧门面房里,对面是村里的供销社。估量一下,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样子。临街开了一扇大大的车门,没有窗户,安下那张费了很大劲儿从北京带来的木板床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地方了。一家四口人,只能横着睡在这张床上,虽然挤点,倒也还算安适。客居外地,总算有一间自己的住所了。由于天气寒冷,又要起火做饭,进门就得脱鞋上床,地下是没有地方站的。因为房门朝街开,时常有热情的不速之客探进头来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同你搭话,要看看这家从北京下来的干部,家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家当。一天两天倒也没有什么,时间长了,就难免感到心烦,所以时时得把门关上。然而门一关上,屋子里便顿时黑暗得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两个活泼的孩子,实在是无法承受的。过了些日子,连部又把我们转移到了公社大院后院的一间空闲的房子里。那里已经住着文学所的王锳和她的女儿和冯志正夫妇一家,我们来了,两个孩子们也有了上学的同伴,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

俞平伯夫妇被安排在一个大水湾(水塘)的岸边,一间闲置久矣的没有院落的空房里。消息传来,村里人都知道来住的是一个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过的大名人。当老两口在连里同事们的帮助下,带着大包小包来到这间预定的住室时,顿时招来了一团一伙的村民来看热闹,俞平伯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一样,被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伸头探头一遍一遍地观赏着。虽然事先有人草草地把屋子里打扫过,但墙壁和屋顶很黑,是常年烟熏火燎地呛黑的。既来之,则安之。自《红楼梦》研究受批评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环境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俞平伯先生的心情。集市上有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出售,我们看到,他常到集市上去买烧鸡来吃。他住的这间房子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邻居,可以堆放东西。冬天来了,取暖的事迫在眉睫。俞老先生就找老乡帮他到大集上去买了一车高粱秸来,以备开火作饭和冬天取暖之用。

为了解放劳动力,让所有的干部都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劳动,连里在村子里办了一个托儿所。蔡仪先生的夫人、古典文学研究者乔象钟先生被指定为幼儿教师,当起了孩子王。她很热爱这项事业,全心全意照管和教育这些孩子,与孩子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很受孩子们的尊重。我的小儿子那年才三岁,不能带他到工地参加劳动,平时就把他寄托在托儿所里。乔象钟先生成了我儿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我每天送儿子到托儿所,然后再和妻子一起带着女儿步行到工地,下工后再去接儿子回家。七岁的女儿,在包信时,就学会了在野外检柴禾,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只是南方多雨,碰上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特别是过村外那条积满了水的水沟时,就不得不卷起裤腿来,赤脚背着她走。现在好了,她可以到村子里的小学上学了。我们常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儿早早就懂得了在农村的生活,每天下学回家时,总是先去接了弟弟,还把一捆捡来的柴禾拖回来。

1970年的夏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多雨的夏天。一旦下起雨来,几天不放晴,道路泥泞不堪,无法出门,集体住在工地上的同事们,就组织学习,我们住在村里的,只好呆在屋子里。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连报纸也没有。农民自己盖的屋子,一般都是黄土干打垒的墙体,用高粱秸和麦草盖屋顶,遇到连阴天,对墙体的威胁很大。一天夜里,我们在睡熟中,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袭来,一阵狂风把我们住的茅屋的屋顶给揭走了,雨水淅淅沥沥地流下来。怎么办?孤立无援的我们,束手无策,深感到身在他乡的无奈,仓惶中,只好拿出那块包裹被褥行李的大塑料布来,蒙在被子上面,继续躺在床上,度过这个一生难遇也难忘的长夜。天亮了,风刹了,雨停了,担惊受怕的风雨之夜过去了,所有的家当都像是被水泡过的。心情之沮丧是可以想见的。

这间屋子显然是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连部又出面向公社求援,给我们借了一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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