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遗民：代北雄鹰——沙陀骑士兄弟会的兴衰

部族源起

沙陀人虽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很多材料显示，他们是一个素质极高的武士民族。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英勇善战的沙陀骑兵的，他们是两大势力：突厥汗国和粟特商业族群的混合后代，并在唐末乱世的战场上大放异彩。

最初人口并不多的他们是突厥中的处月部，游牧在天山下的准噶尔盆地东南，一度臣服于唐朝，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因留在西域，而被吐蕃奴役。由于不堪怀疑和压迫，在9世纪初脱离了吐蕃奴役，他们举族从西域东迁唐土之后，其部众只剩下万余人，其中包括了2000士兵，而骑兵只剩下有区区700人，但是就是这些人，以顽强的作风，在对抗吐蕃，回鹘还有吴元济的战斗中崭露头角，而且还在唐朝以胡治胡的策略下，得到了两个突厥化的粟特部落--安庆和萨葛（就是粟特）的加盟，后者为前者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前者为后者提供武力保护，两伙人也因为草原生活方式相似而气味相投，就这样，这个混血部落联盟进一步做大，粟特遗民也在这个小联盟里，有了起死回生的态势。在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中的军事和政治领袖层出不穷，并在战场上创造了一个个传奇。

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个活跃一时的武士集团，除了血统上有沙陀和昭武九姓的胡人之外，沙陀系的武将集团中，还有很多出自幽州，并州，代北的汉人英雄，这些文化上的胡汉混血儿同样骁勇善战，称名一时，有的人至今生生不息的活跃在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中。

文化背景：胡汉混合的族群

1.义子-义兄弟和部族军传统

抛开所谓的游牧民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传统（因为边塞汉人中也不乏善战之士），如何证明这些印欧和突厥的混血人群有来自内亚的根源呢？

首先，沙陀人保持较强战斗力的原因，和他们的部族军传统和结义习惯大有关系：

（后）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这种风俗，来源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统，由于草原上的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牧民的亲属和家人经常在战争中失踪或者去世，不稳定的环境不容易形成稳定的家庭结构，这种环境导致了结拜兄弟-父子和收继婚姻的传统，前者是男性成员之间互相结盟，或者依托强者生存的方式，后者是保证男性战死后，女性亲属有人保护，不至于成为孤儿寡母。随便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认为义父或者兄弟，在汉族宗法传统中是难以想象的。说到结拜兄弟，现代人最熟悉的可能要属铁木真和扎木合了，当然铁木真也曾经将克烈部的王汗奉为义父。而在胡汉交往和胡化较深的时代，结义的传统也会被汉人采纳，比如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为拉拢汉中山靖王之后刘琨，“与琨结婚，约为兄弟”。唐代索元礼为胡人，“薛怀义始贵，而元礼养为假子”。鲜卑人尚可孤，“鱼朝恩之统禁军，爱其勇，甚委遇之，俾为养子，奏姓鱼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镇于扶风县，后移武功。”还有最典型的，是安禄山将杨贵妃和唐玄宗认为母亲和父亲的政治表演。

到了五代时期，这样的养父子互认的情况更多了，各种大佬的帐下都有一大帮出身胡族或者汉族的勇士作为养子：从后唐的“藩汉马步都校，藩汉总管等头衔看，就说明当时军阀的直属部队是胡汉混杂的。这些胡汉养子能获得极好的待遇，五代的沙陀系君主们，就是以这些人作为班底，组建了“从马直”，“义儿军”等精兵，这些人构成了日后五代诸王朝的军事基础乃至政权班底。

这一点最好的注解，就是“一军之中出五帝”，在梁晋争霸的战斗中，晋军禁军中的5个亲兵和将领，在日后都成为了皇帝：

唐庄宗为晋王时，与梁军距于河上，垂十年。时李嗣源为大将，庄宗与之谋取郓州，嗣源请独当之，乃以骑五千袭取郓。梁军破德胜南栅，庄宗悉军救之，嗣源为先锋，击破梁军。是明宗在军中也。嗣源子从珂，尝从战于河上，屡立战功，庄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独与我同年，其敢战亦类我......胡柳之战，又从庄宗夺土山，军势复振。是废帝亦在军中也。是时，嗣源婿石敬瑭，常在嗣源帐下，号左射军。梁将刘鄩急攻清平，庄宗驰救，为鄩所围，敬瑭以十数骑横槊驰取之，庄宗拊其背而壮之。又从庄宗击败梁将戴思远于德胜渡......时汉祖亦在军中也。计是时唐庄宗、明宗、废帝、晋高祖、汉高祖皆在行间，一军中共有五帝，此古来未有之奇也。

对于武士君王并不多出的古代中国，这堪称奇观，但这也证明了在五代乱世中，沙陀人的出色素质。这种义兄弟的结构虽然能够在战阵中，让沙陀人互相照应，杀敌时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这样的纽带很容易让一群人处于平辈状态，一旦有人称帝，剩下的人基于同辈的心理，容易滋生出不臣之心。

2.折箭为誓

中学课本中曾经有过《伶官传序》的课文，其中提到晋王李克用在临死之前，将三支箭（象征契丹，后燕，后梁三大仇敌）交给后唐庄宗李存勖，让他记住父亲的仇人。其实用箭表示仇敌，或者先辈的遗训，是亚欧大陆草原民族常见的习俗：类似的故事有更早的吐谷浑王国的《阿豺折箭》，教育子孙团结，这也是一篇中学语文课文；14世纪波斯人的作品中，也传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病危之际，用折箭的典故教育子孙团结；至于更古老的斯基泰人，则用4支箭和鱼，兔，鼠等物品构成的书信威胁波斯王大流士，暗示如果波斯人不能上天入地，那就等着被斯基泰人用利箭射死吧。

具体到沙陀人所属的突厥系民族中，神话中的乌古斯可汗就是用箭表示权力的分配；西突厥分其国为十部，每部赐箭一支，号称十箭。所以在古代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中，箭象征着权威，权力和团结，之后李存勖每次出征都要请出三支箭，将三个仇敌殴打之后还要将箭还于太庙，报告战功，单纯的看汉文史料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把沙陀人放到内亚背景中，就能发现这一风俗深远的文化意义。

在文化面貌上，这些人处于胡汉混合的状态，大部分初代和第二代沙陀将领对于儒家典籍的了解不深，比如李存勖就是粗知春秋大义，更多的人甚至目不识丁，仅仅以骑马作战为最大乐趣；但是他们也在慢慢接受汉文化环境的影响。

狮背上的安重荣

比如在石敬瑭割地之后，粟特裔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公开指责石敬瑭的论点，就是陛下以中国侍奉夷狄，敲诈民力满足契丹的贪欲，会令天下人耻笑；而石敬瑭的反驳是：我以全天下侍奉契丹，你安重荣以一个军镇对抗契丹，是不智；我忠于我的契丹恩人，你却以武力威胁你的恩人+主公（石敬瑭），是不忠。这段历史，显示粟特裔和沙陀裔可以非常熟练地引用汉文化里的概念对骂。

但作为历史悠久的胡化之地，河北地区成为了安史之乱后粟特人的最后保留地，所以这里还有一些祆教崇拜场所----祆神祠，之前提到的安重荣，则巧妙地在浮雕上刻上了骑狮子的画像，将自己打扮成粟特王者+文殊菩萨+娜娜女神转世的混合形象，暗示了自己的野心，说明此时还有一部分沙陀和粟特贵族保留了之前的文化传统。

暴打契丹：极高的军事素养

王处直墓中的五代甲胄

1.善于突袭，直取敌酋

首先是沙陀骑兵善于斩首打击，除了在具体战斗中直接袭击对方的将领，捣毁敌人的指挥中枢之外，还有直取敌人行政中枢的战例，最成功的一次，就是李嗣源、郭崇韬首先提出，然后康延孝再次强调的以精骑袭击汴梁，直取梁都的计划：

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

随后，李存勖亲率唐军精锐自杨刘渡河南下,以李嗣源为前锋,攻克中都,俘获王彦章等人；趁着王彦章就擒、段凝不知此处军情的时机，立即进袭大梁。初四傍晚，李嗣源率前军日夜兼程行进。初五日,李存勖率后军自中都出发。初七日,后唐军进占曹州。朱友贞闻讯，十分恐慌，在外无援军、内乏实力的情况下自尽。初九日,李嗣源所部、李存勖后军相继进入大梁。十二日,段凝闻知大梁危急,率军自滑州回救,到封丘时知大梁失陷,即向唐军投降。这样的以精锐骑兵深入敌方领土的斩首战术，对日后五代王朝和北宋打击一些小政权有明显的启发意义。

在野战中，沙陀骑兵也有类似的操作，公元945年后晋和契丹的阳城之战中，还是契丹人以数目更庞大的骑兵包围了后晋军队，全军陷入了缺水缺粮的不利境地，最后是符彦卿借着夜色，带领精锐部队直扑耶律德光的大帐，趁着夜色引发的营啸和风沙，后晋骑兵和步兵顺势出击，耶律德光不知后晋军队的虚实，于是舍弃驼车，一人骑着骆驼逃命，直到幽州才收拾残军，沙陀人沿途拾获契丹兵器甲胄、旗仗数以万计之多。纵观沙陀骑兵的战斗史，基本上没有在重围下立即崩溃的情况，也没有夜间营啸引发大溃败的案例，和日后北宋末年宋军北伐辽国残部时的拉跨表现（因为辽人虚张声势出来的夜袭吓得卷铺盖逃跑）形成鲜明反差，可谓高下立判。

2.能骑善射，善于配合

作为游牧民后裔，骑射自然是沙陀人的传统艺能，比如在柏乡之战中，沙陀骑兵就让弓骑兵和突击骑兵进行了天衣无缝的配合：

在晋军和梁军对峙期间，梁军需要自己去营地附近收集粮草，于是晋军派轻骑兵骚扰落单的梁军，吓得梁军不敢轻易出营；接下来晋军让沙陀骑射手环绕梁军营地放箭，将梁军堵在大营中，时间一久军营中粮草消耗的很快，梁军不得不用草席和军营的茅草棚喂马，马吃了干草病死很多，让梁军士气更加低落，最后史建瑭、李嗣源，周德威等人率领近战骑兵直逼梁军大营，还通过骂阵的方式刺激对手，迫使失去很多战马的梁军饿肚子出战。

整套操作环环相扣，不仅发挥了各兵种的优势，还让弓骑和其他兵种相配合，而且发挥了游牧民后裔熟知战马秉性的特征，最后击溃梁军。

3.勇于近战，悍不畏死

粟特系和突厥系民族素有合作的传统

除了骑射，沙陀能从其他游牧民骑兵中脱颖而出的，是他们出色的近战和突击技能。史书中多有沙陀系将领和精锐骑兵深入敌阵，几进几出的战场操作，能够以小队精锐突骑，冲破大而不当的对手，令人想起一个多世纪之后的诺曼骑士。

在沙陀人来到华北之前，他们就以顽强善战而出名。早在西域为吐蕃人效力时，由于吐蕃人觉得沙陀人作战彪悍，因此吐蕃人将他们纳入自己复杂的军事系统内。每次作战时，经常让沙陀人的骑兵作为前锋，为擅长步战的本族主力军队开道。这对于骑兵力量不强的高原霸主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军事资源。

在武器选择上，史书中有限的记载显示，除了槊之外，沙陀人喜欢用槌或者檛等打击类武器来破甲，相比于长于弓矢但是拙于剑戟的契丹人，还有缺乏优良铠甲，大量使用皮甲和骨质箭头，缺乏持久近战能力的室韦人，这样的配置更利于肉搏；再加上和粟特裔的安庆，萨葛部合流后，后者发达的手工业为沙陀精兵提供了良好的护甲，所以史书中经常出现沙陀骑兵以少胜多，以数百人的精骑出入敌军上万人阵型的案例，乃至在遇到伏击的情况下没有立即溃散，而是成功翻盘。

这方面的标准动作，可以参考李存孝，他每次迎战强敌，都要身披重甲，手持长槊或者铁锤类的打击型武器，带着最精锐的亲信出入敌阵，斩杀对方的将领。比如在泽州之战中，面对来到城下的梁军，李存孝带领500精锐骑兵出阵，还高呼“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沙陀人，等着吃你们的肉当军粮，快让你们中的胖子出来领死。”随后，李存孝亲自挺槊冲锋，将和自己单挑的梁将邓季筠一举击败，随后又一举攻破对方的壁垒。

沙陀系精锐的铠甲很不错

除了李存孝，其他沙陀系将领也有这样精彩的表现：比如在青山口战斗中，晋军步兵被梁军击败，溃败之势不能禁止，在关键时刻是李嗣源和李嗣昭两人带领骑兵进行反冲锋，制止了大军的进一步溃败；后来的柏乡之战中，面对装备精良，铠甲用丝帛装饰的梁军精锐白马都和赤马都，李嗣源表示这些人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废物，在将唐庄宗赐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背好弓箭，跃马挺身，带着百余重骑突入白马都阵中，虽然箭矢如雨点般落在骑兵身上，但是所有箭都像刺猬毛一样插在重甲上，伤不到李嗣源分毫，最后一群人还生擒了敌军两个骑马的军官。在看到这百余骑多次突击敌阵的壮举后，晋军全军士气大振。

在后唐庄宗出征张文礼的时候，契丹派号称30万的大军围困庄宗的行营，李嗣昭带领300骑在契丹人庞大的轻装骑兵中左右突驰，纵横数十回合，最后保护庄宗脱离包围圈，转危为安，契丹人慑于沙陀骑兵的强悍战斗力，于是解围而去。

在917年，庄宗出征幽州，防御契丹入侵的战斗中，李存审、李嗣源带领3000骑兵作为前锋，走出大房岭山地时，遇到了上万契丹骑兵，李嗣源脱掉头盔带领一百多骑兵冲到阵前，挥舞着马鞭吸引契丹军队的注意力，用契丹语大声喝道：

“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

随后沙陀人以100精骑为前锋，直扑契丹军阵，经过一番较量，晋军前锋以少胜多，大军随后跟进，最后俘虏和斩杀了比己方数目更多的契丹人；随后，前晋军队在前往幽州城途中，遇到更多的契丹骑兵，面对呼啸而来，以骑射手为主力的契丹，晋军步兵带着鹿角和拒马缓缓前进，并且在野战工事后，以弩兵步射的方式和契丹人对射，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

最后是精锐骑兵从鹿寨后突然杀出，将人数庞大的契丹人怼走。

连日后以儿皇帝闻名的石敬瑭，在早年间当军官时，也有手持长槊和敌人肉搏的英勇表现：

天祐十二年，庄宗并有河北之地......梁遣上将刘以兵五万营于莘。十三年二月，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庄宗至自甘陵，兵未阵，多为所掩。帝领十馀骑，横槊深入，东西驰突，无敢当者，卒全部伍而还。庄宗壮之，拊其背曰：“将门出将，言不谬尔。”因颁以器帛，复亲为啖酥，当时以为异恩，由是知名。明年，兵阵于莘之西北，明宗从庄宗酣战。久之，尘埃四合，帝与明宗俱陷阵内，帝挺身跃剑，反复转斗，行数十里，逐于故元城之东。是日，军杀伤过半。

此外，日后出演演靖康之耻预演版----《晋出帝北狩记》的石敬瑭继承人石重贵:《晋出帝北迁记》：石重贵的绿帽人生预演了北宋的靖康之耻,本人同样也是沙陀骑兵将领出身，在杜重威、李守贞叛变之前，还有多次击败契丹的战绩。

除了槊，槌和檛也是沙陀骑兵喜欢的武器。在后晋时代，在944年防御契丹的澶渊之战中，骁将药元福让人故意将契丹人引到自己所在的阵型位置，然后和慕容邺各自带领200精骑挥舞檛，从鹿寨后杀出，在契丹骑兵中砸的血肉横飞，在后晋时代，沙陀骑兵已经出现了马匹短缺的问题，而且后晋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大不如前，骑兵兵员也在减少，但沙陀骑兵依旧保持了小而精的风格。公元946年镇压灵州叛乱的战斗中，缺乏骑兵的后晋军队，遭到了大队胡人骑兵的包围，补给线和水源被敌军切断，都是药元福发现敌人骑兵数目庞大但是质量较差，不耐久战，于是他亲自率领少数精锐骑兵，手持檛杀入敌阵，为全军开道，在以少数精锐骑兵动摇了对方的指挥中枢之后，引导全军反败为胜。

契丹骑兵一般打不过沙陀人

难能可贵的是，东亚系军队喜欢先远程对射，然后近战对决。但是沙陀骑兵在能选择远程作战的情况下，依旧会发起近战：比如公元928年，契丹人勾结后唐叛将，入侵到河北省曲阳县附近，后唐军占据高地，居高临下，左翼将领符彦卿命令诸将和精锐部队收好弓箭，准备近战武器，违令者斩，最后沙陀人以中军骑兵“抱马项驰入都军”，以俯身掩蔽的姿势躲避飞箭，在左中右三军的配合下，契丹人大败而归。虽然五代史中对于将领们的英姿描写颇有文学色彩，但沙陀骑兵善于“突驰”，多次以少胜多，无疑是不争事实。

4.面对突袭，临危不乱

能正面击败敌军固然不易，在夜间，遇到袭击，还有夜间遇袭的情况下逆风翻盘，就更靠战术素养了，沙陀骑兵同样经得起考验。

镇压庞勋起义时，在涣水河畔，埋伏于此的叛军趁唐军渡河时杀出，一度包围了唐军主帅康承训。眼看叛军胜利在望，500沙陀骑兵奋勇冲锋。他们挥舞着铁锤，在叛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最后不但救出了主帅，也击退了叛军；之后叛军再度试图夜袭包围唐军，结果又遭到沙陀骑兵的冲锋反击。如同当年打算趁着夜色包围李光颜的蔡州兵一样，不能承受如此高强度作战的徐州兵也很快被沙陀骑兵击溃。随后，唐军以沙陀骑兵为最主要的突击力量，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成功的歼灭了庞勋叛军。

在沙陀李家和朱温结下梁子的五代版本鸿门宴上，沙陀义子卫队在朱温精心布局的暗杀现场拼死护主，保护主公逃出生天，也在当时传为佳话：

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骑兵追击黄巢后，退回汴州时，在上源驿受到了朱温的热情款待。朱温趁李克用和他的亲信们醉酒而发难，率军进攻醉酒中的李克用，让人放火烧房。当时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馀人格斗，侍从侍者郭景铢扑灭住宅中的烛火，扶着李克用躲到床下，然后以冷水浇脸让他醒酒，最后清醒过来的李克用立马弯弓搭箭和义子们一起杀敌；一群人乘着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刹那间电光火石，短兵相接，他们冲出了被重重包围的住宅，突破汴河桥上的守军防线，杀到并占领了尉氏门，李克用和薛铁山、贺回鹘从城门放下绳索，缒城得出，亲兵史敬思和监军陈景思等数百人因为掩护主公断后，而在城里力战身亡。

到了天复年间，梁军围困李家主城晋阳的时候，李嗣源看到城下梁军步骑密布，反倒激起了强烈的斗志，于是他亲帅精骑，不分昼夜地从晋阳城的不同门洞杀出，斩杀城外巡逻的梁军，还在马背战斗中擒拿了梁军骁将游昆仑，迫使梁军放弃了对李家首府的包围。

内外消磨：沙陀骑士的黄昏

既然战斗力如此强悍，那么这个群体是如何衰落的呢？

首先还是沙陀集团对于绝对实力的强调，让他们的军事强人认为只要兵强马壮就可以成为天子，安重荣就是这种态度的代表性人物，对于政治稳定性的漠视和政权合法性构建的忽视，导致了不同派系的血雨腥风，这意味着少数沙陀血脉的不断内耗。特别是石敬瑭以草原传统引构契丹人南下，打开幽云十六州的大门，不仅为后来的王朝北伐此地，防御契丹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对于投降契丹不满的实力派们心生二志，加速了沙陀系将领间的内部矛盾，对于善战的沙陀人而言，向多次被自己击败的手下败将称臣令人难以接受，除了造反不成功的安重荣和安从进，最后在石敬瑭之侄石重贵反契丹失败之后，刘知远自己称帝。

而政权间或者体面或者暴力的取代方式，进一步加速了沙陀将领的分流，比如郭威代汉的结果，就是一个小的沙陀政权分离出五代王朝，并长期和后周与北宋对抗，将大量能战之士用于自相残杀。不断出现沙陀系君王的侍卫亲军，具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这种基于部落传统的世袭制度，还得到了沙陀将领和沙陀亲兵间结成了义子和义兄弟的关系的加固，所以从后周起，后周设置了其他更加听命于皇帝的禁卫军单位，用来和脱胎于沙陀的侍卫亲军相抗。

此外，幽云十六州的丧失，以及五代政权和其他胡族（吐谷浑，回鹘，沙陀残部等）关系的疏远，导致后来马匹和骑兵质量的下滑：“发使于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马”，所以后晋经常性的战术是：用鹿寨保护大队步兵对抗游牧骑兵的包围，然后用小队精锐骑士重点突击，扭转战局，这样的打法虽然一次次奏效，但是毫无疑问反映了沙陀骑士的窘境。

最后到了北宋，很多五代时期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沙陀系胡汉将领继续得到新朝的重用，但是整体发生变化的中枢指挥系统和北宋政权的统治风格，导致了崇文抑武的时代大潮，这已经决定了沙陀系骑兵的末路。即使在雍熙北伐中，少数脱胎于旧传统的骑兵表现出了极强的素养，但是终究受到大环境的拖累而不断损耗。

比如发源自沙陀-北汉系禁卫军的两代杨家将，就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虽然杨业是北汉政权出身的汉人将领，但是其本人从小能骑善射，能够忍耐严寒，在寒夜中没有篝火也不觉得冷，还有不能识文断字等做派，都暗示他也是胡风弥漫的代北的子孙。980年杨业面对辽国入侵，以数百精锐骑兵在山间谷地隐蔽地穿行，然后突然出现在辽军后方，最后施展前后夹击的战术，颇有五代时期少数沙陀骑兵大战契丹的影子，沙陀骑兵还是能借助地形，以少胜多：

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

而在他的最后一战中，他提出的以精锐亲兵佯装溃败诱敌，在中路和敌军周旋，将敌人引入山谷中的弩手伏击圈的做法，同样是以沙陀系骑兵高超的战术素养和单兵战斗力为前提展开的；在己方接应部队因为各种原因提前撤走的情况下，杨业和百余亲兵们悲壮地力战到死，暗示了沙陀人在新环境下的穷途末路。除了杨业，宋太宗更是用一次次拙劣指挥，彻底败光了五代时期的各种精兵家底。

高梁河车神抚菊而去

到了第二代杨延昭的时代，文献显示杨延昭保留了不错的个人武艺，且熟知契丹人南下劫掠的游牧习气，行军用兵的风格类似于父亲，杨业都认为杨家诸子中，延昭最像自己：类似于沙陀系的前辈，他也维持了一小群精锐骑士作为亲兵（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在实战中，也是以少数精锐诱敌深入，且战且退，最后在伏击圈打败对手，但这种战术也暗示了北宋在损失了大量精兵之后，步骑兵质量相比于五代的整体滑坡：

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及山西，伏发，契丹众大败，获其将，函首以献。

但是咸平五年的保州之战，契丹人趁杨延昭没有完成列阵就以骑兵突袭宋军阵线，导致宋军伤亡惨重，就已经暗示了宋军中骑兵更少，无法像以前那样完成战术机动掩护同僚，力挽狂澜。

和之前的唐代藩兵还有汉代的属国胡骑类似，这种精锐外族战士在进入中原的第一代往往还能保持之前的部落组织形式和充沛武德，但是进入2-3代之后，其原有组织就会受到牵制和破坏，导致其固有的战术传统无法延续，其结局就是和中原系的步骑兵混合使用，或者是直接拆散，以原子化的身份加入新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沙陀系君主们还有一个常见爱好，就是喜欢戏剧，宠幸伶人：除了晋-后唐系政权自号继承唐朝，吸收了唐朝的教坊传统外，也和沙陀系君王喜好战斗和娱乐，没有研读文献的传统有关：比如石重贵公开表示看《春秋》不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所以看戏更符合他们的口味，而且戏剧能迅速传播一些文化观念，让君主们了解汉族传统，同时让他们在朝不保夕的不安中得到片刻的放松；在杀戮深重，重武轻文的五代时期，伶人也会趁机讽谏君主，规劝他们的一些狂悖行为。

在走完了如戏的人生之后，这些英雄君主自己也成为了戏中人物。在今天的民间文学中，《沙陀国》等戏剧和杨家将系列文学依旧生生不息，在喧闹都市和寻常巷陌中被人们传唱，但是却鲜有人知道，这些英雄形象的背后，有着怎样一个叱咤风云的族群，和他们创造过的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