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巷故事】江汉村兼并六也村 迟到的新潮里分
鄱阳街江汉村
在汉口老里份中，说起江汉村或者六也村，人们总是露出赞叹的表情，同声说它是最高档的里份。因为它紧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又是近代汉口老里份中建造几乎最晚，因而也是吸收各家之长，设计最新颖、设备最完备的一个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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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村平行于江汉路，一个出口通到鄱阳街，叫作江汉村；一个出口通到洞庭街，最早叫作六也村，后来合并叫作江汉村。江汉村的得名，显然与临近江汉路和江汉关有关，而六也村的得名要深奥得多。《中庸》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合起来有六个也，这也许是全武汉里份名称中含义最难懂的了。
江汉村六也村整体规模不大，只有26栋二层楼或三层楼住宅。里份平面布置也很简洁，只有一条主巷道，住宅分布于主巷道两侧。主巷道全长163米，宽5米。江汉村六也村是由多个投资人建造的，建造时间前后经历约5年，因此带来每栋住宅式样不一。江汉村六也村的住宅平面形式有三间式、二间半式、二间式和一间半式。李百浩、张文宁的《汉口里分研究之五：江汉村》指出：“在江汉村，既有西式圆拱门洞形制的别墅式联排住宅，也有中西合壁式的庭院式住宅。”
江汉村六也村的设计者之一是武汉本土产生的近代工程师卢镛标（浙江定海人），他在景明洋行里跟着外国人非科班地学会了建筑设计，思想禁锢较少，能吸收西方建筑和中国建筑的不同特点，在武汉设计了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一信托公司和中国国货银行等脍炙人口的建筑。而江汉村更是在汉口近代里份设计中独树一帜，形成杂糅多种元素、自由多变的清新风格。比如屋顶有平屋顶、坡屋顶；坡屋顶有东西向、南北向；有的有天井，有的没天井。单从入口平面形式分类就有门斗式、天井式、院落式及各种变体等形式。
李百浩、张文宁描述的江汉村六也村各住宅的入口平面形式有：
1，门斗式——多见于半间式住宅。入口形式仍保留传统石库门造型，由于设计规范的限制，室内外间的台阶不能占用公共道路空间而向内缩进，使住宅入口跟着向内退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入口灰空间。
2，天井式——天井的设置很灵活，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以“进”定位，而是根据平面功能的需求适时出现，比如有的连续两栋住宅将天井毗连布置，从而增大了开敞的空间，获得更多的日照与通风。
3，院落式——入口部分的天井空间扩大，形成院落空间。由于平面轴线的变化，江汉村的院落空间布局也脱离了传统的居中设置方式。
4，各种变体形式（多天井式）——江汉村住宅天井呈现不规律布置，有的住宅主次入口均采用天井式布局，根据宽度变化区别主次。数量也随着具体功能布局灵活变化，例如有的住宅内天井个数达5个之多。
中式的石库门、中西合璧的门楼、西式的庭院式入口相间排列，形成里分主巷虚实结合的空间序列和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住宅窗户排列整齐有序，木质百叶窗、中式传统花纹的木窗杂糅在一起，形式各异但统一协调。
李百浩、张文宁认为，虽然江汉村户型不同，屋顶形式不同，天井位置不同，但是又异中求同，建筑高度基本相同，建筑质量比较平均，细部装饰较统一，建造材料统一，于是形成了风格统一，造型丰富，识别性强的自我特色。这在里分建筑中是少有的，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应该借鉴的。
洞庭街江汉村
富商买办投资人
《武汉地名志》记载，（1934年）“先是盐业银行投资兴建西段楼房，称江汉村。1935年后，富商柴海楼在东段建楼成里，称六也村。两村相通，名称均沿用至解放后。1967年合并统称江汉村。”即是说，先有江汉村，后有六也村。
关于两个里份的建造过程，《汉口租界志》的说法是先有六也村，后有江汉村。六也村“1934年开始兴建，共有三层砖木结构住宅7栋。由汉昌济营造厂承建，造价7.5万元。随后，华商刘根太建1栋，由景明洋行设计；华商柴海楼建1栋，由工程师卢镛标设计；均由李丽记营造厂承建。”而江汉村是“1936年王毕双、郑硕夫、胡芹生等9位业主投资兴建，共有9栋三层砖木结构西式住宅，……由卢镛标建筑事务所设计，明昌裕建筑公司承建7栋，李丽记、康生记营造厂各建1栋。”
又据《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的资料，《1947年汉口市各大里分房屋业主调查表》中表明，倪裕记等8人拥有江汉村房产12栋，吴鑫记等11人拥有六也村的房产13栋。刘根太和王毕双是何许人也，倪裕记和吴鑫记又是何样商号，武汉史料中没有更多的记载。至于郑硕夫，也仅仅知道他曾是义品洋行的副买办。只有柴海楼的资料稍多。
根据有关会议《记录》，1938年8月12日，在汉口的湖北省银行会议厅召开的疏散武汉人口谈话会中，众多出席者名单的前五人是贺衡夫、柴海楼、陈经畬、杨锦昱、吴国桢。要知道其中贺衡夫、陈经畬是武汉著名的实业家和商会会长、副会长，杨锦昱是武昌市政处处长（相当于武昌的市长），吴国桢是汉口市市长，跻身这些富商权贵之间，可见柴海楼也是武汉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
另据1946年8月的《汉口市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履历表》记载，柴海楼，57岁，籍贯汉阳，湖北法政学校毕业，（任职经历）武汉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常务委员、汉口市房地产业公会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房屋租赁纠纷调处委员会佛教会理事、善后分处顾问。另据当时报刊，他还是中山区区民代表会主席、汉口市房地产业公会理事长。在1946年年底组成的要求汉口市改为院辖市的赴京请愿代表团15人名单中，也有柴海楼。《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记载，1947年汉口市各大里分房屋业主中，柴海楼有联益里【疑为联怡里之误】房屋16栋、庆兴里房屋6栋、协和里房屋12栋。拥有里份房屋34栋，能担任汉口市房地产业公会理事长，而且住宅就在六也村，柴海楼无疑是汉口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富商。
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江汉村的楼价，《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有如下记载：“汉口江汉村14号，建筑面积435.21平方米，1951年11月卖价31 980元，每平方米是73.84元，而该里9号与14号房屋建筑结构形式完全一样，建筑面积388.98平方米，1952年7月卖价26 000元，每平方米是66.84元，每平方米减少7元。”
头号钱庄数衍源
江汉村、六也村建起后不久，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工商业凋敝，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慢慢复苏。江汉村、六也村里先后出现过三个钱庄，江汉村有衍源钱庄与福源长钱庄，六也村有瑞隆钱庄。
衍源钱庄与福源长钱庄的董事长均为胡芹生。胡芹生是浙江上虞县小越镇朱家滩村人，人称“芹师爷”，并传说他长期在汉口经商，发达后买下了汉口一条街。《武汉市志》有关胡芹生钱庄最早信息的记载在《金融志》“1921年初汉口的钱庄”表中，其中胡芹生的厚德钱庄设在“英租界汉润里”，资本10万两，属于浙帮。浙帮钱庄在国内是唯一能与晋商钱庄相抗衡的金融势力，基本形成两者南北对峙、划江而治的局面。而在武汉，本帮钱庄的家数和资本总额虽然比外帮各帮都要多，但本帮钱庄平均资本较少，一般在一二万两之间。在1921 年初汉口92家钱庄中，资本金达10 万两的仅 5 家，其中三家为浙帮，两家为本帮。
江汉村7号原福源长钱庄
另据《银行周报》1920年统计，1919年厚德钱庄盈利5万两以上。1923年，厚德钱庄获利5.1万两，居汉口各钱庄的第三位。1923——1926年，由于各地军阀混战以及北伐军逼近武汉，武汉发生金融恐慌，银根吃紧，大批钱庄倒闭，汉口一百多家钱庄中仅存54 家，厚德钱庄尚得幸存。但到1927年，由于上海、南京方面对武汉的国民政府实行金融封锁，汉口仅剩6 家钱庄，厚德钱庄也已不存。
但胡芹生并未一败涂地，1928年他又投资建立了衍源钱庄。衍源钱庄设在汉口鼎安里，胡芹生任董事长，聘请谢子良为总经理，资本为20万元，在“1935年下半年汉口的钱庄”表中，独居于28家钱庄之首，其他5家处于第二板块的钱庄，每家资本均为10万元，只有其资本的一半。约在30年代初前后，胡芹生还在汉正街德兴里办有宝兴生记钱庄，资本为6万元。抗战时期，衍源钱庄和宝兴生记钱庄均歇业。
江汉村5号原衍源钱庄
抗战胜利后，宝兴生记钱庄于1946年1月在胜利街136号重新开业，经理为余砥澄，资本额为法币1亿元；同年4月30日，胡芹生在江汉村7号创办福源长钱庄，资本额为1亿元法币，由沈锷斋任总经理。同年9月，衍源钱庄在江汉村5号重新开业，经理为康步云、朱澹元，资本额为法币5亿元。三个钱庄总资本达7亿元，为汉口首屈一指者。
在胡芹生的经营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江西人康步云的赏识和重用。据康步云之子康定海的《父亲与汉口“衍源钱庄》一文（载《长江日报》)披露，康德才字步云，江西泰和人，1901年13岁时丧父，由叔叔带到汉口，在钱庄做学徒。靠着勤奋、诚信、机智，逐步成为先生，再升任为经理。那时武汉工商业界乡土气息甚浓、帮会之风极盛，各商帮地域观念极强，内部经营人员都只用家乡人或有血缘者，身为浙帮商人的胡芹生敢于信任外乡人，与江西人康步云合作得很好，确实是独具眼光和胸怀宽广。
衍源钱庄经理康步云
康步云在与胡芹生的合作中，也逐渐成为武汉工商业的实力派人物。他除担任衍源钱庄的总经理外，还是衡孚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裕华、大华、大兴纺织公司的董事监事、利国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十多个企业的董事。汉口工商界的名人如贺衡夫、华煜卿、陈经畬、黄施琅、张沛霖、徐节庵、苏先勤、李国伟、刘梅生等，与他都有交往，而鲁履安、鲁寿安均为衡孚的董事长与常务董事，更是过从甚密，私交甚笃。康步云在楚善里拥有住宅房产。
武汉解放时，全市共有36家钱庄，胡芹生的名下还是衍源钱庄、宝兴生记钱庄、福源长钱庄。1951年9月1日，胡芹生的三家钱庄并入新成立的武汉联合商业银行。
六也村的瑞隆钱庄，名气没有江汉村的衍源钱庄大，其负责人为周纯之，资本额为2.1亿元。抗战胜利后，周纯之是汉口钱业公会的常务理事，在同兴里拥有住宅房产。相比较之下，胡芹生位居汉口钱业之首，至始至终却从未担任行业内任何职务，可见其为人和行事之低调。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之江汉路
编辑：田联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