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深处的回响
作者：刘鹏艳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数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和动荡的半个世纪，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了太多风云际会的传奇和让后世回响的绝唱。尽管有关当时的记忆已经和当事人一起消失在岁月的深处，但不会消失的历史将永远镌刻在绵延的青山之上。长篇战争题材小说《群山呼啸》，即为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提供了整饬的文本记录，以一个家族的革命史为蓝本，辐射大时代的各个角落，对整个民族的革命史做出了既有个体性又具共性化的注释。
多年来，作家季宇凭借对历史孜孜不倦的钩沉和开掘，在当代文库里为皖风、皖人、皖事绘制出一幅浩荡的长卷。从铭传故里到淮军根系，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季宇潜心历史，笔涉春秋，一部接着一部，不断推出大体量的历史题材作品，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年初出版的《群山呼啸》，以46万字的篇幅写意大别山腹地的革命风暴，在这片沧桑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特殊的承载着国恨家仇的历史较量。
《群山呼啸》厚积薄发，笔力深沉，季宇坦言是其“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长篇”。为此，他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深入大别山腹地，往来于六安、金寨、霍山、岳西、霍邱等革命老区进行实地采访和资料搜集，仅购买的书籍资料就达数百部之多。大量的调研、寻访以及厚厚的阅读笔记，为季宇构建这部以大别山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夯实了基础。翻开《群山呼啸》，似乎可以听到历史深处锽锽的回响。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古城霍川，在那段覆雨翻云的历史中成为叙述聚焦的重镇。光绪二十八年，一场震惊朝野的谋杀案引发了两大家族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仇怨，围绕着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和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涌把一个关于信仰和理想的故事推向高潮。面对红色风暴席卷群山，民族危难呼啸而至，血雨腥风的家族斗争背后，拉开了更为宏阔和厚重的历史帷幕。
从晚清到民国，贺、卫两家深陷于你死我活的仇恨和纠斗，两大家族的子孙或主动从戎，或被裹挟其中，不同阵营之间旷日持久的较量、几代人的命运浮沉、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提供了精妙的注脚。季宇在这部红色题材的历史小说中引入家族元素，似乎是一种必然。在他看来，“家是中国人的根，一个家族，一个宗祠，就是所谓的社稷”，从《当铺》到《新安家族》，再到《群山呼啸》，他对于“家国天下”的思考和表达一步步升级。从小切口入手，打开大视野，可视为季宇的一种叙述野心，通过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的有机结合，个体命运的变化和中国历史进程的演变无缝对接，不仅人物出来了，文化也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悲壮而浩荡的家国情怀。那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百折不挠，为民族理想而战的家国情怀，成为全书的基调，也成为革命人物的底色，从而有别于一般红色题材作品对人物的单维处理和模式化定型。
小说中“我爷爷”贺文贤和“我大伯”贺廷勇是一对“殊途同归”的父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以不同的方式走上革命道路。前者代表的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一代人，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迷惘和彷徨，在走过种种弯路之后，最终找到正确的救国之路；后者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在学校读书时受到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先后参加广州起义、大别山暴动，并在历经磨难之后把猎猎红旗插遍山冈。他们无疑都是民族英雄，但他们并不是由于担当了民族重任便被导向定型的标本式存在。小节不拘而大节无亏，在各种矛盾中世故周旋或于爱情中任性妄为，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神性，反而因为这些人性的“闲笔”而得到升华。
与以往作品的线性结构不同，季宇在这部小说叙述上的设计是“众声喧哗，最后合流归一”，即采用以人物为主的块面结构，打破时间顺序，呈现多视角的叙述。应当说，这种设计匠心独具，符合“众声喧哗终而合流归一”的历史方向。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层出不穷，红军与白匪、新桂系与旧军阀、蒋系顽固派与汪伪汉奸、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鱼龙混杂，形色各具。这些交织渗透的明争暗斗，构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世态图。起初较为弱小的革命力量，正是利用这些复杂的矛盾艰难图存，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惊艳地登上历史舞台，让喧哗众声合流归一。季宇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并非凌空蹈虚，他为自己虚构的小说找到了比纪实更为绵厚的支撑。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就是历史的滚滚大潮百转千回之后的岁月静好吧。（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