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他的下意识人生解密（5740字）

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最终发现，人类的语境人生的一切命题都是基于强名的会意机制对自我意识所进行的形式化泛化，这其中的规律性内在走向由有绝对辩证属性的逻辑主导，具体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相互错杂叠交的认知视角内得以终极常识化解析，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的认知体系在过程和结果处都有概念基于逻辑的意义跃迁，因此逻辑与人所观测的空间结构一样，具有多维结构。

相对于哲学史给我的自主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理论自信，曾经的旧思想界都没有这种自信，因为他们都缺乏建构终极本体论的灵感，所以只要不能通过终极本体论确定逻辑在本质上的主观存在本体地位，就一定无法通过正确理解这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视角之间的一致性作用机理而建构属人的终极理性，这当然也是导致局限文明条件下的哲学与人生无法同步终极自圆其说于主观成熟的全部直接原因。

之所以会这样，是人的文明一贯只能坐井观天地渐进洞察一切的视角局限使然，只有通过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的明确，进而循序渐进地诱变终极哲学，人类才有机会跳出哲学看哲学，也就是跳出局限看局限，进而才能实现可常识化普及于终极自圆其说的无困于心境界，也即用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可知论彻底战胜不可知论。

回顾过去，旧思想界之所以始终战胜不了不可知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终极本体论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基础，所以仅靠非终极本体论支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无论相应的理论体系怎么高明，对于立场对立的对方而言，都只能是不名一钱的空中楼阁，因为在逻辑的知行合一调控下，任何人都是下意识立场的奴隶，直到通过终极本体论正确认识了逻辑的主观存在本体属性，人的文明存在才能以此为建构终极理性的起点，直到个体性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实现，方得主观思想自由。

即便如果，人的意识人生本质上仍知行合一于逻辑的绝对控制，因为逻辑即意识的主观存在部分，也就是意识的本体。人的文明存在，虽然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但最初建构的原始文明与文化显然天然具有哲学内涵，但当时的人却因为自觉层次较低而缺乏系统传承思想的主动性，所以只能传承方法，而不知有方法论，更不知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因而今人只能通过因果一致性反推曾经的文化发展进程。

无奈哲学是西方文明的文化贡献，在他们至今仍不承认哲学始于人之初的情况下，即便相应的考古生物学成果再多，只要不能就哲学史的起点进行终极正本清源，结果都无助于哲学更好地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这就是文明局限——一切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伪哲学权威一边在促进文明进步，一边又对人的文明自觉走向终极成熟产生了绝对固步自封的阻碍作用——必须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终极扭转这种一贯的认知尴尬。

事实证明，正因为专业哲学在终极本体论方面普遍无所作为，所以世人从未实现常识化认识认知本身，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正确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才把认知行为基于感知后的认知进一步常识化划分为形而上学、形而中学和形而下学三个因果一致性步骤，这是哲学与人生同步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而实现主观成熟的必然前提。

正因为专业人士尚且有难以克服的学术立场缺陷，所以在不能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显意识理性终极战胜潜意识理性之前，作为皆是自身立场在逻辑控制下奴隶一样的非终极文明存在的人，在没有权威诱导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顺畅地接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有强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只要一接触，就必然整体颠覆其旧有的认知体系，这是一种思想灾难，但人的文明自觉层次提升从来源自这其中的灾难式破坏后的重建，只不过惯于苟且的人都是下意识存在，不愿意支付相应的成本而已。

正因为不具有权威背景，所以我已经因自己的“鲁莽”与“狂妄”屡遭贬斥，幸而对方的针对性批判从不具有实质性说服力，所以我的理论体系有幸得以循序渐进于一以贯之地走向成熟，循序渐进的是终极哲学的本质特征日益被常识化诱变，一以贯之的是我对哲学的常识化解析能力日渐提升。

相对于一贯在颠覆中前进的哲学史，人的文明存在从来都是充满惰性的惯性存在，因为每到一次大的本体论创新之后不久，哲学理论创新就因为瓶颈的出现而陷于无望的停滞，所以哲学界总有人适时地认为哲学已死。只是随着人的文明经验积累到一定时机，注定又有新的本体论产生，只是随着新一轮哲学理论创新高潮过后，哲学理论创新又会归于沉寂。

当下最为嚣张的，就是有些无知于哲学的人因为科学对世道人生的极大变革能力而妄言哲学已死，并试图以科学彻底取代哲学。可见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在哲学方面的一贯通病是，在不知道哲学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敢随意批判和否定哲学。

原来我以为世人和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一样，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事实经常如此，但专业理论还是相对明确科学即分科设学，于是从分的对象上，我意识到，科学分的是人对逻辑先在的常识化解读经验，也即已知的常识，由哲学与科学共同构成，从此得以彻底否定了哲学与科学的先验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始得轻装前行，因为科学始终分的是广义哲学的科。

关于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世人对哲学的无知，用中国传统文化“知不知，是知也”的标准很好衡量，但曾经的中国哲学界也不懂，西方哲学之所以在苏格拉底也说过类似的话的情况下，仍无法就哲学是什么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只在于他们所坚信的逻辑学不具有绝对辩证属性，因此导致在曾经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文明局限之下，指导人的世俗人生的思想体系在内在一致性方面虽然有广泛的逻辑漏洞，却足以支撑每个人都苟且于不同层次的自以为是人生中。

正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整体一致性的惯性苟且在文明变局的临界点来临时，必然会发生颠覆旧人生观的大事件，比如中美之间关于文明主导权如何顺畅交接的问题，在传统哲学语境就根本无解，因而最终只能靠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来收官，因为只有中华文明的逻辑认知具备理论层面的绝对辩证能力，所以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所内涵的终极价值观绑架一切人，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追求的，是率先说服中国政治，而不是盲从权威的普通人。

正因为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具体建构过程中从未说服普通人，所以我的理论建设目标从来直接设定于整体颠覆一切伪哲学权威上。这说明对于革新意识不强的人来说，无论其专业性水平高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变革都是其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尤其是那些固步自封地占据相对优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更缺乏主动革新思想到终极自圆其说的冲动。

这样再看所谓的文明惯性，显然即每个人每天都在下意识地维护旧有的思想体系以基本的自圆其说能力，也就是满足了相应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圆其说能力，实际却是一种满足于整体苟且所必须的最低层次的自圆其说水平——从财富的分配角度，每个人都只能依据其自圆其说水平而获得相应的财富报酬。

说教育改变命运，那是个体性的，教育并不直接改变人的整体命运，人的整体命运的直接改变只来源于哲学理论创新。比如科学可以提升人的物理自由，但相应的精神自由提升，却仍专属于哲学，所以科学是哲学理论创新的诱因——人的文明之所以是文明，是因为人是有可以反思一切的自我意识的主观存在，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有自我意识，只是清楚程度不如人而已，所以它们的分配机制只能停留于原始状态，而人的文明却在分配机制的无限革新中注定走向极点——天下大同。

从财富分配机制随革命的频繁发生而反复变革来看，人类整体的自圆其说水平虽然一直在提升，但个体层面的自圆其说水平依然千差万别，只有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可常识化普及所代表的终极方法论出现，人的文明才能实现老子所预期的天下大同，无奈老子虽然预见了天下大同，却实在提供不出终极方法论，所以在洞悉这种理论肯定不被政治当局所容的情况下，老子只能理智地选择遁世。

理论上，人的不同层次的自圆其说水平虽然很不稳定，但某些落后文明却能将其保持得极其稳定，比如那些原始部落文明，他们并不愿意主动接近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过分骚扰他们，所以这也是局限文明能有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原因所在。

这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低层次的自圆其说水平与终极自圆其说之间的差距，就是知行合一于知行不一者与终极自圆其说者之间的差别，因而只有极少数革新欲望极强的人会欣然接受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而其他大多数惯于苟且的人，只要刚一接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都会因为下意识地维护自身旧认知体系的安全需要，所以会应激性否定或无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而且越保守的人否定得就越彻底。这种否定和无视在理论上虽然很徒劳，但从心理的应激反应上却很必要，因为这里有其全部个体性潜意识安全感的基础。

比如有凝聚力的政治权威和宗教领袖（包括邪教首领）之所以会让相应受众群情激昂，就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都擅长投其所好地调动民众这种内在极不稳定的虚假安全感，实际就是用一种相反立场的不安全感相威胁，然后就可以请君入瓮地把愚昧的民众驱策到权威所标榜的立场之下，经过一番党同伐异之后，再与群体成员一起分享努力成果。

这其中，领袖的思辨的辩证水平一定是最高的，但其他成员怎么看都学不会，因为逻辑天花板的突破在局限文明条件下需要特定机缘，因此我发现，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影视类作品就不好编了。当然，哲学常识化转向的人也可能不再浪费时间于无聊的影视剧，因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人已经不无聊了。

这样再看那些领袖所分享的成果，既可以是物质，又可以是精神，还可以兼而有之，总而言之，任何愚民群体都需要在有统治力的人带领下，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谋求个体利益的相对最大化，直到在领袖和组织的号召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对立方，甚至经常将这种行为言之凿凿地冠以正义旗号。

正义是什么？以真理与谬误的同构性为例，只要缺乏谬误的衬托，真理就不成其为真理，所以从方法论视角而言，谬误也和真理一样，是理的局部，也可以说成是真的理，所以人的双眼只要因立场的蒙蔽而不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而自我解放于终极理性的自足，就必然在下意识的群体生活中害人害己，是谓非终极文明条件下的互害的一致性。

面对这样的愚民群体，除非我有绝对的权威性，否则任何人都很难心悦诚服于不名一文的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为哲学常识化理论的终极可行性在于终极知行合一的严谨，身处文明局限的人要想过上这样的哲学人生，在实现过程上需要大量修正曾经非终极文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充满思想惰性的愚民群体而言，亦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一个人因为终极自圆其说而获得人之为人的全部主体性之后，首先意味着要勇敢担当此前所不能担当的一切，这对那些曾经惯于被领导的愚民群体而言，细思恐极。

正因为普通人很难自我接受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文明的诞生是进一步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逻辑前提，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才具备以政治消灭政治的终极自我革命精神，只有当社会主义政治实现哲学常识化转向，这个有终极文明意义的哲学理论体系才能在扭转中华文明在国际竞争中的一切被动局面，然后随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全面铺开，在以终极价值观获得绝对的道德感召力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才能彻底逼退一切保守政治势力曾经存在的合理性，直接诱变天下大同文明格局的顺利实现。这样再看局限文明条件下作为逻辑奴隶的人对立场的下意识维护心理机制，显然与历史一贯性对权威的绝对盲从心理直接相关。

但其实，对于任何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言，其自身内在的认知整体一致性才是最大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才会有恨意，只是这些惯于苟且的盲从者不知道自己一贯活在下意识的盲从和应激反应中而已，从而在浪费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之余，也下意识地把自己的主体性异化于其他权威，而政治和宗教等组织行为就是这种异化现象的形而下学集成。

这样再看那些赤裸裸地否定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行为，我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理性在过于感性的人眼里，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异端邪说，我言之凿凿于无懈可击的叙事结构，在对方顽固的立场面前，会因其无名业火的升腾而瞬间变成彻头彻尾的无须考证的谬误。

面对此情此景，一方面说明他们这些人有理性，但不足以像我一样战胜自己的感性，正因为人皆活在内在的感性和理性冲突中，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推定，所谓的知行合一人生只能是下意识的，由潜意识感性和显意识理性同构而来，所以活在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才只能知行合一地活在知行不一中，这其中涉及与广义形而上学认知配套的狭义形而上学行为向形而中学和形而下学的逻辑跃迁，只有常识化视角才能发现并厘清之。

这其中，所谓的知行合一是相对形而上的抽象本体论认知，所谓的知行不一是相对形而下的具体认识论认知，旧哲学之所以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原来本体论问题相对形而上于抽象，认识论问题相对形而下于具体，二者在有同构性的比较中分析一切、认识一切，就是我们知行合一的方法论人生。

正因为不真懂形而上的抽象与形而下的具体之间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所以旧哲学根本没意识到，用辩证思维搞科研，其科研成果和许多旧哲学成果一样，表面看似极具真理性，但实践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在任何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参与的抽象本质认知与具体现象认知之间，有整体一致性框架内基于因果一致性的形上与形下同构认知关联。

如插页图－1所示，人的一切感知与认知之间的思维关系都可以常识化概括为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上学，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再形而上学，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中学，还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形而下学，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结合西方哲学翻译中国传统道家思想集成的《道德经》所获得的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是进一步诱变终极辩证法所代表的终极哲学的逻辑前提。

那么西方哲学一贯推崇的逻辑学的角色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西方文明以偏概全的逻辑认知只有在结合中国传统阴阳互根认知获得终极辩证能力之后，才能以新的哲学分支学科而出现，但即便如此，逻辑学也仅是建构终极辩证法的有机构成，不再具有独立指导人的知行合一人生功能。

综上，逻辑学是关于逻辑的真理表述，是关于人的思维主观存在规律的科学，只有经过辩证法的改造，完全与谬误在理论层面重新融为一体，才具有知行合一性，这就是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是每个有文明进步义务的人的人生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