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反对嫁中国小伙，母亲预言的悲剧成真后，她在自传里这样说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上个世纪40至90年代惊艳文坛的一对翻译界泰斗，两人也是最早将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的翻译家之一。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至《水浒传》、《红楼梦》，他们笔下的译作声名卓著，享誉海内外，成为一曲不可替代的绝唱。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一段跨国恋同样也成为翻译界的一段佳话。他们超越世俗的爱情极美，也在生活几次三番的考验下蒙上了一层凄风苦雨。
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中国留学生杨宪益邂逅了小他一届的英国姑娘戴乃迭，这时候的戴乃迭名叫泰勒，尚不能想象眼前这个男人将会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多年后，当戴乃迭回忆起两人的初见，她这样形容丈夫杨宪益：
起初我几乎被他吓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
人都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是若要真的寻根究底，爱情的发生的确有可以追溯的源头。正如戴乃迭所言，她对杨宪益的感情某种程度上和他背后的那片国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9年，戴乃迭出生在北平。她的父亲是一名来华传教士，中文名叫戴乐仁。戴乐仁先后在新学书院和燕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之前，他在甘肃自发成立了一个“工业合作化组织”，旨在教育和帮扶当地的孤苦儿童。
戴乃迭的父亲戴乐仁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同时，戴乃迭的母亲也是一位传道教师，但是比起丈夫，她对待中国的一切，始终严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戒备。
比如她认为中国的饭菜不卫生，便不让孩子们吃任何中式食物；她以为中国人身上带有病菌，因此也不让孩子们学习中国话，不让他们跟中国孩子玩。
有一天，戴乃迭和姐姐在去幼儿园的路上遇了到一队士兵，士兵们对这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娃娃很是好奇，便围上来问长问短。士兵的举动其实并无恶意，但是戴乃迭的母亲得知后却很紧张，认为 “军阀的部队拦截了她的女儿！”，甚至为此将女儿提前送回英国。
七八岁的戴乃迭就这样回到了祖国，但是她的心中从此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时间的流逝中，滋长成对中国这片热土的向往。戴乃迭因为追随父亲传教，从小对中国的生活文化很感兴趣。母亲的强行遏制虽然关上了她看中国的窗口，但是这份中国情却从未在戴乃迭心中抹去，直到杨宪益的出现，帮助她重新打开了这扇窗。
杨宪益风度翩翩、博闻广识，让戴乃迭一直有相见恨晚之感。不过在当时，除了杨宪益以外，杨宪益的一位朋友也同样钟情于戴乃迭，穷追不舍。只不过对戴乃迭来说，她更倾心文学才华过人的杨宪益。并且，戴乃迭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浓厚，而杨宪益身上那股子传统文化气息更是加深了戴乃迭对他的好感。
两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戴乃迭从此为杨宪益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两人的感情看似水到渠成，却双双遭到了各自母亲的反对。
戴乃迭的母亲反对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国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危险重重。其二，中西文化的差异将会成为两人婚姻的隐患。母亲多次劝告，但是戴乃迭丝毫不为所动。到最后，母亲甚至严厉地对戴乃迭说：
“如果你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
母亲的这句话，在当时看来更像是一个恶毒的咒语，让戴乃迭如坠深渊。
在杨宪益那头，他和家人的沟通也并不顺利。1940年，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当家里人听说他要娶一个洋媳妇时，纷纷反对。杨宪益出生天津名门，父亲早逝，母亲是个传统女子，认为他娶一个外国女子势必引发社会舆论，最后母亲为此大病了一场。杨宪益的姑姑更是又哭又闹，声言他的这一做法有辱门楣。
不过这样的重重阻碍没有分开这两个人，反而让他们的感情历久弥坚。戴乃迭后来还是不顾母亲反对，奋不顾身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轮船。她对杨宪益说：
“无论有多么难，你到哪，我就跟到哪。”
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举行了婚礼，并在《大公报》上刊登了结婚启示。婚礼上，戴乃迭穿着婆婆设计的绣满龙凤花纹的短袖丝质旗袍，洋溢在幸福之中，完全忘记了母亲的警告，她的命运从此和杨宪益、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婚后，戴乃迭随杨宪益先后在中央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等高校任教，为生计奔波。1943年，两人来到重庆国立编译馆任职。颠沛辗转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戴乃迭甘之如饴。
1952年，二人在朋友的邀请下加入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生活逐渐安定。稳定的生活给这对志同道合的璧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这一时期，两人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诸如《离骚》、《白毛女》、《长生殿》、《鲁迅选集》等中文作品。
这段最忙碌的时光，也是夫妻俩最幸福的时光。两人常常是杨宪益先做英文的翻译初稿，戴乃迭再为他修改润色。有时候两人一坐下来就是一整天，彼此之间，虽不言语却心意相通。朴素平淡的生活中，心有灵犀的微妙让他们的相守显得弥足珍贵。
直到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场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到他们身上。这一夜，杨宪益与戴乃迭因为留英学生和外籍人士的身份接连被捕，还被贴上了“特务”的标签。
其实早在解放前，戴乃迭的外籍身份一直饱受非议，工作单位曾经因为怀疑她是间谍而解聘了她；而解放后，从不过问政治的戴乃迭也多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很少有人知道，抗美援朝时期，她曾为了配合杨宪益凑足四万多元人民币捐钱买飞机，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的所有首饰。
而如今她和丈夫身陷囹圄，近在咫尺却始终无法见面。对几个孩子的牵挂更是让夫妻俩备受煎熬。在监狱的外头，他们的两个女儿被下放农村改造，刚从学校毕业的长子被分配到工厂劳动，备受排挤、歧视，遭人诬陷是特务，几次三番受到审查。
这样的煎熬一直持续到了四年之后，中国外交政策解冻，夫妻俩获释，重新回到了满是灰尘、一片狼藉的家中，已经物是人非，恍若隔世。
两人在不久后便随恢复了翻译工作，但是生活对他们的打击并非到此为止。两人的长子在他们坐牢期间，因为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变得精神分裂。戴乃迭为此心如刀割。
他们试图挽回，费尽心力把儿子送到英国医治。然而，儿子的病情却没有好转，在一次发病时自焚而亡，母亲当初的一句无心预言就这样一语成谶。儿子的自杀成为戴乃迭心中挥之不去的痛。那段时间，她深感自责，一直走在濒临崩溃的边缘，经常在睡梦中哭着醒来。
长子去世后，戴乃迭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整个人也变得沉默寡言，杨宪益一直寸步不离地守着深受打击的妻子。1989年，戴乃迭病情加重，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开始失忆。
在戴乃迭生病的十年间，杨宪益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她，日复一日，毫无怨言。戴乃迭后期病重时，几乎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杨宪益依旧不离不弃。吃饭的时候，杨宪益亲自把她搀到餐桌前，哄她吃饭，教她拿筷子。可她已不会拿了，也不肯拿，就直接用手去抓饭菜往嘴里送，可是手不听使唤，结果食物一半含在口中，一半掉在桌上地上，衣襟上滴落着许多菜汁。
杨宪益强忍着心里的痛楚和悲哀，日复一日地保持自己的耐心，悉心照料妻子。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挽留住她要离开的脚步。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世。杨宪益痛不欲生，为她写下了这首哀婉的《悼乃迭》：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随着戴乃迭离世，这对翻译界的“双星”就此天人两相隔。从此，杨宪益再也没有翻译过任何作品。因为她死了，他的故事就结束了。
十年里，人们再也见不到杨宪益、戴乃迭这两个名字在新作品中出现，也绝不可能仅有“杨宪益”这三个字入眼。面对所有的邀约，他说：“她不在，我不出现。”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在她生前未完成的回忆录《我有两个祖国》中写道：
我爱你，因为你比信念，更能使我的生活变得无不美好；我爱你，因为你比命运，更能使我的生活充满乐观。
无论是牢狱之灾还是丧子之痛，都没让戴乃迭后悔来到这个曾带给她心灵伤害的国度。她爱杨宪益，也爱中国，当她回首一生时，她这样概括：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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