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利里奥：旅人的轮回 | 西东合集

郑兴 译

如果你没有女人，进入灌木丛吧
跟着一匹母马，然后让她成为你的女人
　　——多贡人格言

　　男性是女性的旅人，不仅仅是在男性出生的时候，而且也在他们发生性关系之时。因而，会有乱伦禁忌存在，因为乱伦被视为一种邪恶的循环，或者说，邪恶的旅程。如果转述塞缪尔·巴特勒的话，我们可以说，女性是男性所能找到的、借以繁殖自身的工具，那就是说，来到此世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是人类的第一个运输工具，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载具（Vehicle），第二种载具将会是马匹。骑马是两个迥异身体的神秘联结，为了迁徙，为了平常的旅程，装备妥当。驮畜，上好了鞍的马，或者被拉着的马匹——各种载具在新旧交替中呈现自身，这是可鄙的恋兽癖（Zoophilia）的典范产物，当人兽交（Bestiality）被拒斥，这一点也已经一起被遗忘。在驯养的发端期，女性被饲养，是先于被养育、饲养的动物之前的，她是第一种经济形式，甚至更在蓄奴和畜牧之前。女性开启了一种运动（Movement），这种运动将会在原始狩猎之外，使得为战争而组织的乡村社会、父权社会开始形成。正是在这第一类杀戮行为的结束之时，战争，亦即即将到来的战争，第一次被构拟出来。从为了即时性维生而追猎动物，过渡到追猎男性，在此之中又过渡到追猎女性。但是，这样的追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杀戮，一场行刑：这是一种俘虏，对“女性人畜”（Female Livestock）的俘虏。一旦男性再度被杀戮、被消耗，能量的浪费就终止了，终止于女性。以上基本是直至农业文明前的情况，而到了农业文明阶段，因为将男性作为俘虏，奴隶制于是制度化了。
　　这样思考暴力的转移将有所裨益：正如战争是起源于同一物种成员间的对抗，而不是人类与动物间的对抗，其复杂性也是发展于两败俱伤的内斗中，而不是来源于针对外来者的对抗中。
　　伴随着对女性的俘虏，父权制兴起，后者又在豢养牲畜之中建立、完善。在这一标志着农业文明阶段的暴力经济学中，“美女是先于野兽的”，正是这一双重牲畜的共存，促进了支配性性别的建立。但是，且再看一下这些狩猎者的蜕变，驯养正是捕食的完成与完善。肆意流血和直接屠杀，与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亦即它的经济学——是相反的。在结束于第一阶段屠杀的对抗中，我们见证了一种进化，它使得狩猎者能获取某种控制能力，能简单控制某些选定物种的运动，进而，在狗——即第一种被驯化的动物——的帮助下，我们开始牧养“半-野生”的兽群，并最终达到繁殖饲养。驯养“女性人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在驮兽之前的一段时间，女性是作为载重的野兽被使用的。她们像兽类一样在田野里工作，被男性控制与监管。在迁徙中，在战争中，她们运送行李。在驴被驯化之前很久，她们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因为女性对于运输的分担，负重的狩猎者得以能够专注于同性间的决斗，那就是，成为男性的狩猎者，成为战士。
　　首要的自由即是运动的自由，“负重的女性”使得男性能带着这一自由狩猎，但是，这样一种自由并非一种“休闲”的自由，而是一种运动的潜能，在原始的狩猎之外，此即被视同为一种战争的潜能。这一首要的后勤学支持，在接管了狩猎者对自己的维护中，被驯服的女性建立了战争。正当地域因为入侵者的运动——其力量的最优运动——而铺展开来，同样，女性，被俘虏也被作为一种伴侣，将要立刻转变为一种运输工具。她的后背将要成为后来的运输工具的模板，所有的“自动化-移动性”（Auto-mobility）将要起源于这一基础结构，起源于这一令人愉悦的、被征服的臀部。所有的对于征服和渗透的渴望将要在这一个被驯服的载具中被找到。这一 “负重-女性”，将从妊娠和早期婴儿期中延续此种运输，她们给了战士以时间，有时是一段美好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自由的时间。
　　在这个层次上，“异性恋”（Heterosexual）群体，在嗜杀的战斗中，将比“同性恋”（Homosexual）群体更令人生畏，并且，在父权秩序的浮现中，弱势性别的纯粹后勤学维度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繁殖与性的习俗这一面上，“双性恋”（Bisexuality）则坚称自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维生模式”（Mode Of Subsistence）。对游牧部落而言，生存被视同为是对于猎物的追逐，视同于放牧以及对于敌人的追逐。这个群体在对运动的适应能力中觅得自身的维生权。这个群体的“设防”只是针对猎物、对手而“获取的时间”（Time Gained），它不是定居性农业的“障碍”，反倒是它的路径和工具：“驮载-女性”，母马，期待着后来的运输工具。她们给予男性自由时间，伴随着她们的后背，女性成了“男性的将来”，男性的命数与终点。因为有了这第一种“人畜”，狩猎-养育者开始掌握了一种能力，这一能力被我们在军事词语中称之为“良好的有效荷载能力”。这一能力使得男性能延长战斗，并因而取得成功，因为他从此无须被迫去就地获取食物。
　　战斗，一直被群体的有限移动性所限制，直到女性给战士带来了投射武器，并给他补给服务，战斗才被延长。随着对马匹的饲养，战争可以持续更长，并且延展到更大的区域，这是因为马匹的承载力与速度超过了人类这一变形的载具。
　　让我们以玛雅人为例。在尤卡坦半岛上，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战争持续的时间总是很短，因为在这片大陆上，女性仍然是唯一的交通载体……在另一方面，随着一小队装载齐整的侵略者的征服，我们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溃败，用金属武器去解释这一溃败并不比用当地人的精神气质去解释这一溃败好到哪里。区别存在于时间。征服者的速度使得几十个骑兵能够灭绝一个文明。美洲大陆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明何以被征服者在同一地点，被一起灭绝,马匹的引入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但是在另一个不同的时间整体中，西班牙人掌握了一种“速度政治”的优势，它总是能弥补了数量上的劣势。
　　总而言之，随着最初的战斗扩张的发端，女性成了第一种“运输革命”。她们使得狩猎者能够专注于自我迷恋、且同性恋之决斗的色情中，远比与野生动物的对抗更令人生畏，因为它需要策略还有战略的持续变化。通过她的驯养，弱势性别使得猎物之外的敌人被发明出来。然后，通过驮兽、坐骑的发明、骑兵、战车的使用、针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基础设施限制，道路的发明（展望着铁路），对于攻击之延伸的追求开始了……但这是另外一种历史，一种运输技术革命的历史，而不是变形的载体。我们在十九世纪看到，人们如何从马背上下来，却骑乘上了火车，也就是在同一时期，人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是与猿类相似的、类人猿的后裔……在这里我将就——人类如何从女性的臂弯与后背之中下来，并骑上马匹——提出一种逆向思考，尝试一种猜想。

　　出发也意味着离弃。离开码头，离开港口，准备出航，但一个人也同时失去了他的平静感，被卷入速度的暴力中，这种速度的暴力也就是载具所创造的无可置疑的暴力，它带来了迅捷，猝然将我们与所经过的地点相分离，在这之中，我们将自己抛诸于共享性的运输。
　　每一次离开就是一次距离的拉开,将我们与接触剥离，与直接经验剥离。每一次载具之运输无异于一次隔离，一种对移动身体的折磨，一种旅人的感官匮乏。在运动暴力的裹胁之下，在运动暴力的墙围之内，我们只是附着在加速之上，那就是说，附着在切身性的丧失（Loss Of The Immediate）之中。速度，通过它的暴力，成为一种命数（Destiny），同时也成为一个终点(Destination)。我们哪儿也没去，我们只是使自己满足于——让活泼与生动委弃在、沉溺在速度虚空的利好之中。
　　词语“骑乘”（mount）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骑乘”马匹，我们“骑乘”汽车，我们爬升，从而被延展了我们移动性的义肢（Prosthesis）带走、偷走；这一劫持正存在于加速旅行的中心，被速度暴力所占有的旅行者正是“位移者”（Displaced Persons），正是被放逐之人……然而，这一现代轮回似乎被忽略了；运动的加速被融合于一个进程中，作为运动的历史中的一个奇异的死胡同，在行进……坐骑看起来因而在旅人的设想中是不可或缺的，骑乘者超离了地面，受制于进程的迅捷，其自身的机动性就被剥夺了。马匹，抑或坐骑，在它的鞍座中消除了旅人运动肢体的疲劳，好似一个移动的座位、一件家具、一个马拉的车辆，不仅仅像椅子一样是用来协助身体满足停泊和休息之需求，而且也被用来满足于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坐骑的发明是运动身体的军事策略：当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伸展肢体，缓解延伸了的、久坐的固定性，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备好鞍座之动物的移动性中，通过操作运动的速度，使自己从步行的不适中解脱出来。一点一点地移动，一步一步地飘移，从最轻微的转移，到最为影响深远的转移，我们在用我们的身体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这个游戏我们称之为：协助、舒服、支持、幸福……为了更少地感受自身的动物性身体，我们不停地处于移动（机动）之中，为的是忘记区域性身体的广阔，我们迅速地、暴力性地旅行。
　　持续寻找理想的无重力状态，正存在于主导性问题的核心。在中世纪，人们颂扬马的显灵，这很好地解释了以下情况：在骑士英雄主义中，马是死亡的信使，同时也是生命的护持者，但是正如菲尔南德·伯努瓦所问，“不正是因为它是信使，所以它不只是保护者？”在基督的信使——圣·克里斯托弗——驾驶者的保护神中，这个主题又出现了。战马以其迅捷保护骑乘者，使之免于追逐者之害，也使其免于自身虚弱之忧，坐骑保护它的旅人，使其免于自身体格虚弱之忧，但是，代价是取消了身体的资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和鸟会成为死亡的信使，同时也成为权力和宰制的信使：对旅人来说，首先需要在肉体上融入战马的神圣迅捷性，在瞬间的轮回中失去自身的灵魂，以加入这一宰制之中。“骑乘后的”他，宰制着地面上的人，他通过骑乘的高度宰制他们，同时也通过配好马具之马的移动力量。他的对手就不再能躲避他，他们在他面前被驱逐于围猎之中，并且被大范围地驱散。马的战争角色就是驱逐四散的敌人，从而去消灭他们，骑兵的猛冲打穿了步兵的群集，就像一个爆炸的冲击撕开了墙体和壁垒的群集。
　　步战之士兵和马战之骑兵在速度和暴力上的区分，导致了前者被取消资格（就像驮载-动物取消了驮载-女性的资格）。依次跟随其后的是更大的区分，即运输的技术手段和各种变形载体间的区分。
　　速度的暴力只是一种消除；旅人骑乘好之后，被速度所举起，他就不过就是一个骑乘的死者，被提起，被掳走。他就不再是属于某个地方，而是完全归属于战马的暴力，而且，正如在军事上“占领某地”这一表述的意思是，通过横穿某处而占领某处，对疾驰者而言“ 推动”这一表述则是意指，骑乘之人在一种加速的周游中双脚离开地面。
　　速度与衰老相似，与死亡相似，这一死亡触及了邪恶，并且把他掳走，承载着他离开了他的人群。骑乘上马，或者在汽车中驾驶，就是在离开的时刻准备着死亡，并在到达的时刻重新复生（部分死亡）。速度被视同为一种加速的衰老，运动提速越快，时间流逝的速度就越快，周边的环境就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剥去其意义，“位移”成了一个残忍的笑话：据说“旅程耗时最短即是最好的”。就像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一样，旅人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如果运动的自由似乎要成为一个头等的自由，速度的解放、速度的自由似乎就意味着所有自由的实现。实际上，在历史上，道路是作为狩猎之升华而出现的，速度使得狩猎、武力的机动性和灭绝得以持久化。有关速度的、“竞速政治”的等级区隔刷新了贵族的意义：速度的受恩者。道路的社会，狩猎的社会，也即竞速政治，只是一个由速度在其中扩展了暴力之优势的、社会狩猎和政治狩猎的秘密组织，这也是一个富裕等级掩盖了速度等级的社会。这最终的“暴力的经济学” 可以由半人马神话来解释，也可以由驾车者神话来解释。在这之中，万物的转世超越了搬运，而存在于“运输革命”之中，在运输革命中，骑乘作为一种起源的轮回而发生。
　　速度的进程不过是暴力的释放；我们曾看到，饲养和训练只是暴力的经济形式，或者说，如果你愿意，一种维持暴力的工具，实际上是无限制地提供暴力。代谢能量的保存因而不是暴力的终结，而是暴力的方向：一种在时间中延长暴力的方法。技术性的马达，导致了对于无止境移动的长期追求，并且导致了暴力的释放。两个问题因而被提出：

　　我们是如何猜测到动物内部的载具特性的？如何猜测到其肢体中的马达？
　　灵长类动物任何产生了与坐骑结合的欲望？这里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在起作用？

　　随后而来的对于外来身体的渴望，正如对于异性恋不同身体的渴望，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个众多要点中的主要事件（event），可以与火的发明相媲美，但是这一创造已经在笼罩动物性的朦胧中杳不可寻。我们从一种动物恐惧过渡到一种恋动物癖，前者标注着最早期的狩猎，并终结于为饮食需要而进行的屠杀，后者则是为运输需要而进行的动物训练。
　　我们是如何超出了纯粹维生需要之外的？我们在这些活物中，在肉食的保存之外，猜测到了马达？在营养的这一边发现了移动的手段？
　　为了道路而代价不菲地喂养大型动物，这其中有待解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学、一种什么样的维生？
　　驯养似乎成了捕杀的准-功能性终结：流血是一种暴力的浪费，将半-野生动物围住，最重要的是，随后将其喂养，带来了一种经济学的原初形态。驯养，就是一种为了维生而必需的能量保存。伴随着对于坐骑的训练，其中经历了一种转换：暴力的经济学不再是狩猎者经济学、喂养者经济学，而是猎物经济学。通过坐骑，运动的能量被保存了，马的速度代替了蛋白质的速度。从一种直接的维生经济学到一种间接的经济学，我们前进到了生存的经济学，运动的动物从而有了用途，几乎只为了战斗，它的旅人将只是一个寄生物，奔跑动物的身体不过就是第一个速度工厂，一个马达，在现代衡量动力的一个尺度。
　　当狩猎者致力于通过系统性的屠杀阻止野生动物的运动，然后通过驯养，饲养者满足于去保存这一运动，最终，得益于对这一运动加以训练；骑乘者与运动相挂钩了，他在其中对运动进行导向，并促进其加速。从对死亡的渴望走向了对融合的渴望，我们似乎见证了生命轮回的一种现象。就起起源来说完全不相一致的两个身体，最终形成了一个身体，正如在婚姻之中。这是一种从一开始就触发了的、对于义肢的色情渴望。
　　但是，这一事件中，相比于狩猎，竞速成为一个更高的形式，一种未知域（The Beyond）的爆发，物理身体的未知域，区域性的也是肉体性的，一幅谵妄与占有的图像，置于中世纪的信仰中，这会是一个“恶魔般的狩猎”，马匹在其中承担着启示录的维度，而四个骑乘者象征着时间的终结和历史的消灭。
　　通过进程的速度，未知域的爆发在象征了对距离的压制之后，又象征着对于时间的湮灭。战马的速度象征着终结的恐惧，但是，这里必须要认真注意到的是，恐惧与速度实际上是联结在一起的。在动物的世界中，速度是恐惧带来的结果，是面临危险后的产物。事实上，由运动加速带来的距离缩减正是自保本能的结果。速度，正是恐惧的生产，是逃逸（Flight）而不是攻击带来了距离被猛然拉开，带来速度的突然爆发。因此，持续获取越来越快的速度，只是要控制与日俱增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的“运输革命”，制造出速度的工厂，使恐惧工业化：马达（Motor）制造着恐惧。运动的速度只是逃逸的复杂化，而不是像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哲学所宣称的——“所有的伟大都存在于攻击之中”（换句话说，即是在身体、尤其是区域性身体的未知域的爆发）。遗憾的是，对“未来主义者”而言，战争的操纵不是其他的东西，不过就是一次向前的逃逸（Flight Forward），一种对于终结的阻止，而不是一次向前的投射。
　　如果距离是地点，那它也是身体。一卷而空，陡然攻击，是一瞬间的事：被卷入，被融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战马能够用来驱散敌人，用来将敌人逐入歧途，当然，也是将自己带入迷途，带离熟悉的视野之外。
　　正如一句北欧格言所说，“恐惧是残忍的，它并不杀戮，但它削弱生命”，在此过程中的狩猎的升华也使得坚持不再可能……
　　让我们回顾一下载体的发明。最早期的时候，狩猎者一定是被动物运动的迅捷所打动，并且为运动的瞬间反射所着迷。与此相反，因为被敌人或者野生动物所追踪，狩猎者一定也已经在他自己的表现中，意识到了一种加速上的真正变化。在恐怖之中，在强力之中，在为恐惧所加倍的力量中，他一定意识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在专为杀戮而设计的工具诞生之前，加速运动的能力，对他而言，就是生存的能力，运动对战斗的身体而言的意义，就好比后来射程对投射武器的火力而言的意义：这是一个关键距离的问题，一种撤退的问题，而不单单是渗透的问题。
　　同时，注意到下述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辅助类武器的延展射程也是来自于骑兵的发展。如果说，工具延展了人类的身体，因为发射物（Projectile）的发明，将其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距离；正是坐骑和载具的发明使得这一延展达到最大的程度，坐骑将要成为战士的发射器（Projector），成为他的第一个武器系统。“在我们时代之前的、第二个千年的开端，在爱琴海地区使用的铜制匕首，带来了短剑的诞生，这是一种遍及欧洲中心地区的、更长的武器。对步行的士兵来说，这种短剑极有价值，但是，对于骑兵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更为壮观雄伟的武器。因此，在青铜时代最末期的骑兵之中，长剑诞生了，代替了短剑。”富勒将军（译注：即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坦克部队参谋长、英军总参谋长助理、野战旅旅长，获少将军衔。一生著述颇多，涉及的军事领域也十分广泛，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机械化战争论。著有《西洋世界军事史》、《装甲战》等30余种军事著作。）如是说，他还说到，“装备长矛和长剑的骑兵在数量上的增长，将会带来对草原地区人们所使用的大锤和战斧的压制”。事实上，对这最后一类武器而言，这就是一个工具的问题，而不是武器的问题。正是这种延伸性（Extension），解释了，狩猎的刀具何以会成为一种专门化的武器，成为长剑，成为'长矛’……从一系列的多功能的义肢开始，我们不断使它们向着“武器”靠拢，成为孙武所说的“不祥之器”，一种完完全全的色情义肢……这也是为了弥补坐骑的速度与高度。我们之前看到过，在战马的驯化与培育之前，是女性在决斗之外，促成了战斗的延长。而有了战马以后，这样的延长不仅仅就是体现在战争及其时延之中，而且体现在其手段的整体之中：武器，后勤学，基础设施，等等。
　　这样，扩展与延长便被混同于防护与防御，农业社会的“持久战”，一直延续到当代依然存在，在从女性到马匹、再到战车与道路的这一转移中，它被勾勒出来。当军事空间不断发展，骑兵，作为坐骑的一种寄生生物，逐步被轮式载具所取代，与此同时，操控取代了骑乘中时的肉身联结，而且，这一操控还需要道路的建设，此即需要路径上被预留空间，被廓清，被调直。道路是第一个“军事斜堤”（Military Glacis）（斜堤：自十六世纪开始，军事要塞的筑城工程师为有效阻挡正面进攻或是地道挖掘，常加宽并加深城墙的外壕，同时在护城河外筑起大而平缓的土堤，称为斜堤（glacis），这使城墙完全掩蔽于平射炮火之外。斜堤的好处是阻绝了敌人水平射击的能力），它只是提供给战争兵车之“神圣加速”（Divine Celerity）的线性清理，载具所疾驰的地面，奔跑的表面，美索不达米亚的道路是独立于它所穿过的土地而被界定的，是一种几何学的抽象；整一性，单向性，速度带来了虚空，而虚空也带来了速度……
　　在驮兽和役畜之后，这样的路线来临了，它充分延伸，直至道路的弯道之外。这样的直线路径出现了，它通过诱发运动的暴力，预先决定了位移。这样的基础设施”出现了，它是一个“不动的载具”，对于恐惧的加速来说，不过就是一个纪念物。伸展于长剑前端的钢铁、伸展于长矛前端的钢铁、伸展于刀具前端的钢铁、也即在铁轨上使用的钢铁，就像是一条道路，一条在震惊与远离的运动中消失于地平线末端的道路。
　　在美索不达米亚，对土地的拥有往往是与“进程之战”的技术相关联的；统治者把疆域分配给运动中的精英，因为这些精英能够更快速地穿过土地。另一方面，战车驾驶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能，这一队伍能够在对中央权力的支持中，使得一种大范围监控成为可能。在罗马，我们又一次在饲养者贵族那里看到了“种马-范本”，并且通过“骑士团”和根据“公共马匹”的状况所征收的入市税，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速度的精英实际上是一种“经济黩武”（Economico-militaristic），我们发现，在这些罗马骑士中，由省长，有护民官，还有“军事商人”。正如尼科莱（译注：让·尼科莱（1598-1642），法国人，是第一个抵达威斯康星州的欧洲探险家）所指出的：“这第二个有很大影响力的贵族制，在公众与法庭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角色，从未失去其军事源头所授予他们的身份。”“骑士—银行家”管理着可移动的和可运输的财产。他们的富裕是来自于这一转移和加速。战争的获利是来自于财产的可移动特性，没有战利品的转移，战争就将会是无效的；如果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赢取，那么战争就将不是可以获利的。
　　总而言之，从“狩猎者-饲养者”，经过骑兵和驾驶战车的人，直至“海洋-强盗”，运动的精英代表着一种被误解与被低估的秩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秩序，积累的完成就根本不可能。运输载具中能量和速度的积累（无论是马匹拖曳还是海上航行）与货物和财富的资本化密不可分，这样一种竞速政治的“进程社会”，揭示出一种载体政治学的战略维度，这种政治学被一代代传递下来。
　　对金属身体满含饥渴——封闭在汽车内部的旅人在重复着最基本的联结。就好像通过运输的革命，物质主义的西方将其轮回植入身体的当下时刻中。无需等待出生或死亡的轮回，运动的工业在加速，在转移，从这里到那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我们“摆脱”，被速度的差别所封闭，被旅行的能量所围住，我们作为人比站台都低一等。
　　地域，现在是作为发射（ejection）的场所，而不再是作为选定(election)的场所，地域现在成了不停歇航行的边缘：入境，出境，负载中断，在永不止息之中既将我们建构、也将我们拆分的技术节奏。速度的过剩是驾驶学校，训练我们的条件反射和反应能力，就像法西斯主义者马里内蒂曾经写到的：

我们的心脏了无倦怠,
因为它以火焰、憎恶和速度为食。

*此文系保罗·维利里奥《负面视野》（Negative Horizon）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