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作家刘庆邦说过，他之所以多写短篇小说，是由于长期在报社工作，没有整时间写长篇。回头看看，我翻译的这二百多篇作品，绝大多数也是短篇。翻译短篇小说，除了喜欢这种“短平快”的体裁外，也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我在一所民办大学当英语教师，周一到周五基本都在备课上课，教学任务繁重，只能把翻译放到周末、节假日来做。这样译短的，一个作品个把星期就能结束战斗，瞬时的激情爆发完，稿子也出来了。挺好。当然了，喜欢翻译短篇小说，还因为我发现，即使是一些文学大师，他们的很多短篇小说珍品也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比如英国的多丽丝·莱辛、以色列的阿格农等。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授予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世界文坛再次将目光聚焦到短篇小说这一似乎越来越不起眼的文学体裁。在众人为门罗的成就欢呼雀跃的时候，我把目光再次转向多丽丝·莱辛——一位横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巨匠。实际上这位英国著名女作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短篇小说大师。我和她的“译缘”始于2007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称赞她“用怀疑、热情和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那一年，我翻译了她好几个短篇，发表后反响不错。值得一提的是《瞪眼》，2012年在《文学界》（即今《湖南文学》）发表后，先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山庄》和《她们笔下的她们》两本书。从此我便更加关注她的短篇小说创作。多丽丝·莱辛一生著述甚丰，以五十多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她的主要作品《金色笔记》《又来了，爱情》《天黑前的夏天》《暴力的孩子》等多部长篇早已翻译成中文出版；而实际上，短篇小说创作也是多丽丝·莱辛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数量多，而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早在2002年，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旗下的Flamingo出版公司就曾出版过她短篇小说选集，分上下册，收入她四十年来短篇创作的名篇佳构。上册以她的经典短篇《到十九号房间去》为题，收入二十篇作品，已有定评的经典小说如《爱的习惯》《那个别的女人》《到十九号房间去》《楼顶上的女人》（有人译作《屋顶丽人》，似有不妥）等都收入了这个集子；下册题为《杰克·奥克尼的诱惑》，收入《老妇和猫》等十九篇。可以说，这是比较全面反映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较为完备的一个选本。2013年11月17日，多丽丝·莱辛走完了她九十四岁辉煌而艰难的人生。她的逝世不仅在英美等国引起巨大反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我国媒体也对她的逝世进行了报道，一些报纸还发表了她的书评等。美国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说：“可以说，多丽丝·莱辛就像是沃尔特·惠特曼吹嘘自己那样：我是广阔无边的，我包容着万事万物。对许多人来说，莱辛是二十世纪文学革命性的女性主义的声音——尽管她强力地抵制这样的分门别类。而对别的一些人来说，莱辛是一个'太空小说’预言家，使用异想天开的手法和语汇解决人类进化和环境问题。”欧茨不仅对她的长篇小说推崇备至，还特地提到对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的喜爱。她说：“……她众多的长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是《金色笔记》，她许许多多美妙无比的短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是她最著名的——《到十九号房间去》。”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国内虽有翻译和介绍，但很不系统全面。于是，两年前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海香老师推荐，希望能全面引进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作品。我们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这次愉快的合作，我翻译了这个集子的上册《到十九号房间去》，下册《杰克·奥克尼的诱惑》由著名翻译家、上海大学的裘因教授翻译。期待拜读她的译作，向她学习。简单说说这本书的一些作品吧。上文提到的那些经典名篇，就不多饶舌了，只说几篇我个人比较偏爱，大家可能不怎么熟悉的作品。《快乐》里的女主人公玛丽去法国度假，本来是快乐的，可是后来却弄得很不快乐。《目击证人》中的男主人公布鲁克先生是个小人物，跟你我都差不多，属于在单位里多我不多、少我不少的那种。他费尽心机想引起同事的注意，却无人愿意多看他一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目击”了一幕不该看到的场面——老板和女职员调情，最后倒霉的不是无良老板和女职员，而是他这位“目击证人”。他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人。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恐怕在哪里都是如此。作品很幽默，也有些苦涩。两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子，在瑞士一家旅馆里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争风吃醋，斗智斗勇，到头来却发现，两人都曾有过在这家旅馆和一个女人春风一度的经历。这就是《女人》，写得真的很逗，似乎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不多，但是有。《两个陶匠》像是一个环保题材的当代寓言。现实中陶匠的故事和梦里另一个陶匠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现实环境的破坏和梦中非洲那干涸的土地，似乎都昭示着我们生存环境的恶劣。很美，像寓言似的，也很警醒，像是长鸣的警钟。《他》似乎有些一言难尽。莱辛的很多作品都倡导女权主义，女性独立，但真正独立似乎也是很艰难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丈夫很不满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丈夫回到自己身边，或者说她不得不回到丈夫的身边。作品似乎告诉我们，女性独立，谈何容易？读上面这五篇作品，我们可以欣赏到莱辛那独特的幽默风格，也可以让我们产生关于女性、人性、社会、环境等等的思考。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莱辛更多关注的还是爱情、婚姻、家庭、女性，尤其是女性地位。《酒》和《二十年》都是爱情小说，都是爱之深、恨之切的那种让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爱情故事，有些伤感，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只不过我们许多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记忆模糊了，淡忘了，变成了可以作为笑谈的一段陈年往事。二十年后还要把那个人恨得要死，那是什么样的爱啊？！《终于，我丢掉了我的心》是篇有些残忍的爱情小说。当一个人被爱情所伤害，把心挖出来看那鲜血淋漓的惨状，看那累累的伤痕，不忍看，终难忘，只有把心丢掉，轻装前行，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的选择。虽惨了点儿，但表现手法却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哪怕陋室一间。读了莱辛的《一个房间》，会不会想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个自己的房间》呢？这一篇，若不是收到了小说集里面，我一定认为它是一篇散文，很抒情的散文。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怎么看都不像是小说。小说散文化，似乎是英语小说的一个倾向？《英格兰对抗英格兰》，原文题目就是EnglandVS England。其实，我很不愿意翻译成这个题目，苦思冥想了很久，江郎才尽，黔驴技穷，只好照字面直译，效果真的像是一场球赛，某某队对某某队。不过，小说的确表现的是英国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对抗。故事中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靠着聪明勤奋考上了英国最高学府，本来这是很体面的事，却给他带来无尽烦恼——阶级的差异让他上不来下不去，回家寻求精神的平静，却发现精神的家园没有了，回不去了；回牛津那座象牙之塔，似乎那里也不是他的天地，前途渺茫，事事不如人……这很有点像我当年从农村考上大学，集荣耀与自卑于一身，这矛盾体一直带到我年过半百。还想说哪一篇呢？翻译《斯大林死的那一天》的时候，译这个题目就很纠结。原文中的“die”这个词，可以有多种译法，一褒一贬，立见分晓。踌躇良久，举棋不定。在英文里，“die”基本是一个中性词，翻成中文，翻译成“死”，还是翻译成“逝世”，就大有讲究了。最后，我还是从作品的基调，以及字里行间寻觅作者对斯大林之死的感情，感觉出来，她的感情基本是倾向于否定的，最后也只好忠实于作者的原意，译成“死”字了。正文里提到斯大林的死，也遵循原意，并不刻意译出褒贬来，希望这样的翻译各方面都能接受。另外，翻译《天堂里上帝的眼睛》可谓吃尽了苦头。这是一篇反映二战结束后，英国人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德国人对英国人或明或暗的敌视。小说描写十分生动，许多情节触目惊心。读的时候很欣赏，然而译的时候，就不那么赏心悦目了。文中大量复杂的长句、分裂句，处理起来相当棘手。刚开始试译了几次，都不顺手，只好搁下来，过些时候再译，仍不顺手。只好放到了最后才翻译。即使如此，第一稿也不算成功，修改时发现，很多地方理解得都不到位，甚至是错误的，只好推翻重译。几经修改，才译成现在的模样。还是个“丑媳妇”，但必须“见公婆”了，再不“见”，交稿就太晚了。多年前，深圳搞读书月活动，我为《深圳商报》约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书呆子的英美文学阅读史》，其中一节就是“男读者喜欢女作家”。这么多年过去了，凡是读英国文学，我还是“痴情不改”！从早期的《傲慢与偏见》《简·爱》，一直到当代的多丽丝·莱辛，都非常喜欢。当然，这不足为奇，无论纵观英国文学史，还是横看当今英国文坛，女作家向来是英国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你不爱都不行！我爱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尤其爱她的短篇小说。这次翻译她的短篇小说集《到十九号房间》去，承蒙可敬的编辑张海香老师的厚爱，我得到了一个再次和多丽丝·莱辛“亲密接触”的机会。短篇小说贵在“短”。如今想找一篇只有数千字篇幅的好短篇，难了。几年前，在任职的周晓苹老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小说山庄》，向我约稿，并且规定，字数不要超过五千。正好，那一年，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可是诺奖评奖委员会册封的“短篇小说大师”啊。我说，那就译门罗的小说吧。可是，众所周知，她的短篇小说一点都不短，动辄上万字，数万字，以我国的标准来看，称之为“中篇小说”毫不为过。跟周老师讲了，显然不符合她的要求，只好作罢。莱辛这个作品集里的很多作品都很短，短的只不过三四千字，长的也不过万把字，是名副其实的“短篇”（当然，有的篇什还是比较长的，应该算是中篇了）。也许，多丽丝·莱辛可以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一个如何把短篇写“短”的借鉴吧。2019年10月22日是多丽丝·莱辛诞辰一百周年，英国在东英吉利大学英国文学翻译中心举行了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予以隆重纪念。各国学术界也掀起新的多丽丝·莱辛研究热潮，出版界出版了莱辛作品各个语种的版本。我国在这个时刻出版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毫无疑问是对这位文学大师最好的纪念。主张别人把小说写短，自己的“译后记”却写得很长，有点不以身作则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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