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云树：彭端淑的坟台今何在

彭端淑的坟台今何在？

彭山 盛云树/撰写

　　第二天我们相约去了公义，邀约谷其老先生时，他因为有事，我们只有独自去了。走过公义古镇，原镇政府住落的川主宫已荒凉，一地的旧圮残痕，院外两棵曾枝繁叶茂的古榕已枯死，野劲的竹叶草爬上树桩，如耻辱柱站在混凝土堆积的市井，呼风和唤雨在麻雀啁啾里瑟瑟地发抖。走到古镇街心，原来的那口古井已填塞了，“井泉村”的井泉已名存实亡。故土的象征，家乡的概念正在一点一点地风化。
　　据谷其先生讲：彭端淑死后葬于公义。县人徐原烈1935年曾在原公义小学大门左侧，为他立了通高二米多的石碑，并撰文记述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现在碑已不复存在。问过公义场的居民，谁也不知道彭端淑死后葬在公义何地。
　　我们在公义场约了好友张汉清，在下场口的小饭店吃过午饭，租车赶往大石桥方向的上菩提。车上问司机他也不知道彭端淑的坟台。胡正清怀疑我得来的消息是不是谬传，这一下我也惶惑了。因为谷其先生不在，我们既已上路，只好碰碰运气了。
　　到了大石桥，过桥是我二姑爷李树成的家，碰巧他老人家在门口。下车问二姑爷“彭进士”的墓地在上菩提的什么地方？姑爷说以前上菩提的牌坊就在大石桥，“彭进士”的墓在月台村石板滩水库。他是兽医，正好去月台做防疫工作，便上车一同前往月台村。不知“月台”源何而来，代表什么意思，一路浮想。古人咏月台的诗句有：“未央楼殿依天开，东北偏好是月台”（岳珂《宫词一百首》）、“呼匠琢山骨，临水起月台”（汪莘《陋室五咏﹒月台》）、“同上最高台，山头晚 色开”（潘屹《饮张壹斋月台》），大致可以明白月台就是古人赏月的地方。
　　彭端淑（1699年－1779年），字仪一，号乐斋，眉州丹棱高桥萃龙山（今四川眉山市丹棱县双桥镇桂香阁）人。著名文学家，蜀中知名教育家，清代与李调元、张问陶称为“蜀中三才子”。
　　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未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今四川简阳市）判官。以军功卓著，授四川都督佥事。彭端淑的八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萃龙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也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