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不容惜”——苏东坡的寒食节

元丰三年（1080）的正月初一，苏轼被御史台衙役押解离开京城奔赴黄州。

到元丰五年（1082），转瞬间，就过了三个年头。在这三年的生活磨砺中，苏东坡也接近50岁了，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极其美妙的境地。

“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在实际政治中却一再地受着命运的无情揶揄，贬到黄州，“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等等诗句，无不显示着他的困境。

但如果处在困境之中而不能超越，苏轼就不成为“东坡先生”了，他的意义正在于，如何将人生的困境转化为一种超越的力量。

虽然他仍未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然而他的心灵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一个崭新的自我从苦难中铸造而成——他在《次韵答元素》一诗中说：“已将地狱等天宫”，苏东坡的恐惧、怨怒、激愤，在此后都将转化成光明、温暖、亲切与平和。

1082年的春天，东坡的雪堂已经营造完毕，雪堂在大雪纷飞中完成，东坡将它命名为“雪堂”，并请人写了篆书的“雪堂”二字。

每当春暖花开，雪堂都在桃红柳绿中显得一派盎然生机。

后人有一篇《东坡图考》，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丛桔，种秔稌，莳枣栗，有松期为可斲，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岁用，而为雪堂之盛景！

明朝有一个文人叫郭凤仪，记苏东坡还在雪堂之侧种了一株梅花，“大红千叶，一花三实，迄今嘉靖戊申，枯本犹存。”嘉靖戊申，为公元1548年，距东坡手植梅树，不到500年。

东坡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也一再提到他从种菜植树中获得的乐趣。不过他也自嘲，因为长期的户外劳动，他的脸已经被晒得墨一样黑了。

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会留在雪堂之中——白天在田间耕耘，晚上在雪堂或读书，或著述，他也喜欢在这里接待远道来访的朋友，和他们一起聊天、饮酒、嬉笑。

很可惜，去年米芾来看他的时候，雪堂还没有落成。

连看守城门的士卒也认识了这位十足农夫打扮的大文人，看他狼狈地走在那条泥泞的黄泥坂路上，偶尔会拿他的样子打趣，东坡却只宽厚地一笑。

但不管怎么样，苏东坡已经从他的人生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在此间，他留下许多墨迹，也留下了堪称他一生中甚至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墨迹之一：《黄州寒食诗帖》。

在分析《黄州寒食诗帖》前，我先梳理一下“寒食节”。

寒食节本是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第105天，也即清明节的前两天。

一般的传说是，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流亡各地长达19年，他的随从介子推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在一次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形下，介子推曾割下大腿上的肉烤熟给重耳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故国，励精图治，成为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晋文公”。

但一直追随他的介子推却不求利禄，与母亲归隐于绵山之中。

晋文公屡次敦请介子推出山，最后为了迫其出山相见，情急之中的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坚决不出山的介子推最终被火焚而死——悔恨交加的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在全国范围内禁火，以寄哀思——这是最为流行的“寒食节”的由来。

另外一点也需要注意，寒食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沿袭了远古的改火旧习——古人要在这个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上将一年传下来的火种全部熄灭，即是“禁火”，然后在节日结束之后，重新钻燧取出新火，作为新一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谓之“改火”或“请新火”。

人们在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这种仪式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禁火”与“改火”之间，有间隔的时间，史料有三日、五日、七日等不同说法。

因为在这一天要家家禁火，只能吃事先准备好的现成食物，故名“寒食”。

延续到唐代，寒食结束这一天，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以示皇恩。这种仪式用意有二：一是标志着寒食节已结束，可以用火了；二是让臣子们向介子推学习，廉政勤政。唐代诗人韩翃有一首很有名的《寒食》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这首诗的含义，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记：

君平以《寒食》诗得名，宋亡而天下不复禁烟，今人不知钻燧，又不深习唐事，因不解此诗立言之妙。如“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二语，犹只淡写。至“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上句言新火，下句言赐火也。此诗作于天宝中，其时扬氏擅宠，国忠、铦与秦、虢、韩三姨号为五家，豪贵荣盛，莫之能比，故借汉王氏五侯喻之。即赐火一事，而恩泽先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余锡予之滥，又不待言矣。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

这首著名的诗，前两句是关于寒食节景物的描写，而后两句，则是说，即使皇帝赐了新火，也是先从杨贵妃家开始，然后才陆续再到普通人家中，因而语含讥讽。

不过，因为寒食、清明两节离的太近，久而久之，就合为一个节日了。

《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明确记载：“（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天。”因此，到了唐代的开元年间即736年，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为一。但朝廷放假4天、5天或6天，却与今天的小长假相似。

在后世的发展中，又在清明节这一日逐渐增加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也同欢乐也同忧。

现在可以回到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了。

此作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计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以至于和《兰亭序》、《祭侄稿》一起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这是两首五言诗。其一曰：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幅墨迹在苏东坡的作品或在中国书法史上特别重要，但诗在他的作品中，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孔凡礼《苏轼年谱》第二十一卷，只有5个字：“寒食，雨，作诗。”（中册第536页）

在这一条后，孔凡礼提示：“诗见《诗集》卷二十一。”再检《苏轼诗集》，也只是提到诗中所用的几个典故。比如“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典出于杜甫《曲江对雨》：“林花著雨胭脂湿”；“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典出《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东坡在此诗中感慨，春天将逝，风雨飘摇，我既远离了朝廷，也久别了故乡，雨一直不停，眼前的所有景象，没有一样能让人高兴起来。

专门研究宋诗的吉川幸次郎发现，宋以前的诗，以悲哀为主题，而摆脱悲哀，才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使这种摆脱完全成为可能的，就是苏轼。虽然在他之前的欧阳修已具有这种倾向，但欧阳修还不是完全自觉的，他的创作方法是把消极的态度作为平静的心境。

梅尧臣也是这样。

吉川幸次郎说，到了苏轼，在诗中摆脱悲哀才是完全自觉的、积极的。他通过从多种角度观察人生的各个侧面，他扬弃了悲哀。而温厚伟大的人格所产生的充实的语言，又以充分的说服力说明了这一点。

不仅诗如此，词亦如此。

如果说，《黄州寒食诗》是消极的，那么，在写完《黄州寒食诗》之后，他马上写了一首《徐使君分新火》：

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

沟中枯木应笑人，钻斫不然谁似我。

黄州使君怜久病，分我五更红一朵。

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

起携蜡炬绕空屋，欲事烹煎无一可。

为公分作无尽灯，照破十方昏暗锁。

读完这首诗，除了证明寒食与“禁火”之间的关系之外，他从徐太守那里分来的火种，实际上是他的希望之光。

虽然他还是在诗中抱怨，即使有了火种，可以点火造饭了，然而他在屋中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他诗中感谢的“徐使君”，叫徐大受，字君猷。元丰三年（1080）二月，东坡被贬来到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半年后徐大受来任黄州知州。他与东坡一见如故，也从来没有把东坡当成需要他时时监管的“贬官”，而是视之为亲如手足的密友。

徐大受还会在每年的重阳节都在栖霞楼上设酒宴，邀请东坡与他一起共度佳节。

对于徐大受，东坡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曾写信给徐大受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与徐得之三首之一》）

受他影响，时任黄州通判（相当于副知州）的孟震对东坡也礼敬有加。东坡把这两位上司视为不拘形迹的朋友，甚至毫无顾忌地与他们谈笑风生。

东坡有一首很有名的词《临江仙·夜归临皋》，是他和朋友在雪堂饮酒，醉了醒，醒了醉，等他回到住处临皋亭时，应门的僮仆早已睡着，怎么叫都叫不醒，他就索性站在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真想像范蠡一样乘着小船遁入江海以度余生，因而词的末句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当这首词第二天一早传到徐大受的耳中时，徐不禁大吃一惊，真怕东坡乘船跑了，吓得他赶紧来看东坡，结果东坡还在睡梦之中，鼾声如雷，知州不禁大笑。

三月初七日，苏东坡准备在黄州买田置产。

他听说在黄州东南30里有个叫沙湖的地方土地肥沃，因而就邀了朋友一起去沙湖看地。他们出发的时候，天气还是晴朗的，但当他们走在半路时，天却下起雨来，带着雨具的仆人都先行离去……其他人在雨中十分不堪，苏东坡索性脚穿草鞋、拄着竹杖，唱着歌、吟着诗，坦坦然然地来了个雨中漫步，也留下了《定风波》一词：“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孔凡礼说，这一年的清明节是三月初五，那么，仅仅两天后，他的心情和《黄州寒食诗》就大不一样了。

但也可能因为这次淋了雨，他的左臂开始肿痛，刚好一个叫庞安常的医生听说东坡在沙湖，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求见东坡，并邀请东坡到他家中去，他的医术十分高明，东坡肿痛难忍的左臂，庞医生竟然一针而愈。

对于苏东坡而言，在困苦中也即在人的有限中如何达到超越，这种心境，越来越明确，等到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日，他与他的朋友们夜游赤壁，作《赤壁赋》，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已经高度成熟！

然而，回首仅仅不到半年前的《黄州寒食诗》，诗境之苍凉悲愤，却依然是充满着惆怅与孤独。而此帖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过，艺术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叫他们超越自己的呼唤，一种具有超验性的不断的提示，他们可以在艺术中体会自身精神的谐和，而艺术也成为他们表现心体自足的自由人格的证据。而且，在这种美学基础上，艺术品也早就准备好了它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会把我们带到永恒与瞬间、混乱与秩序、感觉与理性之间；而且，由于它的存在，艺术家的灵性超出一切限定之外。

附：黄州寒食诗帖印鉴

一、天府珍藏、御赏、神品、乾隆宸翰、乾隆澄心等数枚。清高宗弘历（1711-1799）热爱鉴赏书画，曾将宫中收藏编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续编数巨册。在位六十年，庙号高宗，年号乾隆。

二、雪艇图书、雪艇、雪艇王世杰氏为艺林守之、东湖长、艺苑遗珍等数枚。王世杰（1891-1981），号雪艇，湖北省崇阳人。留学英、法，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曾任教育部部长、武汉大学校长、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比较宪法》。

三、天历之宝。元文宗图帖睦尔（1304-1332），于泰定帝死后，由燕铁木儿等迎立于大都，改元天历。曾命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纂修《经世大典》，雅好收藏书画。尊信帝师，免僧寺田租。至顺三年病卒。

四、楞伽、成德容若、成子容若、容若书画、楞伽山人、楞伽真赏、神品等数枚。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朝大学士纳兰明珠长子。初名成德，字容若，故世多称为成容若，又号楞伽山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官侍卫。精鉴藏，善书能诗，尤工词。著有《饮水词》、《侧帽词》、《通志堂集》等。

五、容斋清玩、容斋。洪迈（1123-1202），鄱阳人，字景庐，号容斋。兄弟三人，适、遵、迈。曾使金。官敷文阁待制，端明殿学士。有《容斋随笔》。

沈受蕃印、沈受（蕃印） 沈受蕃 不明。

（典礼纪察）司印 明官印。

六、献厂 不明。

七、金章世系景行维贤、小如庵墨缘、景行维贤、景贤鉴藏、虞轩等数枚。完颜景贤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十九世纪著名收藏家，著《三虞堂书画目》。

八、北平孙氏 孙承泽（1592-1676），益都人，世隶上林苑籍，故亦称大兴人。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明崇祯四年进士，官给事中，入清仕至吏部侍郎。收藏甚富，有《庚子销夏记》、《尚书集解》等。

琅琴阁珍藏 不明。

埋轮之后、懿文堂图书 张縯 张縯，字季长，南宋隆兴元年（1173）进士，淳熙九年为夔州漕运使，官至大理少卿。

沈纯祚印、一字为公 沈纯祚 不明。

嘉庆御览之宝。清仁宗颙琰（1760-1820），清高宗第十五子，嗣为帝，在位二十五年。谥睿，庙号仁宗，年号嘉庆。

韩逢禧，长洲人。韩世能之子。家学渊博，收藏丰富。

韩世能（ 1528-1598），长洲人，字存良。隆庆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恬于荣利，奉使朝鲜，册封楚藩，馈遗一无所受，尝自言无一事无一语不实，而亦不务矫抗以博誉。有《云东诗草》。

荆湖南路转运使印 宋官印。

张氏珍玩、北燕张氏珍藏，张金界奴，元时人，时代与家世均无可考，惟知其以所收藏上进帝室，皆属精品，上多钤“张氏收藏”“北燕张氏家藏”二印。

念慈之印。费念慈（1855-1905），清江苏武进人，字屺怀，号西蠡，晚署艺风老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编修，被劾归。博涉多通，工书法，精鋻赏，兼善山水，具金石气。有《归牧集》。

郭则生，系台湾外交家,书画收藏家。

寒木堂、龙髯、颜世清印 颜世清（1873-1929），字韵伯，号瓢叟。足跛，人称颜跛子，广东连平人，寄居北京。钟骥子。聪颖过人。在政界多年，提倡文化最力。善鉴赏，收藏之富为北京之最。作山水、花卉，以古拙胜，毫无近习。

菊池晋印、惺堂 菊池晋二（1867-？），号惺堂。为大桥讷庵孙，陶庵子，日本银行界名人。好古力学，私淑阳明，工诗，善刻印，尤喜收藏，东都罕有其匹。

内藤虎印、湖南、虎、炳卿 内藤虎次郎 内藤湖南（1866-1934）， 本名为虎次郎，字炳卿，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为日本中国学、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其研究领域博大，涉及中国上古、中古、近世史，通论中国文化史、史学史、美术史等。有《内藤湖南全集》。

振玉印信、永丰乡人 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号雷堂，字叔言。清末奉召入京为官。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曾参预满洲国活动。为著作等身之文史学者、书法家、鉴赏家，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编著有《殷墟书契》等。

郭彝民印。郭枻，字彝民，民国三十三年任国民政府委员，拟《收复台湾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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