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2）教研建议
大学教师身兼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大学语文教师感到压力较大的是教学与科研不能统一，对此，下面也提几条建议。
1.大学语文教师应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
大学语文教师要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这话说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做起来却不容易。笔者曾从自己网站所录数千篇公开发表的大学语文论文中统计有多少大学语文教师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得到的数据仅有81人。即使这个数字也可能有虚数，不排除发表论文时临时声称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的。而且这份统计还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声称自己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的老师，都是些较小的学校的，像北大、清华、浙大、复旦这样一些名校的大学语文老师，就没有见到自称是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的。
大学语文教师为什么少有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的呢？这和大学语文的学科不成熟有关，它连二级、三级学科都不是，靠它很难发论文，报课题，评职称，这确实是现实问题。但是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正因为大学语文学科不成熟，才更有研究的价值。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逝世，很多文章称他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也有很多文章反思为什么新中国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大家都说了很多道理，但是有一点没有人说到，就是所谓大师，往往是学科草创时期的开拓者，所以民国初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如今，现代学科体系已经成形，这样的机遇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大学语文就是这样一个例外，让我们碰到了。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草创之初就有的学科，清末“癸卯学制”有它的地位，民国“大学规程”也有它的地位，它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中和小学语文、中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然而却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一百年来，中小学语文出了多少专家，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大学语文却没有一种专著（直至103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种），没有一个研究所，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种学术期刊。当然时时有专家涉足，但那只是客串走穴性质，至今尚未有一个专家真的“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这固然是大学语文学科之不幸，然而难道又不是天赐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的良机吗？
正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大学语文研究就比较容易出成绩。例如大一国文第一种教材，有人说是1909年唐文治的《高等国文读本》，但是笔者根据民国旧书影印本发现，应该是1904年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这从该书的序言和开场文字都可以证明。请问今天在文学研究上还容易有这样的发现吗？再如普遍开设大一国文的时间，叶圣陶先生说是1938年，笔者认为应该更早，并有“癸卯学制”章程、民国教育部“大学规程”等为证。这还只是初浅的证明，更可以进一步作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考据，从时代看，1938年确是大一国文的中兴时期，从个人经历看，1938年的大一国文也给叶圣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就对叶圣陶说的1938年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的研究，不是比鲁迅先生某日买一包茶叶份量几何之类的考据更有意义吗？
还有重开大学语文这30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有些事实已经模糊起来，需要我们赶紧研究。例如当年的发起者到底是“匡亚明、徐中玉”还是“徐中玉、匡亚明”，这就要对当年的情景进行还原，而且也不难还原，但是笔者看到的一些教材前言或序言处理这些资料时，往往都是含含糊糊，说明对当年的情况不是很清楚。还有现在大家辗转引用的那个教育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时间并不久远，却也成了无头案，其实也应该不难查询，因为当年曾发到不少学校，即使找不到原件，也可以找接触过的人回忆一下，写出始末。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一题都有“史”的价值，将来大学语文学科建立起来，做了这些研究的人都是能留名的。
2.努力使学术研究成为教学的“正迁移”
大学语文师资构成大概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中文系教师在自己专业课之外兼上大学语文课，一种是专门只上大学语文课的“专职教师”，一种是外聘或本校辅导员、研究生等兼课的“兼职教师”，下面研究前面两种师资的科研情况。
第一种是中文系教师上大学语文课，有的调查没有讲清楚这部分人算不算“兼职教师”，笔者认为不应该算，笔者和主持全国调查的王步高教授交换意见，他也认为这部分人不算“兼职教师”。准确地说，他们还是大学语文师资的主力军，从民国到今天都是如此。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谭帆会长曾说：“大学语文要学科化，大学语文教师要学者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们首先是中文专业的专家，然后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到大学语文课教学中去，提升大学语文的品位。借用双语教学的术语，我们且把这一种情况称为中文专业向大学语文的“迁移”。
“迁移”可以是“正迁移”，也可以是“负迁移”。如果不研究大学语文学科性质和学生基础，简单照搬中文专业课程内容，就可能成为“负迁移”。例如笔者不久前就听到某教授说，大学语文的课很好上，我只要把中文专业的内容随便拿一点过去说说就可以了；又看到钱理群说，我上大学语文课的目的，就是要骗几个理科生到中文系来；民国时还有某学者上大一国文课，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这样的学者、教授，学问非不高深，无奈为才所困，他们的学术背景成为进入大学语文学科时的“智障”。
那么大学语文的“正迁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教师在自己专业方面有深厚的知识，这是讲好大学语文课的基础，另一方面就应该经常想想笔者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问题：
《论语》，哲学课怎么讲，大学语文怎么讲？
《史记》，历史课怎么讲，大学语文怎么讲？
《水经注》，地理课怎么讲，大学语文怎么讲？
《诗经》，文学课怎么讲，大学语文怎么讲？……
只要能够经常这样揣想，不但中文系教师能讲大学语文，就是哲学、历史、地理等专业教师也都能够讲大学语文，而且能够形成“正迁移”的教学效果——而这些个“怎么讲”的学科交叉思考，就可以写成很好的研究文章。
第二种，大学语文的“专职教师”，这一部分人数不多，在学校地位不高，却是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中坚力量。大学语文专职教师在大学语文学术研究上有明显优势，所谓“术业有专攻”，肯定比“迁移”过来的教师有更专心的研究。这些教师做研究的前提是要明白大学语文课的性质，它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而以其它学科内容为内容，所以课文内容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是语文课只从母语学习角度处理课文，假如把研究的重点放到课文内容，那就不是语文课，而成了天文地理以及古今中外的种种其它学科的课了。笔者常常看到一些大学语文教师在考证某篇课文里某一知识，甚至某一字词，这其实是中文专业教师的研究领域，人家一辈子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甚至是专门研究某一时代某一流派某一作家某一作品（譬如《红楼梦》），你大学语文专职教师精力分散在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学术研究也要懂得扬长避短，所以大学语文教师不必也不可能亲自去考证那些初始资料，而是应该掌握学术界已有成果，掌握学术界研究动向，知道哪些是最权威的最新的信息，为我教学所用，为我研究所用，如此才是上策。
这些教师最应该研究的是大学语文教学形式方面的课题，这是一个大课题。中国传统教育为什么能做到“整个就是一门语文课”？靠的就是文言文形式。废除文言，建立现代白话体系后，语文课还怎么教？这是一个百年难题，研究这个课题，是会在大学语文学科史乃至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留名的。
录自笔者与黄蔚合著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
何二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学语文”专职教师，中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190089416）群主。网络化生存，体制外行走，这里有大学语文界的独特风景。文章公众号：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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