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六年（2）：春，正月，寔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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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六年，州公正式到曲阜朝见鲁桓公后，遥远的汉水流域发生了一件大事——楚武王兵临随国城下。

这件事只有《左传》记录了，《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没有记录。这已经不是这三本《春秋经》教辅材料第一次在史料记载上有分歧了。

实际上从鲁隐公元年以后，这三本书几乎每年的记载都有略微的不同，因为不同之处过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有兴趣的朋友拿着《三传》的原文一对照就知道了。

为什么《三传》各有各的脾气？这其实也正常，就像海淀区、黄冈和衡水中学的教材侧重点也不一样，既有历史原因、人文原因，也有升学指标为圭臬的外部原因所致。如果细究起来，恐怕要说一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历史，不是我们此系列的重点，所以我就简略的对《三传》的特点做个概括，只求达意，细节不考究。

在《三传》当中，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左传》，不太熟悉《公羊传》和《谷梁传》，其实在最初的汉朝，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重视《左传》，觉得《左传》虽然内容丰富，文学性也很强，但说到底无非就是一部史书，仅仅记载历史而已。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可大为不同，这两部书是着重阐发孔圣人《春秋经》里面的微言大义的，所以应该归入意识形态类，归于政治哲学类。

董仲舒，公羊学的重要人物

为什么这么看呢？因为据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亲传，又传授给公羊高和谷梁赤，而后分别一代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

而《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时代人，虽然孔子也很欣赏左丘明，曾说：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以左丘明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遵德守礼的背书。但左丘明毕竟不是孔子的学生，虽然两人有过交往，甚至有过学术探讨，但是否对《春秋》的意图有孔子门人领会的那么深，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提下，《左传》自然是要靠边站的。因为自汉武帝开始尊儒学，到汉元帝刘奭儒学达到顶峰，儒学一步步从民间之学走上了官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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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地位是稀缺的，有稀缺就会有竞争，竞争先从内部开始。儒学内部必须首先有取舍，拿出一个政治过硬的学术体系来应对外部的竞争，因此孔门的嫡系学术思想“公羊学”和“谷粱学”就站出来扛大旗，作为杂牌的《左传》自然要暂时靠边站。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宋代的道教界，为了对抗日益兴盛的佛教，龙虎山、茅山和阁皂山之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这种为了争夺高层稀缺地位的竞争，每时每刻都在任何一个“界”中发生着。

南宋理宗授予正一派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首开正一派总领茅山、阁皂山符箓的先河。

这就有了东晋大儒范宁评价《春秋》三传的话：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粱》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仔细品咂一下，就发现范宁对《左传》的看法与“抖音快手”差不多，对《谷梁传》的看法与“B站”差不多，对《公羊传》的看法与“豆瓣知乎”差不多。虽然并无明显的褒贬，但褒贬已经蕴含在评价里。读书人骂人，就是这么的艺术。

如果你在两汉魏晋时期做图书管理员的话，《公羊》和《谷粱》是妥妥的要放在“马恩列斯毛”一类的哲学书中的，但《左传》肯定是要单独归入“历史”类，甚至要归入社会文学类。这种分类方法一直延续到唐代才有所改变。

但为什么两汉时期以“公羊谷粱学”为主流呢？这个事情也是说来话长。如果抛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千古撕逼来谈。这两个学派也确实有作为主流的实力和气运。

首先，公羊学派有相对明晰的传承。

公羊学派学者梳理了“子夏—公羊高—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生”这条从战国到西汉的传承脉络，有案可查，有章可循；

谷粱学派虽然是汉武帝开始集结儒典时突然冒出来的，但其研习者乃是跟随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大儒陆贾，出身高贵，从陆贾以后到瑕丘江公，也有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并非夜梦神授或者九世历劫转世而来，突然开悟这种玄学路子，在朝野很有说服力。

其次，公羊学派和谷粱学派都强调“尊王攘夷”、“夷夏之辩”、“天人感应”和“君臣以义合”这些观点。说白了就是尊奉王权，强调大一统，神话皇帝的个人地位，强调“君权神授”而不是“君权民授”。

同时还说明君臣的效忠关系并非生来就有的，不是绝对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君臣关系并不是两个学派讲说的重点，而且谷粱派后来对这种关系并不以为然。）

第三，这两派的诞生都号称是在战国，但形成文字都在西汉初年。此时距汉高祖因白登之围与匈奴定下和亲国策不久，期间经历吕后祸乱朝纲，汉文帝甫即位，新兴的汉帝国摇摇欲坠，急需休养生息，也需要向贵戚和人民解释汉帝国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汉帝国的统治阶层也要凝聚帝国的力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就需要在古代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儒家因遵奉“大一统”“尊王攘夷”的理论特点，自然就应运而出了。

但是西汉初年有个学术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学术体系就无法顺利的建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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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始皇的焚书政策，战国末年的大部分书籍除了医卜之书外，大多被秦国查禁或者销毁。但秦始皇也不傻，知道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书籍则是组成这个阶梯的混凝土。所以秦始皇在烧书之前是留有底版的，底版全部存放在秦国皇宫中。

但秦宫被项羽攻入咸阳时一把火烧了，话说你项羽把宫殿围起来，改建成历史博物馆卖门票也行啊，干嘛烧啊。就这样，先秦的知识被秦始皇和西楚霸王两位英雄联合摧毁得灰飞烟灭。所以，西汉初年立国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本完整的文字版的儒家经典。

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四朝都致力于恢复被嬴、项二位英雄烧断的文化断层，于是到处搜罗先秦典籍，但像《尚书》、《礼记》、《春秋》等经典实在是找不到文字版的，后来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伏生，一个叫高堂生，他们二人凭着记忆把儒家的经典一部部的背诵下来，这才使华夏文化又接上了。他们二人传下来的学问就叫做“今文经学”。

后来经过考古发掘和偶然发现，又找到了一些儒家经典的文字版，跟伏生和高堂生的版本一核对，发现有些细节对不上，毕竟老二位背诵经典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真错几个字，或者错几句话，也情有可原。但研究二位思想体系的学者不愿意了，他们说老二位传下来的经文没错，这些出土的经文大概是伪造的。

这话一听就知道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言论。你学了一辈子的经文，研究一辈子的学问临到最后被人说是有瑕疵的，换谁都需要时间接受。关键不是这个，关键是如果承认了自己研究的经文有瑕疵，那么自己的学术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学术地位受到了影响，自身利益就受到了影响，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承认挖出来的经文。

中国国家话剧院《伏生》剧照

但挖出来经文确实是体系严密，逻辑清晰，还能解释一些几十年来一直研究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就有大批的学者去学习，形成了“古文经学”。

说到这里，大家该明白了，没有古文经学，就没有今文经学，古和今都是相对的。这就是历史上撕扯千年的著名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在中国，所有的学术争论最后都会和政治斗争扯上关系，所以两汉魏晋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历程也是血淋淋的一部政治斗争史，这都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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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代需要一种思想，思想就应时代而生，然后时代再被思想影响，思想转过来再解释时代。所以西汉初年需要一种思想体系来解释刘氏家族执政的合法性，并且为今后的帝国走向指出方向的时候，今文经就应运而生。

汉武帝像

因此我们现在读今文经的时候，会发现今文经中的很多思想紧密贴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汉帝国缺什么，今文经里就补充什么，汉帝国当时不能做什么，今文经就贬斥什么。

所以汉惠帝和汉文帝时代是今文经学派中公羊学和谷梁学的创始时期，到了汉武帝时代，今文经学派中的公羊学和谷梁学就发展成独立的体系了。

但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两个学派的学者都不少，两派互相都说自己是正统，姓资还是姓社闹成一锅粥的时候。汉武帝在公羊学里发现了一个“九世复仇”的理论。

这个理论简单说就是鲁庄公四年发生的“纪侯大去其国”事情，齐国攻打纪国，纪国国君像州公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这个事情本来是不合礼仪的，因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齐国没有奉天子诏私自攻打纪国是“非礼”的。

卫青霍去病像

但公羊学派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公羊学派认为：

纪侯的祖先曾经在周天子那里告了齐侯九世祖的状，周天子听信纪侯，把齐侯的九世祖扔到油锅里给烹了。齐襄公现在要为祖宗报仇，所以攻打纪国，是伸张正义，是对的，不需要报告周天子。

汉武帝从公羊学的“九世复仇”典故里，找到了出兵匈奴的理由：

为高祖刘邦当年白登之辱复仇。

于是有了霍去病、卫青大败匈奴，拓地三千里的事情。

汉武帝从《春秋公羊传》中找到了“大义”，一声令下，公羊学派就成了西汉的官学，谷粱学派就变成了第二官学。

到后来汉宣帝的时候，匈奴内乱，五支匈奴内斗，按理说这是灭掉匈奴的好时机。但当时汉帝国内忧也很严重，于是萧望之又把《春秋公羊传》搬了出来，讲了一段“晋士匄（gài）帅师侵齐，至毂（gǔ），闻齐侯卒，乃还”的故事。

大意是说晋国的将领士匄奉国君之命，入侵齐国，到了毂这个地方，听说齐侯死了，就回去了，仗不打了。

按理说，打齐国是晋侯定下的事情，士匄只是个将军，就算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玩得太大了，这种行为可按照军法斩之。但公羊传不这么解释，公羊学派认为：

人家齐侯死了，国内正办丧事，我们晋国不能趁人之危，班师回国，才是符合“礼”的。

萧望之就引用这段解释，对大家说，人家匈奴正在内乱，处于困局，我们大汉是礼仪之邦，不能趁人之危。

汉宣帝听了萧望之的话，顺坡下驴，与匈奴和解。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匈奴呼韩邪单于主动投降，成了反击匈奴的有生力量，在投降的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匈奴没有浪费汉帝国的一兵一卒，就被自己人搞垮了。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都不由得抚掌大笑，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昭君出塞就是要嫁给呼韩邪单于

不过从这两件事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公羊学要比谷梁学灵活，且学者擅长辩论，正话反话都能说，毫不脸红。而谷梁学则比较呆板，且学者大多不擅长辩论，在国家大政面前一言不发，所以被KO出局。

所以学问是其次，关键的时候还要揣摩对皇帝的心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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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虽然在对匈关系上听从了公羊学派的主张，但内心深处是喜欢谷粱派的。因为如果纯从学术观点上说，公羊派比较崇尚力量，九世复仇，为尊者隐，肯定战争的作用，并且善于为战争找到借口，这非常符合强盛时期的汉武帝的口味。

但汉宣帝时期，内忧已现，国力不复，甚至一度到了随便出个塞都能财政破产的地步。所以谷粱派崇尚宗法伦理，注重亲族和谐，社会稳定的理论自然会更符合汉宣帝的胃口。

所以公元前51年，也就是汉宣帝甘露三年，汉宣帝在石渠阁召开了一场论战，让公羊派和谷粱派两家两家进行论战，萧望之主持，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符合汉宣帝心意的谷粱派获胜，从此，《谷梁传》纳入官学系统，与公羊派分庭抗礼。

到了东汉时期，国力不如西汉，自然更是贬公羊而崇谷粱，发扬谷梁学中“臣子是君主私有物”和反对战争的理论，使谷粱派一家独大。东汉末年，三国乱世，公羊和谷粱都无法解释当时的乱世，加上战争对文化的破坏，以曹操为首的建安七子的文风和思想向实用型改变，公羊和谷粱学渐渐消失。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式微，变异为礼学，佛道之学兴起，直到隋文帝开科举取士制度，儒学依然是非主流的学问。到唐太宗改革科举制，把 《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九经，另外加上《论语》、《孝经》、《尔雅》等书，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儒学才开始接着发展。通过唐太宗这次指定，《公羊》、《谷粱》的地位实际上下降为一般教材，而《左传》的地位上升。

唐太宗像

从此以后，因为统治阶层不再需要《公羊》和《谷粱》为国策背书，所以《春秋三传》一直就被定义为科举考试用书，地位不分高下。

到了清末，公羊学突然又引发了一股热潮，是由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其本质还是利用公羊学里“九世复仇”的思想号召国民“尊王攘夷”。后来革命党人也利用公羊派“九世复仇”的理论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派一个保鞑虏，一个驱鞑虏，竟然用的是同一个理论，也是清末一大奇景。

但不论是《公羊传》还是《谷粱传》，说的毕竟已是两千年以前的历史，清末的人与现代人一样，大多对这些陈旧之事不感兴趣，“春秋”之学终于没能复兴，截止今日，已无言公羊、谷粱者。

梁启超像

而《左传》，因为研究者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学派，反而以其相对通俗的语言，多言“巫筮灾异”的“故事会”式描写，顽强的生存了下来，以至于现在想研究《春秋》，都拿《左传》作为标准的教辅材料。

想成为万世不移的政治思想史的书籍终究没落，而作为通俗小说的书籍无宠也无辱，优哉游哉的度过了3000年，经久不衰，这个原因，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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