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曾经禁止写诗，违者要杖责一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是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丰富和积累，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而唐诗宋词，则堪称中华伟大文化的万花丛中，那朵开得最美的花。
中国传统文人士子都要学习礼仪和诗词，豪门大族也大多以诗礼传家而自豪。到了唐宋时期，中国文人几乎都是诗词高手，而政府高官中的许多人更是名垂青史的诗词大家，唐宋八大家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著名政治家。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个诗文璀璨、人人以写诗作词为荣的时代，朝廷竟然出台过禁止学习和创作诗词的律令。
据南宋学者葛立方所著的《韵语秋阳》记载，在北宋政和年间，朝廷曾经严令民间不准教授和学习诗词歌赋，“传习诗赋者，杖一百!”就是说谁敢教授和学习诗词写作，要被杖责一百下，这是可以把人打死的重刑，这条律令事实上是要把参与诗词学习写作活动的人处以死刑。
政和年间正是宋徽宗当皇帝，他虽然治国无方，却是个典型的文化达人，书法、绘画诗词造诣出类拔萃，可是为什么在他治下会严厉禁止写诗这种事呢？这要从当时朝廷里的政治形势说起。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因为只考诗词歌赋和八股策论而广招诟病。后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先进科学理论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个弊病，不仅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连同时代的日本人也洞诺观火。古代的日本极其推崇中国文化，其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竭力模仿中国，但有两样他们没有学习，就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
所以中国古代的一些改革者们，也对科举取士制度是否真的能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表达了质疑，并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有时甚至很偏激。
王安石是著名的的诗词大家，但他却反对读书人只学诗赋，而是要求他们钻研经世致用的本领。王安石从政后，经常在科考中任考官，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警醒考生，诗曰：
童子常夸作赋工，
暮年羞悔有杨雄。
当时赐帛倡优等，
今日论才将相中。
细甚客卿因笔墨，
卑于尔雅注鱼虫。
汉家故事真当改，
新咏知君胜弱公。
意思是说，诗赋写得好不一定是人才，即使杨雄那样的大家，晚年也后悔一辈子只研究歌赋，而不精于国策，所以这种传统真的要改革了。王安石主张，作为官员，只会舞文弄墨，吟诗赋词对国家无益，必须有真才实学，懂得治国理政。
王安石
王安石掌权后，推行熙宁变法，对朝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科举考试中不再只惟诗赋，而是改重策论，这也是他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当时没有科学观念，这种调整，只在重诗文还是重策论之间摇摆，并没有要引入自然科学的想法。
王安石的变法由于触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而遭到强烈反对，很快就失败了。
到了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重新掌权，于是又恢复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强调“为文者惟务训译”，为官者绝对不允许“不知声律体要之用”。 正是保守派这种迂腐论调，导致了宋朝选拔的官员大多是精于书法诗词，疏于战阵军马的文弱之士，有宋一朝始终以“弱”闻于世，面对强悍的辽金只能以输送金帛女子，屈辱地称弟称侄乞求和平。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官员，的确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以官员们的言行影响民众，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王安石虽反对只重诗赋，可他自己能登上相位，获得皇帝信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章诗词造诣为他带来的声誉，他本人位列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但“知声律体要”与治国平天下确实没有多大关系。如果选拔人才时本末倒置，则必然为害社稷。宋徽宗和李后主书法、诗词、画艺具绝，都堪称一代宗师，却又是治国白痴，宋徽宗最后落了个国破身死的可悲下场，不仅葬送了自己，更使中原沦丧，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大倒退，可谓罪莫大焉。
当时的改革者虽然还没有看到这种悲惨结果，但他们对科考弊端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们非常清楚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为国家带来重大灾祸。在这种焦虑的驱使下，他们一旦大权在手，就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强行革除科举之弊。
到了绍圣初年，政局再次翻转，保守的司马光等元祐党人被打倒，以诗赋取士的做法因为是“元祐学术”而被废黜。后来蔡京专权，疯狂打击政敌司马光等人，还罗列他们的罪名刻了一块“党人碑”，宠信蔡京的宋徽宗给这块碑亲笔题写了碑额，禁止写诗的极端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已经不是改革的矫枉过正了，而是典型的政治迫害和党争泄愤。当时就有人作诗讽刺这种乖戾乱政，诗曰：“酒间李杜皆投笔，地下班杨亦引车。”指责宋徽宗蔡京等一干昏君奸臣破坏文化、糟蹋人才。
中国有几千年诗文传统，所谓“诗言志”早已深入人心，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文人雅士，都有着用诗歌抒发情怀的欲望。即使科举不用诗赋，世间也绝不会缺少诗人。仅以诗赋取士是迂阔的书呆子做法，误国误民。但因为写诗而被杖责打屁股就是不讲道理了。事实上，擅长诗词歌赋的也不都是百无一用的文弱之士；陆游能写出婉约哀怨的诗句，却也能手博猛虎，是个上马草军书，下马击狂胡的猛士；辛弃疾的诗词沉郁悲凉，却能在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是个“男儿到死心如铁”的硬汉。中国人学了两千年中庸之道，可实际行事却老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荡秋千，总不得要领，而且这种积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