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钱儿“的大辽契丹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市曾经出土过一大批辽代窖藏货币，也就是“辽钱儿”。但令考古人员纳闷儿的是，在这些辽代的货币当中，辽国自铸的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游牧民族

作为曾经的大辽契丹腹地，我市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成批的辽代窖藏钱币出土。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和巴林右旗上石匠山分别出土了大批的辽代窖藏钱币。这些钱币共1912斤，248560枚。其中战国、秦、汉、新莽、东汉、东晋、南北朝和隋的钱币765枚，唐钱51067枚，五代十国钱1333枚，北宋钱195040枚，辽代自铸钱却只有350枚。对此，考古人员十分的纳闷儿，难道堂堂的大辽契丹竟然如此的缺钱儿吗？

《辽史·地理志》》里说：“（契丹）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史书上还说契丹人在唐代以前是“射猎，居无常处”，“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其早期的葬俗还普遍流行风葬，即将尸体置于树上，过了三年再收焚其骨，进行二次葬。在焚骨时，契丹人会祭以酒食，祈祷道：“冬月食，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获猪鹿。”这说明，契丹这个民族是以渔猎为生的游牧民族，是“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

我们都知道，作为契丹始兴之地的我市及周边地区，早在距今8000年前至3500年前，曾经出现过以“红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为代表的发达的早期农耕文明，其发展水平与同期的中原文化大体相当，甚至在个别时期还要先进一些。但到了距今3500年前，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北方的气候开始转向相对干凉，形成了大片的草原，导致产业结构也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即由农耕经济为主向游牧经济为主过渡。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经济的绝迹，从山戎、东胡以及乌桓、鲜卑，其社会经济结构中始终包含着农业经济成分。契丹的前身是宇文鲜卑，在十六国前，曾经长期同富有农业经济传统并建立前燕的慕容部并峙，自然也是深受农业文明影响的。因此，早期的契丹社会，也是有农业的影子的。《新唐书·北狄传》对库莫奚的记载是，这个民族存在着农业以及制陶、金工、造车、鞍马具制作等各种手工业门类。契丹与库莫奚本属“异种同类”，社会结构也应当是相同或相类似的。特别是在近些年来，在我市发现的一些契丹早期墓葬中，陪葬品大多以铁刀、铁镞、铜质马具、带饰和泥质陶器、夹砂陶器等为主，这也是契丹早期社会中存在着农业和各类手工业的最好证明。大家知道，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产品交换的前提。当人们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交换的时候，他们手中的劳动产品也就成为了商品，同时也出现了等价的一般属性。尤其是到了公元4世纪下半叶，在契丹兴起的同时，鲜卑的拓跋部也在内蒙古西部创建了北魏政权，始都乐盛，也就是今天的和林格尔县境内，不久移都到属于草原地带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市，继而基本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后又移都洛阳。北魏的出现，对于中国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北方草原的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此前，草原地带的商品货币经济虽然也几度出现较高程度的发展，但交流的范围仅限于北方诸族之间。由于中原地区同北部游牧民族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必然要受到很大影响。北魏建立后，中国北方长城南北各族之间存在的政治隔阂得到了初步的消除，经济文化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归入同一轨道。更为重要的是，此间以北魏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同国外进行的经济文化往来，取得了突出的发展。《魏书》中就记载，此间来自中亚、西亚一带的外国商人在朝贡的名义下到北魏进行贸易活动的记录。当中亚、西亚各国和国内北方种族通过草原通道以各种形式与北魏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契丹也以朝贡的名义，积极同北魏进行交易往来，比如“契丹国……（太平）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这里的太平真君元年为公元440年。

汉人涌入

作为契丹帝国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在出生时即被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传奇色彩，说他三个月就会走，过了百天就能说，还未卜先知，“既长，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其实，耶律阿保机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霸业，除了自身的努力而外，其家族的多年积淀也是不可少的。正如某个人称“国民老公”的富二代，如果没摊上一个有钱的好爹，他算个球呀。《辽史·太祖纪》中说：“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可自立。”公元737年，契丹大贺氏联盟被唐击溃后，正是涅里在西拉沐沦河流域收集各部余部，重建了契丹联盟，推举遥辇部的阻午为可汗。他本人则当上了联盟的军事统帅夷离堇。涅里还把契丹族划分为二十部，他自领“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的迭剌部。涅里以后，历代迭剌部首领都是遥辇联盟的军事首领。“雅里（涅里）生毗牒，毗牒生颏领，颏领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严而人化，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剌德，尝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札，是为懿祖。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继任遥辇氏之夷离堇并在6年的“春正月庚寅”，建立了契丹帝国。

在契丹的经济社会里，实物货币是最早的货币形式，主要以羊、马和皮张为主。《魏书·契丹传》里说，在北魏时期，契丹诸部“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得颁饷于诸国之末”。这是关于契丹以马匹和文皮为实物货币的较早记载，所谓“文皮”就是毛色好的珍稀兽皮。

契丹帝国的建立和巩固，使中国北方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辽朝初年，赋税制度完善起来，《辽史·食货志》说：“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辽初的田税地赋，是以货币计价，视各地物产有别，而折变成粮食等实物。除了田税，当时的工商之税也是以钱币计价的。对此，《辽史·食货志》中也有记载：“往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辽初在炭山所置的羊城榷务和在香河县设置的榷盐院，主要是面对中原的。当时，后唐和后晋沿边的居民入辽市盐，除了支付粮食和布帛，也应以一定的钱币来支付盐价和盐税。至于燕云地区的交易，更是要经常以货币为支付手段了。这是因为，从唐末五代以来，中原汉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契丹本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的货币也随之流入了。因此，在羊、马、布帛等实物货币普遍流通于辽初各地商品市场的同时，中原的金属铸币也迅速充斥其间，被广泛使用。

实物货币

关于契丹自铸币的历史，《辽史·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契丹铸造的钱币，主要在辽代，故又称“辽钱儿”。“辽钱儿”大体上可以分为通货和非通货两种情况。通货从钱文上分，有年号钱和非年号钱；从材质上又可分为铜钱和铁钱。通货以外，辽代还曾铸造过各种形式的国号年号钱、纪年钱、压胜钱、生肖钱、博戏钱、契丹字钱等。据史料可知，契丹借用的外币，主要来自中原和南方政权，也有少量日本、高丽和安南、西夏的钱币，其时间跨度从战国晚期到北宋末年。因为篇幅的关系，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契丹社会，以羊、马和文皮作为货币并长期使用，正如古代的中原地区在通行金属铸币的同时，又通行谷物和布帛等实物一样。辽朝建立后，羊、马和文皮货币主要流通在契丹本土和并入辽境的北方诸部族当中。由于这种实物货币在事实上存在着大小、肥瘦等各方面的差异，造成了计价上的诸多问题，与金属货币相比，有着极为明显的缺陷。不过，在“澶渊之盟”以前，这种形态的货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是相适应的。

契丹社会使用的金属货币大体可分为金银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其中，契丹社会的金银货币最迟在唐朝中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在公元722年的4月份，以契丹首领松漠府都督李郁为松漠郡王，奚首领饶乐府都督李鲁苏为饶乐郡王，各赐物1000匹，银器70件及锦袍、钿带等。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对南诏、奚、契丹等使于麟德殿，赐于银器和锦彩。由于此间契丹社会货币经济尚未确立，这时的金银、主要用于收藏。到了契丹建国，随着货币经济的确立，金银的货币作用才日益发挥出来。辽朝的金银，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本国的冶炼，二为外部输入。近年来，在辽上京附近的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一带，均出土有北宋输入的银铤。早在建辽前，契丹已经出现了矿冶事业，到了太祖初年，“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由于金银货币的客观存在，并且有着铜钱无法比拟的贮藏价值。史载：“张孝杰久在相位，贪货无厌。时有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尽管白银已经作为货币在契丹使用了，但严格来说，它与布帛货币一样，仍然带有实物货币的性质。作为称量货币，其币值大小，是以其自身的重量来决定的，这就使得这种货币在流通中用做价值尺度时，有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缺点。在契丹建国后，最重要的货币还是金属铸币。从来源上说，一为自铸货币，二为借用货币。其中，以借用货币为主，契丹自铸的货币数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