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游戏”说看哲学话语的困境

维特根斯坦哲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期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对日常语言的态度上。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充满了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感，他力图寻求一种严格精确的人工语言来防止日常语言出错，并且把形而上学的错误统统归结为日常语言的误用。在后期哲学中他却认为，“说在哲学中我们考察一种与日常语言相反的理想语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使得看起来好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日常语言加以改造。但日常语言是完全正确的”[1][P322]。与此同时， 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批判的重心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哲学家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因为企图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语言与它的使用分离开来，企图发现语词概念的普遍定义，并且通过它来接近存在于其背后的实在对象」。虽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对象——语言——并没有变，他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依然如旧，但是在其后期哲学中的确有新的思想出现。这种新思想的核心就是“语言游戏”说。

本文试图围绕“语言游戏”说，分析维特根斯坦针对所谓“哲学病”所提出的治疗方案，并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哲学话语的困境。

一、“语言游戏”说

在《哲学研究》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关于语言的性质的两种不同观点。首先，他将奥古斯丁的有关思想看做是传统语言观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对象的，因而一个命题或语句的意义乃源于外在于它的实在对象，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根据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关联进行的：“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P3]维特根斯坦承认，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他自己关于概念图式对象的前期思想都属于这类实在论。[2][P32]实际上我们关于语言的通常观点也是如此。现在，虽然他并不否认语词具有“实指定义”（die hinweisende Definition），但是认为并非所有被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于是，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另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A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B必须按照A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叫出这些词， ——B 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是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2][P4]

这种语言观与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把语句和语词看做是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做某种按照一定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例如，我们学习石块的概念并不是根据对象，而是通过它与石柱、石板、石梁等语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因此，A指导自己的助手B的方式，并不是告诉B什么是石梁等等，而是交给B一套语言系统和使用规则，通过训练使B学会使用这一系统。如维特根斯坦说，“在这里， 语言的教学不是作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2][P5]。儿童学习语言就是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由此出发，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即日常语言称为“语言游戏”：“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2][P7]所谓“语言游戏”， 意即我们的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就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的语词的组合方式中」。换言之，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游戏，非常别致而且十分贴切。游戏是一种活动，它的种种要素根据一定的规则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魅力。语言也是如此。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倡人工语言观，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必须按照一种精确规范的人工语言来规范自己。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承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遍的人工语言，日常语言本身就是正确的。的确，日常语言具有不确定、一词多义和变动不居等特点，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引起语言错误使用的原因。语言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称和表述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自主系统，它的基本要素——语词、规则和使用活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的整体。据说维特根斯坦是在观看足球赛时萌生了“语言游戏”的观念的。他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球员按照足球比赛规则不停地踢球和传球，由此他想到了意义的使用。我们以纸牌游戏为例。任何一张纸牌，如红桃A， 其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游戏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语词也是一样。例如，社会上存在着许多生活“小圈子”，不同的圈子都有自己的“行话”，圈外人是听不懂的。因此，日常语言的使用很难用正确和错误来评价，规范语言的词典不过是日常语言的比较稳定的记录而已。所以，语词就像是一张张不同的纸牌，可以在不同的游戏中按照不同的规则来使用，而它们的意义就存在于不同的使用之中。

那么，我们究竟是先进入游戏然后才知道它的规则，还是先学习规则然后才进入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我们在进行语言游戏时并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我们是在“盲目地遵守规则”[2][P128]。的确，儿童刚开始咿呀学语之时，并不是先学会语法，然后才学会使用语言。一个文盲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学习过语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符合语法规则地说话。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有关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母语外的第二语言的学习之所以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使用中，而是脱离其使用，单纯从语法开始学习语言的。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或熟悉游戏规则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仅仅一个人只单独一次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的。同样，仅仅一个报道只单独一次被报道，仅仅一个命令只单独一次被下达，或被理解也是不可能的。——遵守规则，作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2][P120]由此可见， 假如我们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看做是与康德哲学类似的、通过先天的逻辑来说明经验的一种思路的话，可以说他的后期哲学又回到了休谟：语言游戏的规则是通过多次重复而为我们习惯性地掌握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具有以下特点：

1.语言游戏是语言“内部”的活动，与“外部”对象无关，它是“自主的”。维特根斯坦从前期的实在论转向了后期的约定论，主张命题或语句的意义既不是来源于外部对象，也不是来源于真值函项关系，而是来源于它们的使用条件。

2.语言游戏是一种生活形式，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此，日常生活是语言的“老家”。“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2][P12]；“语言游戏这个词应该显示语言的具体使用是一种生活活动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2][P17]。于是，语言不再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逻辑系统，语言与经验属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

3.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同一个语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因而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语言游戏并没有共同的本质，它们之间只是“家族相似”。

4.语言游戏具有一定的规则，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而这些规则乃是约定俗成的。“命题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语句的形成规则（例如德语的形成规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记号的使用”[2][P80]。

5.语言游戏的规则是易变的。“我们称之为'符号’、'词’、'语句’的东西有无数种不同的用途。而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东西；可以说新的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逐渐变得过时并被遗忘”[2][P17]。

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认为哲学中产生混乱的重要根源就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使人们相信，语词的意义可以脱离它的实际使用过程而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它们的意义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倾向造成了哲学上的混乱。本质主义认为同一类事物之所以成为该类事物，是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共相）。定义就是关于事物的本质的规定。维特根斯坦则认为事物根本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所谓“家族相似”不是共同的相似，而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不完全相似。例如，一个家族中的成员之间有的眼睛相似，有的脸形相似。因此，维特根斯坦主张一种唯名论的立场，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般性的名词概念只是为了方便，本质、共相那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误把这些东西当做存在，就会染上“哲学病”。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使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又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哲学家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迫使语言超越了自己的界限，企图去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则主张哲学家们的错误乃在于他们企图脱离语言的使用活动来单纯地确定语词概念的意义，并且由此而追溯语言背后的实在对象。维特根斯坦把这种错误称之为哲学上的精神病症，并相应地提出了他的治疗方案。

二、“哲学病”的治疗方案

像前期哲学一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绝大多数的错误产生于哲学家对语言的误解。不过不同的是，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有缺陷，需要建立一种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以避免哲学的错误；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日常语言本身具有良好的逻辑秩序，哲学的错误在于，「哲学家们不理解语言是一种工具，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他们往往离开了语言的日常使用，企图确定语言的普遍意义，并且以发现它们的对应物即所谓真实的存在为最终目的」。按照他对哲学本性的看法，哲学不是理论建设，而是治疗性的方法。“哲学家对问题的处理，就像是治疗疾病一样”[2][P137]。哲学家们染上“哲学病”的主要原因是：

1.实在论。哲学家们以为在每一个语词概念的背后都有某种实在的对象，语词概念的意义就由此而来。因而，语言被看做是对事物的命名，我们则通过语言去认识和把握事物。“在这里很容易走进哲学上的死胡同：在这里，人们相信我们的任务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去描述难以把握的对象，稍纵即逝的当下经验，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觉得日常语言过于粗糙，看起来我们必须处理的不是我们日常所谈论的现象，而是那些'轻易地就消失的东西，而它们在出现和消失过程中会产生出别的作为平常的结果的现象’。”[2][P194] 我们的语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来自它所表示的对象，语言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透过”它们来把握事物的本质。

2.本质主义。哲学家们以为我们所感知到的多种多样的事物不过是“现象”，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统一的、普遍的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应该说，这种本质主义的倾向由来已久，早在苏格拉底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等等的时候就存在了，经过柏拉图的理念论，终于确定了直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划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为了弄清一个一般语词的意义，就得找到它所有应用中共同的因素。这个想法，束缚了哲学研究，因为它不仅引导不出什么结果，而且也使哲学家错把惟一能帮助他理解这个一般语词用法的具体情况当做不相干的东西。当苏格拉底问'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时，他甚至都不把列举知识的种种情况看做是一个初步的答案。”[1][P329]

3.“偏食”。“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2][P235]。所谓的“偏食”， 意指哲学家们对日常语言的片面理解，他们僵化地只按照一种思路、一种模式来理解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日常生活，缺乏“概观”（Übersicht），亦即全面系统地把握语词的多种意义。维特根斯坦十分强调对语词的多种意义的“概观”：“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个主要根源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词的使用。

——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全景概观（＠①bersichtlichkeit）。全景概观的表述就会产生理解，而这种理解就在于'看到关联’。因此，发现和发明过渡性环节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全景概观的表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标志着我们的表述方式，标志着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这是不是一种'世界观’？）”[2][P74—75]

维特根斯坦把观察语词的方式——“全景概观”——比喻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意在强调对语词多种意义的综合性的整体把握。因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且并非只有一种语言游戏，而是存在着许多种语言游戏，它们亦处在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之中。因此，「一个语词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只根据一个语言游戏就能确定的，同一个语词概念可以而且确实出现在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就此而论，我们要想把握语词概念的含义就必须从所有的语言游戏入手，这就需要“全景概观”。

4.语言的闲置。维特根斯坦说：“命名似乎是一个词同一个对象之间的一种奇特的联结。——而且当哲学家盯着他面前的对象并且多次地重复一个名称或者甚至只重复'这’这个词，企图以此来揭示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时，你真的就得到了这种奇妙的联结。因为，当语言休假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会幻想命名是心灵的某种奇异的活动，好像是对一个对象施行的洗礼。而且我们好像还能够对这个对象说'这个’一词，用它去称呼它——对这个词的这样一种奇怪的使用，无疑地只有在搞哲学的时候才会发生。”[2][P28-29] 然而，离开了日常生活，离开了语言的使用，语言就没有任何意义。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家所犯的错误称做“哲学病”，认为他们的语言就像精神病患者说话一样，是语无伦次的，别人听不懂。形而上学也是这样一类精神病症性的语言，属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人们也听不懂，也没有意义。因为形而上学家不是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是在具体用途中考察语词的意义，而是违反规则，脱离用途，盲目地寻找它们的绝对意义。总之，哲学的争论都是哲学家们离开语词的日常使用，孤立地考察它们的绝对意义的结果。哲学的混乱总是发生在“语言像机器那样闲着的时候”。一个在理论上困惑的哲学家，就像一个想到屋外去却找不到门的人，或是一只误入捕蝇瓶到处碰壁想飞出去的苍蝇。而哲学的用途就是为到处碰壁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道路。[2][P154-155]

那么，如何医治这种“哲学病”呢？怎样为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一条飞出去的路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病”的治疗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像医生治病一样，也必须对症下药：“并没有一种哲学方法，尽管的确有许多方法，正如有不同的治疗法一样”[2][P78]。当我们试图通过指出“哲学病”的根源治疗“哲学病”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是一般性的，那就是让语言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之中去：“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人们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个词在作为它的老家的语言游戏中真的是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的吗？——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中来。”[2][P72-73]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产生于语言“闲置”的时候。语言是语言游戏，存在着不同的语言游戏。一个语词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有所不同，所以总是一词多义的。也许一个语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相距甚远，也可能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不会因此而产生误解，因为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语境来理解语词的含义。哲学家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语言是表征实在的，因而语词一定有某种确定不变的“定义”，哲学思考的目的就是认识这些“定义”，并通过它们把握实在的对象。然而，既然语言的意义来源于它的使用，那么一个语词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语境、特定的语言游戏，就没有任何意义。结果，哲学家们就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说话语无伦次，因为他们脱离了语言的使用活动，所以谁也听不懂。

与其前期哲学相比，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虽然具有不系统、不严格等缺陷，却更具启发意义，他将语言分析引向了日常语言，开辟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又一条道路。按照这种思路，对哲学自身的理解离不开对哲学的“说话方式”的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哲学话语是不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哲学话语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合法的”话语形式？

三、哲学话语的困境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哲学话语的困境：当哲学家们试图独立于语言的具体使用而抽象地把握语词的含义及其背后的实在对象时，他们虽然的确在言说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如同梦中呓语，不过是在“胡说”而已。换言之，哲学家们的“精神病”产生于他们对哲学话语的性质的误解。

我们只要随手拿起一本哲学著作就会发现，虽然这些著作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普通人却很难读懂它们，这意味着哲学家们使用了一种不同于日常使用方式的话语形式。我们只有一种语言——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哲学家们则将它们运用于抽象的哲学领域，于是问题就发生了：「我们的语言被迫“一仆二主”，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为我们服务。然而，语言只服务于一个“主人”，那就是日常生活，哲学话语则是一种病态的产物」。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缺乏，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表面上看来，这是因为在哲学家们的表述与被表述的东西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我们必须像猜谜语一样透过语言去把握语言背后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种真实的“幻觉”：「那些被表述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它们是哲学家们误用语言的结果」。

那么，日常语言是如何被赋予了言说哲学的使命的？

从哲学史上看，任何一个哲学概念，无论它多么抽象，都有其感性的或生活的起源。以柏拉图的“理念”为例。从词源上看，“理念”（idea,eidos）这个抽象普遍的哲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感性的起源，它的本义是“看”（eideo）。当我们自认为从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了隐藏于其背后的“本质”的时候，这一“看”就从眼睛的“看”转向了灵魂或思想的“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从身体的“看”到灵魂的“看”，这其间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所以柏拉图称之为“灵魂的转向”。哲学就起源于这种分裂：原本和谐统一的世界现在“一分为二”，分裂成为本质与现象、感性与理性、身体与灵魂……。然而，身体的“看”依靠的是感觉，灵魂的“看”又是依靠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灵魂的“看”依靠“思想”，但是思想亦必须依靠语言而已。由于思想并没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它使用的仍然是自然语言，只不过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自然语言。因此，哲学语言的困境就在于，它超越了语言适用的范围，因而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知识。

身体的“看”亦即感觉经验，也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的自然语言。柏拉图揭示了它的不确定性，这或许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超越日常生活就一定能够获得确定的知识。休谟、康德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认为，经验的知识可以有经验的印证，而超验的理性认识却没有这样的依据。虽然如此，日常生活的知识与抽象的理论知识所遵循的却是同样的逻辑，而逻辑仅仅与形式有关。一种知识无论有没有内容或能否被经验证实，同样可以符合逻辑，都有可能自圆其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哲学理论从逻辑上看都可以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彼此之间却是相互冲突而且总是难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的原因。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逻辑，对象却是不同的，结果当然也不相同。

然而，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种符合语言游戏条件的哲学话语呢？既然存在着许多种语言游戏，哲学话语为什么不能成为其中的一种游戏呢？换言之，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完全由哲学家组成的团体，他们有他们的共同语言，虽然其他人听不懂，但是只要它形成了一种语境，具有一定的规则，其语词概念的意义并非来源于外部对象，而是由使用条件决定的，这难道不可能吗？既然维特根斯坦可以宽容地对待日常语言，我们能否也对哲学宽容一些呢？

这是个问题。也许我们误解了维特根斯坦，也许我们所说的哲学话语并没有真正满足一种语言游戏所必须满足的种种条件。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问题在于，它既可以用来批判哲学，也可以用来为哲学作辩护。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是“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说的核心是语言的含义不在于对象而在于它的使用。倘若如此，哲学家使用诸如“存在”、“实体”、“真理”、“主体”、“客体”等等语词就完全是合法的，因为只要我们不去追究这些语词概念的“实指定义”，在且仅在哲学这一语境中使用它们，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就像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在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去追究“何物存在”，而是询问“在某种理论中何物存在”，那完全可以是合法的，实际上也是必需的，因为每一种理论体系都必然有其“本体论的承诺”。就此而论，连文学、神话和宗教都可以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哲学为什么不行呢？

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哲学的主要根据有二：其一是哲学家们脱离了语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而抽象地研究语词的意义（语言闲置）；其二是非要追问语词背后的实在，而语词背后没有什么，语词的含义来自它的使用。然而，哲学家们虽然脱离了语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但是他们的使用也是一种使用，也是一种语言游戏，甚至可以说也构成了一种“生活”。如果他们不再企图将“何物存在”当做普遍一般性的存在，而只是相对于他们的体系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可以避开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如果语词的意义不在于它们对经验事物的表述，也不受经验的限制，而在于它们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某种规则所组成的语言游戏，那是不是意味着哲学家们完全可以构成一套语言游戏并用来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著作读不懂，我们说问题出在哲学家身上：他们不是按照语言的日常使用，而是脱离了日常生活。但是，既然语言是一词多义的，那就可以设想，一个语词的某一种意义只为少数人所使用，例如黑社会帮会的“黑话”和间谍活动中所使用的“密码”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但是却不能说它们不是语言游戏。实际上，这样的语言游戏更像语言游戏：它们不但不是对外在实在对象的表述，甚至可以根本就没有对象，其含义只是通过语词之间的特殊关系来确定的。

然而——但是——然而，即使我们有条件地承认哲学话语可以是一种合法的话语形式，问题亦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它反而会引出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哲学的意义何在？

我们承认，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而且都不是一般人能够读得懂的，例如数学和物理学。我们之所以不会质疑它们的存在价值，是因为科学的语言虽然不容易懂，但是不懂科学的人一样可以使用科学的成果。现代化的成就之一就是使科学技术越来越简单化或“傻瓜化”：它们在理论上、技术上越来越高深精密，而在使用上则越来越简单实用，例如计算机程序。那么，不懂哲学的人能不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呢？显然不能。因为哲学的作用不在于使用，而在于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如果不能读懂哲学著作，不能从事哲学思考，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也可以称之为“哲学话语的困境”：「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有自己的话语方式，但是从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哲学又不应该有特殊的话语方式」。如果哲学有自己特殊的话语方式，那就意味着只有哲学家才能理解哲学话语的含义。而如果哲学具有某种普遍的话语方式，那就会落入维特根斯坦的陷阱，成为真实的幻觉、高级的胡说。

显然，哲学重归日常生活是大势所趋，它本来就来自日常生活，问题是我们如何为哲学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方式。虽然维特根斯坦的确为此而提出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恐怕这个问题将永远困扰着我们。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棕皮书[M].转引自M.K.穆尼茨. 当代分析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