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阿尔贝·加缪诞辰106年，一个可能被高估的“大作家”？
阿尔贝·加缪，如今和这个名字一起出现的关键词还有文学大师、戏剧家、评论家、荒诞哲学、人道主义、诺贝尔文学奖……这个47岁就早早离开人世的法国作家被后世称为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代表人物。甚至有人认为加缪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
今天是加缪诞辰106年纪念日，在他死后的50多年里，《局外人》长久地占据着各大书店柜台，成为加缪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文学榜单，“现实主义”“荒诞哲学”“领军人物”……当这些词一次次的与阿尔贝·加缪连接在一起，你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加缪的确如此，他足够伟大”。
但也许，这只不过是无数次重塑和强化的结果罢了。
1913 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小镇，一年后，他的父亲死于“一战”，母亲卡特琳娜在收到了电报和医院寄来的一小块炮弹片后，精神崩溃。她开始有些失聪，甚至出现了语言障碍。
过早的家庭破碎和经济拮据让加缪的童年生活十分暗淡，他和母亲生活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书的家里，为了生活开支，母亲四处打工，她当过弹药厂工人甚至还当过佣人。贫困不仅让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还悄无声息偷走了母亲的自尊，面对外祖母的鞭打，母亲只能说一句“别打脑袋”。于是，加缪在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后来，他曾在散文里回忆“母亲从未给过爱怜”。
不仅如此，加缪很早就患上了肺病，以至于不得不在18岁终结足球生涯，在23岁错过任教资格考试。后来，他还被开除党籍、与吸毒成瘾的妻子离婚，与曾经的好友萨特决裂……加缪的人生绝不止是“诺贝尔文学奖”“荒诞哲学代表人物”那么光鲜。
在他刚认识萨特时，对方是这样评价他的
“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他说粗话，我也一样，我们讲一大堆脏话。……事实上他有点阿尔及利亚的流氓腔，很无赖，很滑稽。很可能是最后这点令他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不难看出，已经和萨特成为“好朋友”的加缪依然被边缘化，他们的友谊甚至是某种不太平等的取悦与被取悦。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治立场不同时，两人会迅速决裂。
1951年，在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里，加缪被贴上无数标签：“含混的人道主义”、“根本不承认经济基础的地位”、“关于革命的伪历史观”。他们脆弱的友谊在一次次升级的争吵中逐渐走向破裂。“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感到惋惜，今天你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最后，萨特用这么一段话与加缪彻底划清界限。
事实上，加缪始终在扮演着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曾经归属的阵营公开排挤他，甚至是整个巴黎知识界也决定孤立这个异类；他融入萨特的交际圈，最终却与萨特决裂；他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被开除党籍；他尝试着为阿尔及利亚呼吁和平，最后换来的依然是反对与不解。就像《局外人》里的默尔索，加缪始终和这个荒诞的世界格格不入。
加缪与萨特首次相见
他说“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满意，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感到被孤立时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尽管加缪始终在否认作品里存在自己的影子，但事实上，无论是《局外人》《鼠疫》还是《西西弗神话》，你都能看到些与加缪相似的孤独、无奈和反抗，也就是人们常常在评论加缪的作品时提到的那种“异己感”。
但加缪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与萨特决裂后，加缪并没有妥协，尽管他被贴上无数标签：“含混的人道主义”、“根本不承认经济基础的地位”、“关于革命的伪历史观”。甚至在当时的国家主义者和阿尔及利亚人看来，加缪是一个叛徒，因为他不赞颂属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对左派来说他同样也是叛徒，因为他不肯站在正义这一边。此时的加缪只能保持沉默，但事实证明，他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这种基于道义的勇敢介入是被时代所认可的。
后来，萨特在悼念加缪时，同样承认了这一点“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弗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行为的存在。”
加缪是个孤独的人，甚至像笔下的默尔索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但后世却把加缪塑造成一个成功者，一个拥有无数头衔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事实上，关于“荒诞哲学代表人物 ”“存在主义领军者”的这些论述，就算在加缪自己看来也有些名过其实。
“我不是哲学家。
我对理性的信仰不够坚定，
以至于无法信赖任何体系。
我关心的问题只是如何行动，
特别是在不相信上帝，
也不相信理性的情况下如何行动。”
当然，除了拒绝哲学家的头衔，加缪也始终不愿意别人给他贴上“存在主义”标签，或许是出于对“存在主义者”萨特的排斥，又或者是他不愿被划归到任何一个具体流派。他甚至坦言，自己并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只是在朦胧中摸索着前进。
如今的加缪早已被无数头衔框定着，在反复强调和一次次的赞扬后，加缪成了大多数人眼中的存在主义文学家，甚至被一部分人奉为“精神导师”。但事实上，加缪的写作或许被高估了。
他的《局外人》成功的留存下来，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小说里的默尔索对一切事物都“无所谓”他因“无意”的杀人而被判决斩首示众，罪行并不仅仅是因为杀人，还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
很显然，加缪想通过默尔索的遭遇讽刺这个极其荒诞的世界，他对笔下的默尔索爱护有加：
“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欢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主义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
加缪甚至还反对那些批评家把默尔索的行为称作“无动于衷”他说这应该表达为“善良宽和”更为确切。
但杀人就是杀人，
我们真的应该对默尔索报以怜悯和同情吗？
布鲁姆曾在《小说家与小说》里引用勒内·吉拉尔的话对这一故事情节进行了评价：
“当代评论家中最虔诚的詹森派信徒，“重审”了《局外人》，不赞同加缪认为默尔索无罪的判决：如果《局外人》展示了超自然的必然性，那么为什么只有默尔索一个人应该受其影响呢？为什么同一部小说里不同的人物要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如果凶手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么为什么法官要为他们的判决负责呢？”
如果默尔索因为这个荒诞世界施加的苦难而被判处无罪，那么又该怎样界定正义与邪恶？因为他“为真理而死”就该原谅他吗？又或者，这就是加缪一直坚持的人道主义？但看上去，事情像从一个极端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吉拉尔甚至把加缪的这种心态定义为“文学唯我论”他说加缪在写《局外人》的时候暴露出了唯我论倾向，默尔索在谋杀那个阿拉伯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在美学上是成功的，但在道德上却是不成熟的。而加缪始终偏心的小孩一样，期待着他的主人公不要遭受评价。
另一部被人们无数次称赞的作品《鼠疫》，同样遭受到了布鲁姆的质疑，他说“《鼠疫》是一部倾向性很强的小说，甚至比《局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小数家需要充沛的活力来支撑其小说的倾向性，而加缪并不具备这种活力，他的语言太过直白，同贝克特的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相比，《鼠疫》在心理上的威胁和痛苦显得相形见绌。”
在《鼠疫》里，政客们的狂妄无知，小人物的自私贪婪，主人公里厄的奋力反抗，和瘟疫一起被重重封锁着。故事显得有些压抑和黑暗，你始终在期待着一次戏剧化的碰撞和反击，然而事实却始终是平淡而克制。
说到加缪，始终绕不开的一点就是他笔下的“荒诞”。几百年来，似乎有太多的作家可以和“荒诞”产生联系，载入史册的塞万提斯，具有开创性的卡夫卡，与加缪同时代的阿达莫夫、贝克特，以及日后的马尔克斯……同为“荒诞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加缪与卡夫卡就时常会被比较。
从默尔索的麻木冷漠，西西弗的徒劳反抗，卡利古拉的疯狂反击中不难发现，“加缪式”的荒诞里也藏着些卡夫卡的影子，矛盾、压抑、反抗、无奈，以及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些元素同样出现在卡夫卡的作品里。但相比起《变形记》《城堡》里那些荒诞奇特，又别有一番哲思的寓言，加缪的“荒诞三部曲”显得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甚至是有些太过真实。
托尼·朱特曾评价加缪说，
“他天生就是一个
与自己和自己的世界合不来的人”
痛恨他的人把他始终看做是偏远乡村的贫穷作家，热爱他的人又将他奉作精神向导。曾经纳博科夫毫不掩饰的说“加缪对我而言毫无意义”，而萨特在与他决裂后把他称作“含混的人道主义者”与此同时福克纳称赞他“拥有一颗不停探求和思索的灵魂”诺奖甚至将他看作是能够载入史册的存在主义艺术家。
对于这些评价，加缪也有些困惑，他和自己的朋友说“为何依然有这么多的人执着地叩问我未曾回答的问题?”
他真的那么伟大吗？对于“人道主义”的提出“荒诞哲学”的发展，加缪当然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但在文学上“卓越”“开创”“领军人物”这样的叙述更像是在一次次的重复和强调后，被强行附加上的某种高估。
加缪说“我只希望别人能真正的认识我。”如今，人们眼中的“加缪”是真正的“加缪”吗？尽管这个作家遭到了无数的质疑与争议，但热爱他的人依然热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出默尔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构建出“局外人”的世界。
来源：大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