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鼻尖儿和大马勺:故乡纪事046》

我算了算,红鼻尖儿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至少也得90多岁了,和大马勺的年龄应该不相上下。

一个90多岁的红鼻尖儿的鼻子是不是还是那样红艳艳的呢?

这事儿我已经无法证实,这几年好几次打听他的下落,也不知道是我找的人不合适还是其他的原因,没人知道他一家人搬去了哪里,自从公社改称镇之后,他就不见了。后来我从初一就开始去县城上学,就更见不到他了。那些年在公社里认识他的人也大多不知去了何方,剩下来的好像不太愿意谈过去的事儿,假装记性不好,全忘光了。

在我们眼里,整个公社大院都归红鼻尖儿管,其实抓我们只是他的业余工作,在闲暇时打个兔子那样的事儿而已。他最正经的活儿是对付一些大人,在公社的某个房间里,他力气大,所以靠力气工作。

他是我们这些拣煤渣的孩子们的天敌,是虫和鸟、猫和老鼠、锄头和野草、老鹞子和小鸡的关系。

那时候,“红鼻尖儿来了!”等同于“鬼子来了”,捡煤渣时要是被他抓住,铁丝耙子会变成麻花,柳条筐会变成一束柴火,小孩的胳膊就是不被他拧错环儿,也会掐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仅仅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能带来精神上的折磨,有几年,我做梦被吓醒,大多是梦见红鼻尖儿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

红鼻尖儿有一个本事:走路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就好像他的脚是棉花做的。

后来在香港的鬼片里,看见那些夜半三更出没,披着一身白纱的女鬼,不知不觉已经站在你的身后,等你回头去的时候,她正幽怨地盯着你看,甚至露出獠牙,向你扑过来,就立即想起红鼻尖儿。

他就经常这样出现在我们的身后,让我们的免疫力瞬间提升。

那个年代,煤渣不是随时都有的,一般在一天中有两到三次倒煤灰的安排,都是在做饭之前的时候。大灶在引火之前,需将灶坑里的碳灰先扔到门口附近的垃圾堆上。

到了冬天,这种倾倒的频次会多起来。还有个别重要人物的房子里会增加一个小炉子,那炉子需要整天地烧。一旦碳灰满了,就得随时往出扔。

被服厂、旅店、大小馆子、大小铁社、医院这些地方虽然也有规律,但是他们需要昼夜不停地烧煤,扔煤灰的时间有时候也要看个人的风格。

比如大馆子的大马勺,他颠勺之余,也负责七八个灶坑的煤灰倾倒。大马勺是个有规律的人,冬天的每天下午四点半前后是他倒煤灰的时间。此前就算灶里的灰满了,他也只是掏出来在一边晾着,不到四点半绝不往出扔。

这也使得捡煤渣那些年,我和大马勺见面频繁,天天见。

铁社就有点不一样,他们烧的不是黑亮的大同煤,而是一种灰乎乎的带小蜂窝孔的碳。一开始我很瞧不起那些碳,看起来像改嫁过的煤,连霍林河煤的褐色相貌都不如。

可是后来好奇心让我捡了一块扔进炉子里,惊讶随之出现了。

同时填进炉膛的黑亮煤块,在袅袅的火苗燃了十多分钟后,升华成一撮儿白灰。而那块碳却始终挺立殷红,不增不减。虽说它自始至终看不见火苗,但从它负责的区域的炉盖子上的土豆片烤熟的速度看,它的火力、耐力绝不可小觑。

长大以后我到焦化厂工作,才知道这家伙能把钢铁烧成水。我立即表示当年幸好只放了一小块,不然炉子上的铁盖子、炉篦子、大圈二圈三圈甚至炉子都会被烧化了。我当时就得到工程师的嘲笑,他说要在高炉里才能融化钢铁。做高炉不是一般的砖,是专门生产的耐火砖。

我这个文科生立即尴尬在那里,这些学问与一行白鹭上青天真是两回事儿,我于是立即一头钻进二氧化硅们的爱恨情仇里了,对氧化铁斑以毫米斤斤计较,此是后话。

大铁社的水平很高,主要生产一些生产和生活工具。

生活工具诸如铁桶、铁盆、铁水舀子、铁漏斗包括上色之后的铁皮铅笔盒这些,都用不着烧化成铁水再加工。大铁社的院子里经常放着一卷一卷的白铁皮,单张铺开来都比一间教室大。师傅们根据需要,就像裁缝剪裁一样,用一把大钢钳子任意根据需要剪下来使用。

堆在大铁社水泥池子里的那写碳是用来做铸铁工具用的,比如做烧火的小炉子的组合、耕地的铧、某些铁管子等。他们需要用碳将铁融化,再将铁水倾入一个模子里,铁水和模具之间用铁道南的沙子隔开。等铁水冷却下来,就成了一片炉盖子、一块铧、一口铁锅了。

若是万一不小心掉进一块小砖块石子,这就做成了残次品,烧不了几次就会在那里出现一个洞。铸铁的锅最好用,尤其一种带着三只爪子的锅,磨光了之后炖菜特殊好吃。好像那火也是有性格的,不声不语的暗暗使劲儿烧出来的铸铁锅炖菜,不像洋铁皮锅那种直来直去,浅尝辄止一下,轻浮的要命,鄙视之。

与大铁社这种地方相比,红鼻尖儿的领地里煤渣更优质、更丰富一些。公社的炉子大多不太考虑燃烧效率,我曾扒着窗户看见过他们填煤的情景,大约流程如下:

一个师傅摇摇晃晃用脚踢开灶上的门栓,接着用脚尖勾开方方的铸铁门,门上还有一个看不清楚的像面蒸出来的什么图案,一般是旗帜或者是工具,公社的炉门上能看清一支步枪。门开后,师傅先用一根手指粗的铁条探进去,以破坏的气势胡乱搅一搅,然后拿起铁锹,像努力扔出讨厌的东西那样,往灶里一锹连一锹地扔煤,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填满灶坑,然后胡乱关上铸铁门,挂上小门栓,就逃跑一样溜之大吉了。

我们都猜一定有好吃的在等着他,瘦猴儿偏说是女人在等他,我们那时候都不这么想。

填完煤不一会儿,公社高高的烟囱里就会冒出奶油颜色的烟来。

看到这种烟我们是最高兴的,仿佛看到大灶里那些碎煤因为缺少氧气,还没等燃烧就融成了一团,过不了多久粗心的师傅就会连煤灰一起把它们扔出来,在我们的小铁耙子下露出灰黑色的小身体,没鼻子没眼的,蠢得一塌糊涂。

这小身体中,大的不会超过鸽子蛋大,还是小的居多,小到也就玉米粒大小。它们装满我的柳条筐的时候,各个都洗心革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煞是好看,用水灵灵形容相对不为过。

师傅可以粗心,但是红鼻尖儿要永远细心的。

细心才是它存在的价值。

公社的院子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虽说建的都是平房,但是有横有竖、参差错落,层次比故宫虽比不上,也算是天木镇最丰富的建筑群落了,是以死角很多。

公社的大门是铁条焊成的,每根铁条的顶上有一个儿童团长海娃拿的那种扎枪头,没有红缨。

翻越它是有风险的,于是我们选择了大院北侧院墙的一处角落进出院子。

之所以选择这里,不是这里的院墙低一些,而是与院墙比邻着一根水泥电线杆可以借力。我们只要一只脚登着墙面,另一只脚登着电线杆,次第交换着,两只脚就能爬上去。当然,我们也会想一些别的办法,比如用玻璃片或者小铲子在院墙体上挖出几个凹槽来支撑稳固脚掌。

还有,每次翻越墙头时都用力弄掉一点土,这样日久天长,墙头也会矮那么一点点。

这里同时也是红鼻尖儿的重点防御地带。

但是我们是人多的,一天是漫长的,一年中有冬有夏,他不可能不避寒暑地每天二十四小时蹲守。何况,露天电影里那些游击战术都被我们学会了。

我们捡煤渣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人出动,在准备爬公社的院墙之前,我们会先做一件事儿,大家喊着一二三往墙里面扔砖头。这在战术上应该叫火力侦察,看看红鼻尖儿是不是在里面守株待兔。这个动作多数成效甚微,空费了我们很多砖头,只有一次打到过红鼻尖儿。开始还不知是谁扔了一个很重的半块砖,反正我们听到里面大叫大骂后,吓得作鸟兽散了。

第二天红鼻尖儿远远巡视的时候,他额头上包着白纱布。

火力侦察一过,我们就会派一个身轻如燕的小伙伴先爬上墙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火力侦察的砖头没有打到红鼻尖儿,这个小伙伴从墙上一露头就可以看见后院的全景和煤灰堆附近的情况。万一敌情复杂,他退下来也容易,我们几个人早已把胳膊交叉起来,手拉手做了一张“胳膊网”接他。

其实在与红鼻尖儿的斗智斗勇中,多数时候还是我们成功的。

我也真是想不明白,红鼻尖儿当年怎么那么负责过度呢?其实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中的大多数是只捡煤渣不偷东西的。公社食堂的煤灰堆与煤堆虽说是邻居,有时候煤堆上的煤块都滚过煤灰堆这边来,我们都一脚踢回它们,绝不放进柳条筐里。煤块和煤渣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这在我们很简单的理性里是能够认识到的,不需要红鼻尖儿们操心。

但,红鼻尖儿一直视我们为贼。

时间久了,红鼻尖儿也熟悉了我们的战略战术,他很快就变得比《地道战》里的山田队长还狡猾。

有一次我就被他逮住了。

那几天天木镇连续几天没有刮风,这是煤渣收获的季节。

我们一如既往地用我们的战术侦查后,发现没有红鼻尖儿的影子和气息。刚好,被扔出来的煤灰里黑压压的一片煤渣,远看像芝麻一样可爱。我们十几个小孩子一拥而上,围住煤灰堆形成一个圆圈,从外缘向内部拓展开来,那真是一幅繁忙忘我的大生产景象。

我从小有个毛病,行为与思维一直是各干各的。那天,我手底下如小鸡啄米般地捡着煤渣,大脑里会飞到丫蛋儿身边过家家去。但我忘记那天我到底飞哪儿去了,当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时,抬头一看,煤灰堆旁边就剩下我一个人还在机械地操劳着。

人呢?我四处张望,一片云影笼罩了我,不对,是一个巨大的身影把我的影子吞进去了。

红鼻尖儿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他一只脚踏进我的大半筐煤渣里,猎人看受伤野兽般地看着我。

“啊!”我吓得过度,叫了半声就叫不下去了,而且手脚也不听使唤,本该跑掉,却如豆包黏在了当地。

红鼻尖儿毫不费力就将我擒到他值班的小屋子里。

那个小屋子不是一间房也不是半间房,比宽走廊大一些。他的屋子里盘了一副小号的火炕,炕上的行李和饲养员的行李差不多,黑乎乎油腻腻地卷着放在一头。

“红鼻尖儿是个老光棍儿。”我由行李的黑想到光棍饲养员。

“站好!站直!”红鼻尖儿像体育老师那样要求我。

我闻到他屋子里有煮猪肉皮的味儿,还掺杂着小烧的味道。

“上次谁扔的砖头?”红鼻尖儿是想问半个多月前打他的事儿。

“我不知道。”我不可能出卖军军,后来我们喝水论英雄时军军承认那半块转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尽管我不喜欢军军爱占小便宜的毛病,但眼下是敌我矛盾,红鼻尖儿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能出卖自己人呢。

“你要是说出来,筐和耙子都能拿走。”红鼻尖儿指着我的柳条筐和耙子,我用半个小时一粒一粒捡到的那些煤渣,已经被这个酒糟鼻子还给煤灰堆了,不知道他图个啥。

“不知道,那天我不在。”我得开始撒谎才行。

军军的那块砖刚好砸在红鼻尖儿的眉骨上了,裂开口子还掉了一些眉毛。这几天结痂之后,在我眼前的红鼻尖儿的脸上,就那道伤疤是白森森的。

红鼻尖儿这个名字只应用于捡煤渣的群体,他自己应该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一个流行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们反复研究之后给他的定名,其实不太准确,他全脸都是红的,就是酒糟脸。

“你不说,今天就别想拿走筐,人也不能回家。”红鼻尖儿往他的黑行李上一靠,慢条斯理地卷烟抽。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红鼻尖儿是断不可以叫出来的。

“叔叔,那天我感冒了,都起不来炕,我真的没在,不知道谁干的。”

红鼻尖儿一副胸有成足的样子看着我半天不讲话。

“我说的是真的,你就放了我吧,我妈该着急了。”我开始装可怜,连声音都带着哭腔。

“瘦猴儿都跟我说了。”红鼻尖儿开始诈我。

瘦猴儿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但是我简单的一推理,就让我自己确信红鼻尖儿是在诈我。按照红鼻尖儿的火爆脾气,他如果真知道是谁干的,根本没时间和我在半间房子里磨牙。

“我都好几天没见过瘦猴儿了,感冒好了就没见过他,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开始装作哀求了。我本来是想这样说谎而洗脱自己,结果不小心把慌撒过了。就在刚刚,瘦猴儿还和我一起围在煤灰堆旁,红鼻尖儿一定从窗子里看见了。

那天,红鼻尖儿一直把我折磨到天黑,还是来了一个管事儿的人,好像是要去处理一个不听话的家伙,他不能两全,无奈之下才把我放了。

那天我是空着手越墙回的家。

与红鼻尖儿完全相反,同样一整天也没有一丝笑脸的大马勺,却有一颗火热的心。

大马勺工作的大饭店是我们的煤渣富集区,就如伊拉克之于油田那样。它是饭店嘛,一年四季都得烧火,尤其是他们蒸馒头、蒸包子、蒸扒肉条,都是费火的事儿,需要使劲儿地烧煤。

扒肉条是大马勺的绝活之一。

他在老邱逃亡之后,自然地成了八大碗的传人,他专门用心改造了扒肉条这道菜。据说大马勺做扒肉条时对选肉苛刻讲究,一口猪杀完之后的腰条,按他的标准也就能做出七八盘扒肉条,其余的都被他固执地扔进杀猪菜的锅里炖了,或者炒个酸菜炒粉这样没技术含量的大众菜。

我没见过也没吃过大马勺的扒肉条,但是我闻过的大马勺扒肉条一定是世界第二多的,第一的是大马勺本人。因为每当扒肉条的味儿从后厨穿过两道门帘子钻出来的时候,也是大马勺开始倒煤灰的时间。更

何况这时天已近黄昏,肚子里那点没油水的玉米面正在一点点消亡殆尽。

我有个体验,一个人在饿的时候,如果闻不到食物的味儿,饿就没那么严重;可是一旦闻到饭菜的味儿,肚子里就好像有个会思考的脑子复活了,它拼命把饿感扩充,从胃里弥漫至腹部、胸腔、四肢,一直会延伸到喉咙和口腔里来。那真是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的势头,而且随着食物档次的升级还要增强汹涌的强度。

一开始,已经算是老头儿的大马勺,是自己往两个大牛粪筐里装煤灰挑出来倒掉。他本来就很瘦,脊背又有点弓。一根扁担、两大筐煤灰压上去,看起来他很可怜,好像一根细树枝支着一件湿衣服,随时都会断掉。

我于是就去帮忙,我和妹妹每次两人抬一筐出来,趔趔趄趄地却也能把煤灰倒掉。意外之喜的是,大马勺很快下了个规定给大家,谁帮他抬了煤灰,这些煤灰就属于谁,其他人不能染指。

慢慢的这个定例在一段时间里差点让我承包了大馆子的整个煤渣生意。

半年多以后一切变了,改变这个格局的事情,是大马勺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据说还去了县城的医院动了刀。他不在的那些日子里,接替他的那个中年人根本没有什么章法,他想什么时候倒煤灰就什么时候倒。

时间一长我们总结这个人有个爱好,他的爱好是喜欢看我们大家无尽的等待。

我们小鸡等食一样,眼巴巴看着他在窗子里抽烟,对视着我们,煤灰积了一大堆,他就是不开门往出倒。可一旦我们走光了,他就来了精神,开始倒煤灰了。

往往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就算我们囫囵吞枣地捡回去,也是半江瑟瑟半江红,一半是烧透的煤渣子了。

不过你有矛,我就有盾,很快我们就商量了一个策略。

我们先派出去一部分人陪着他娱乐,等了一会儿之后好像无比失望,趁着天很亮假装散去。几分钟后,就会听见大馆子后边的铁皮门着急地咣当一声。

估摸着他倒得差不多了,另一拨人先是装作恰巧赶上,夸张地表现惊喜。先前那波人则要过几分钟再返回来,还得互相假装讨论着大铁社、医院这些地方已经没有煤灰的话题。

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只是为了满足大马勺这个继任者的快感需求。

大马勺几个月才康复,由于身体虚弱,康复后他只负责颠勺和操持八大碗,不再倒煤灰了,我们的见面也就越来越少了。

那之后,大马勺一直病病殃殃的,但是从偶尔见到时他的眼神里,我隐约看出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林黛玉的状态。

我猜的一定没错,当他那辈人深秋落叶般地逐渐归为泥土后,他还孤零零地挂在枯枝上,依然是一副病恹恹的表情。

红鼻尖儿先是失去了工作,记得是在天木公社改成天木镇那阵子,上头来人了,说他是三种人的帮凶,就把他带走了。

究竟三种人是哪三种人,我们是根本不懂的,但是一群小孩子又不能不懂,必须得懂,于是我们这群捡煤渣的孩子们集体商议,决定给红鼻尖儿定义一下他是哪三种人。

他是红鼻子的人!

他是专门和我们作对的人!

他是娶不到媳妇儿的人。

(20190705呼和浩特)

(摄影:翟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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