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楷书,有着六朝碑味......

楷书发展至唐代已经高度成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学楷者无不以唐楷为则,难以逾越。直到元代,赵孟炬用行书的笔法,对唐楷进行改造,楷书为之一变,从此书法史上便有了与唐楷“颜、柳、欧、褚”相题并论的“赵楷”之说。
清代邓石如,楷书取六朝碑法,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在唐楷之外另辟新路。其楷书作品的成就虽未能与“颜、柳、欧、赵”相提并论,但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认识,其开创性的楷书取法,成为清代碑学运动之实证,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邓石如《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之一) 31.5×16.5cm
我们知道,汉魏六朝,正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正是隶书向楷书的过度时期。楷书到了唐代才全面成熟。邓石如的楷书取法迥异于当时书家,不取成熟的唐楷,而是取法于楷书形成期的六朝楷法。这其中有时代书风的大背景,也有邓氏个人追求等因素在起作用。
那么,时代书风的大背景是怎样的呢?邓氏的个人追求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邓石如所处的时代书风大背景。清代初期的书法继承明代之余绪,书坛上有影响的书家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皆擅长行草书,其中王铎、傅山、朱耷之影响尤大。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书风,清代没有得到发展。书风是时代之反映,清代禁锢文化的政策使狂放书风失去了良好的生存土壤,所以清代书法家中写狂放草书者也少。
清代皇帝中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法,乾隆皇帝推崇赵孟炬书法,受此影响,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清代科举所使用的馆阁体要求乌、方、光,一时书风出现靡弱妍媚之风气。当时代表书家有沈荃、高士奇、陈奕禧,以及号称“康熙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桠。
邓石如《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之二) 31.5×16.5cm
清代中期书法家张照、汪由敦、孔继涑等,皆以帖学为本。其中,张照行楷初学董其昌,继学颜真卿、米芾,有所成就。这一时期的帖学四大家为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刘墉书法取法董其昌,晚年涉及碑学,力求沉稳厚重。王文治书法以风神取胜,稳健中透发出秀逸之气。梁同书的楷、行书,皆以秀逸取胜。
翁方纲书法擅长小正楷,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此外,姚鼐行书的萧疏澹宕,成亲王(永藜)楷书、行草的典雅端丽,钱澧颜体楷书的丰腴厚润,铁保行草书的雄厚遒丽,以及张问陶、郭尚先等,书法皆颇有名。当时的主流书风有“翁、刘、成、铁”四大家之说,即翁方纲、刘墉、成亲王(永藜)、铁保四位书法家,他们的知名度在当时也是无人能够相比的。
邓石如《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之三) 31.5×16.5cm
乾隆、嘉庆年间,学者们研究金石考据之风兴起,书法家们也从金石考据学中开阔了眼界,碑学风气渐开。邓石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事着他的书法创作。
邓石如《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之四) 31.5×16.5cm
邓石如的楷书主要取法六朝之《张猛龙》、《贾使君》、《梁始兴王碑》、《石门铭》、《瘗鹤铭》等碑。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结体上中下平直,稳健中有疏朗之韵致,并间以汉隶之波挑笔划出之,在气格上往往较篆隶书来得清雅灵秀,在活泼中彰显大气。
邓氏楷书在清人学唐书碑帖和馆阁之风盛行之时,专习魏隋碑版,在结体谨严之中,显现变化疏朗,由刚狠而致秀劲中的开张,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复古之风,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清人杨翰《息柯杂著》中谓,完白“真书深入六朝人,盖以篆隶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
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藏邓石如54岁所书《楷书沧海少陵长联》的下联右下读到康有为跋:“完白山人篆分固为近世集大成,即楷书亦原本南北碑而创新体,笔力如铸铁,画法尤厚。”此联杀锋起笔,转折锐利,顿挫分明,有刀刻斧斫之爽利。字法上取纵势较多,中宫颇紧,撇捺舒展,精神外耀,一派崭新貌,体现出深厚碑学基础上之所创新体。
《赠肯园四体书册》由其中隶书册年款己未(1799年)孟冬月,可知是邓石如57岁时创作的,其楷书册部分堪称为邓石如的楷书代表作品。此作用笔中锋,结字方正,有平和之境,书卷之气。邓氏62岁时所作《楷书不知时有七言联》,用笔平实而厚重,结字严谨而洒脱,有庙堂之气,是邓石如晚年难得之楷书佳作。
邓石如《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之五) 31.5×16.5cm
邓石如作为碑派书法的旗帜,其楷书以独特的风貌一直影响着清代中期以来的书法。他对由唐楷转向魏楷的开创性取法,使后来学书者得到更多方面的启发,在思想上较少受到禁锢,开启了书法创作心灵自由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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