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炜福，1961年毕业于武汉电力专科学校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长期从事野外工作。已退休。
作者：赖炜福
2013年春节，我侄子赖维安的儿子海鹏结婚，赖家有六十多人回到老家（江苏省武进县礼嘉镇）出席海鹏的婚礼。这是几十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家族团聚，看着这济济一堂的欢乐喜庆场面，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回首这个家族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遂萌生出把这些普通百姓故事写出来的想法。
全家福，2013年春节，后面是祖父1930年代建的老宅
听老辈人说，赖氏的祖籍地为中原河南，因躲避战乱南迁江西（具体年份不详）。家谱上有载的是：明洪武三年由江西赣州迁至福州，清初迁至常州地区，自清咸丰年间起在武进礼嘉桥定居。由此看来，我们赖家也该算是“客家人”了。迁居礼嘉桥是曾祖父时期的事情，曾祖父在礼嘉桥西街河边租了两间旧平房，开了一家卖南北杂货的小店，我的祖父赖琳生便是在此出生的。大概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影响，祖父长大后也做南货生意。由于诚信为人、经营得法，加上中国人传统的勤劳与节俭，祖父慢慢积累了一些资金，于1929年在礼嘉桥东租赁王氏家地皮30平米，盖起了一楼一底木结构的两间房子。不几年，祖父扩大了经营范围，因看好蚕茧行情，他果断拿出多年积蓄，购买了沿河的三间平房以及屋后的一亩多桑园，盖起了一所茧行。所谓“茧行”，即为无锡丝绸厂收购蚕茧的地方，每年春秋两季，四里八乡的蚕农便把自家的蚕茧送到这里，茧行对蚕茧进行初步加工（即将茧里的蛹烘死，以防蛹变蛾咬破茧子成断丝），然后再用船运到无锡的丝绸厂。茧行的建筑布局是前面一排平房，后面一栋木结构两层楼房，中间为天井。其后又加盖了侧厢、灶房（烘茧子用的）、厕所、洗澡间和猪圈等等，占地面积一共600多平米。祖父是在租住的两间破旧小平房中娶妻、生子，开始自己的人生经营的。经过多年的奋斗与拼搏，他终于盖起了自家的房子，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这是1931年的事情。这一年，正好祖父的长孙（即我的哥哥）出生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南货店生意很兴旺。当时有一种运输船，早上开往戚墅堰把各商家采购的货物运回，傍晚时船回到镇上的码头，这时总有搬运工把许多货物从船上搬到我家店里。南货店每天天刚亮就开门了，天黑透了才关门打烊。如果顾客一时无钱，可以先记着账，直到秋后或年三十前再结账，届时若无现金还可以用米或其他收获物来抵。因此每到过年，店里总是分外忙碌，购物的、还账的，络绎不绝。全家人忙得不可开交，连我们小孩要吃饭要睡觉也顾不上，一直忙到生意结束才能关门。所以，总要等到深夜全家才能坐下来吃那顿年夜饭，这时我已瞌睡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而大人则对我们说：“这是在守岁，过了12点就长大一岁了，要听话、要懂事。”除南货店生意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忙于收购蚕茧，每季约有一个多月，无锡厂家派了账房先生（会计）、秤手等来驻店，我们家则找几个杂工，如烘茧子的、烧开水打扫卫生的等等，这些人的吃住问题都由我家负责解决。房子前面有块空地，也要搭起凉棚，泡好凉茶，供来送茧的人休息、饮用。我家里也养了一些蚕，这时自家的蚕也要作茧了，家中桑园的桑叶只够蚕小时候吃，蚕长大要作茧时桑叶不够用，还要到外地去购买。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自然落到了我母亲头上，母亲不仅要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还要应付人来人往，真是分外辛苦。每季总要到蚕茧收完、初加工好，用船运到无锡厂家后，家里才能松一口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后来，祖父又逐步买了6亩地，一半农忙时雇人种，以满足家中口粮，一半则租给别人种，收地租，用于儿孙的教育等方面。祖父是1945年去世的，享年69岁。当时亲友邻里都来帮忙料理丧事，并请了和尚来做道场，家中还杀了猪，免费提供“豆腐宴”三天（注：一种流行于江浙民间的丧葬习俗：葬礼结束后，丧家要举办酒席，酬谢前来参加葬礼及帮助办丧事的人），连乞丐来了也招待。出殡时送葬队伍达一里多长，场面很是壮观。那时我年纪还小，对祖父的生意情况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我在阪上读初中时（1954年）去同学家玩，人家问：“你是礼嘉桥哪一家的？”在得知是“赖某某”家后，人家便感叹说：“哦，瑞昌昇的赖家？那是大户人家啊！”瑞昌昇是祖父的商号。但此时祖父已去世九年了，而且说这话者是其它镇上的，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祖父的名声也由此可见一斑。多年后回首往事，祖父有两点算得上“英明”：一是没有买过多的土地，而是把钱用于子孙的教育；二是专心做生意，不想去当什么官，也不和政治沾边，他曾不止一次地有过出任乡长之类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不知这是祖父出于本性还是他有“先见之明”？然而这确实使子孙日后避免了许多人为的灾难。
祖父和祖母
祖父有二子一女，我父亲赖子贞是长子，出生于1901年。为帮助祖父经营，父亲只读过私塾，仅粗通文墨、能记记账、打打算盘而已。我姑妈是苏州蚕桑学校毕业生，后与一留日学生结婚；叔叔则毕业于上海中法工学院，后为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1945年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祖父留下的家业，继续经营南货店和春秋两季的蚕茧业。然而，祖父留下的家业并没有在父亲手中得到很好发展，原因之一便是父亲没有祖父那份勤与俭。父亲喜欢玩乐，有钱就花掉，大白天没事时他也在街边跟人家搓麻将，且是输多赢少。哪怕做生意赚了点钱也都输在了麻将桌上，全靠母亲勤俭操持着家庭。父亲的这个恶习直到解放后仍未改掉，这时民兵要抓赌，他们只能晚上躲着玩。有一次被民兵抓到了，所有参与者被罚扫大街数日。父亲感觉很没面子却又不能不扫，只得天不亮趁人们还没起床时去扫大街。按照中国传统观念，父亲颇有点“败家子”味道。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败家”后来反倒是“救”了全家——由于不再有积蓄，自然不会去购置田产之类，土改时我家的人均土地面积达不到地主标准，因而未被划为地主，而是定为工商业兼小量土地出租。否则的话，不仅要挨斗、土地房屋家产要分光、子女受歧视，连子孙后代都要受到很大影响。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
我的叔公（即父亲的叔叔）起初开个小布店，平时省吃俭用，一旦攒到点钱就买土地，土地出租给他人收取地租，土改时土地超过人均面积标准，因其经商在先，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这还算幸运的呢，只分掉了土地，布店（这就是全部财产）并入供销社，安置一个孙女到供销社当营业员。若是地主兼工商业，那土地、财产全部要没收分光的。还有我的大姐夫家、二姐夫家，都是父亲早已离世，只剩孤儿寡母住在几间破房子里。老母亲不识字，也不懂什么叫剥削，家中又无劳动力，只能靠出租土地来维持生计。但由于人均土地面积达到了地主标准，加上是出租，土改时也被划为地主，土地被没收，几件破旧的家具也被分掉。幸好刚解放时“成分论”还未泛滥，子女还能考上学校，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尽管老家早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们却戴了“地主家庭”帽子几十年。实际上，土改时我们当地的居民多半被划为中农成分；而所谓贫雇农，大多是淮河泛滥区逃荒过来的灾民，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房内，还有靠打鱼为生者，也是无土地且居所简陋的，此外还有个别因吸毒赌博卖掉家产者，正好一解放就成了贫雇农，成了革命的依靠力量。我家成分虽未被定为地主，但房子的外壳还在，家具也比所谓贫下中农多一些，是很惹人眼红的。因此总是有人提议要重评为地主，由于达不到政策的“硬杠子”，这些人始终未能得逞。但每次运动一来，即使不是“运动对象”，也总要想方设法“算计”你一下。例如，1950年代初，合作社统购的粮食无处堆放，借我家房子作为临时粮库（几个姐姐在外上学或工作，房子相对较空）；1958年刮“共产风”，礼嘉中学建校舍缺少木梁，拆了我家两间灶房的横梁去，之后生产队又拆走剩余的灶房木梁去盖仓库；最后干脆让我们腾空房子搬到另外地方去住，把公共食堂和小工厂（如什么酒厂、肥皂厂、木材厂等等，走马灯似的一个个换过）办在了我家。不久公共食堂停办，家里的房子又被大队占用作办公室，以致1959年三姐结婚和姐夫回来都没地方住。继而又是大队的塑料瓶厂、绣花厂等，不断地折腾来折腾去，一直到两年以后政策调整，才让我们搬了回去。家里几经搬迁，不仅损失不少物件，且经过多家工厂的“敲敲打打”，房子的墙、地面以及木结构梁柱都有很多损坏，我们不得不再花钱花精力去修缮。而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用你没商量”，并且是完全无偿的。解放以后，私营经济受到限制和取缔，几乎一切商品均由供销社经营，南货店也随之歇业，茧行则维持到1954年。当时武进县成立了茧业工会，工会址设在常州，父亲被选举为茧业工会主席，每逢春秋的蚕茧收购时期，还常去常州开会。后来收茧一事也由供销社办理，茧行也就歇业了。从此父亲彻底由商业转为了农业，他重新开始学习各项农活，这时父亲已五十多岁，渐感体力不济，我家经济也步入低谷时期，经常入不敷出，以致要靠变卖以前留下财物来维持生计，直到我们子女参加工作后才有所缓解。其实父亲是个性情中人，为人厚道、乐于助人，与左右乡邻关系都不错，但他口无遮拦，对一些看不惯的事总忍不住要说几句，因此得罪了一些干部，遭到“穿小鞋”及报复。1950年代初，父亲被镇上保卫部门传唤，说有人举报他“私藏枪支”，事实是这样：解放前有人动员父亲买枪自卫，父亲不想买，便谎称“已经有了”，未料一句搪塞的话却留下隠患。家里根本没有枪，哪里交得出来？再三解释也没有用。他们威胁父亲：“如不老实交出枪，明天即押送常州公安局”。为此我们一家忧心忡忡，不知怎么办才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母亲已为父亲整理好衣服和用品，天天等着“押送”，结果几天后上面却传话来说“不去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1966年文革开始，又有人提出我家是“漏划地主”，借“破四旧”来抄家，“枪支”也旧事重提。家里房子被挖地三尺，每一面墙都被仔细敲打过，却始终没找到枪支或任何违禁物品。于是这些人把我叔叔（父亲和叔叔一直未分家）结婚时买的尚未用过的景德镇瓷器从楼上摔下，把祖父的大幅彩色画像及家里过年供奉的财神画图等等放火烧掉后扬长而去。家中珍藏的一部宣纸线装版本《康熙字典》（全套好几本）也被顺手掳走了。父亲1981年去世，享年80 岁。他中风后在床上躺了两年，多亏了哥哥一家照料。我和几个姐姐均在外地工作，只能每月寄点钱回去。自然，父亲的丧事也是和祖父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母亲1904年出生，是旧时代的小脚妇女。她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但思想较为开明，对不识字的痛苦深有体会，因而很支持子女读书。除了看重文化学习外，母亲也不强迫子女的意志，不干涉子女的婚姻，父亲则秉承了祖父重视子孙教育的一面，回想起来，真要感谢我的父母亲，让我们兄弟姐妹都接受了教育。大姐介棣，1923年出生。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子很少有读书的，但大姐读到了高中。高中肄业后，大姐一直在乡村学堂教书。那时的乡村学堂究竟由谁出资兴办不太清楚，如今推测，大概是开明乡绅一类吧。有条件者提供房子，让村里的适龄儿童来此读书，也是行善之举。总之，学堂十分简陋，老师由村里每年聘用，并无固定薪金收入，吃饭也是靠学生家里轮流派送的。大姐书教得好，外村也来聘请她，所以她常年这村那村地流动教书。1949年后大姐跟随姐夫到了浙江海宁一带，仍教小学，后任小学教导主任。在弟妹读书期间，大姐承担了大部分学习费用，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到困难时期，她要养育自己的四个孩子，还要负担弟妹的学习，是相当不易的。大姐一生清贫、克勤克俭，如今已90高龄，除退休工资外没有任何财产，房子也是租住的公房。哥哥仕福，1931年出生。小学毕业后便在父亲的南货店做帮手。1949年南货店关闭，正好政府在无锡办了一所“苏南公学”，招收培训南下接收干部，哥哥去报考被录取了。培训几个月后准备奔赴西南时，查出有血吸虫病，就留下在南京治疗，痊愈后分配到常州花纱布公司工作，后又调到常熟花纱布公司，1954年莫名其妙地被“整编”回乡。至于被整原因，据说是他参加过“三青团”，但哥哥很肯定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问来问去谁也说不清楚，也没有地方去申诉，便从此在家务农了。1958年三姐要结婚，三姐夫是军人，那时和军人结婚，家庭及社会关系均要经过政审，三姐夫亲自到乡政府调查，工作人员说哥哥“参加过三青团”，但当姐夫要求工作人员“如实写下并加盖公章”时，工作人员则推诿不肯写。后来三姐、四姐入党也经过组织调查，仍是没有明确说法。由此看来，哥哥的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凭空臆造出来的。哥哥回乡后艰难度日，这段时期也是赖家被折腾的低谷时期。所幸的是嫂嫂贤惠、通情达理（嫂嫂是二姐、二姐夫的初中同学），结婚后帮助哥哥走过了这一段困难的岁月，直到改革开放后家里才逐步走出困境。二姐介玉，1933年出生。一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二姐夫出生于地主家庭，幸运的是解放初期“成分论”还未像后来那样厉害，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后也从事教育工作，退休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当然，二姐夫在文革中吃的苦头也是可想而知的。三姐介英、四姐介楠，解放时正在读初中。新社会、新时代让年轻人充满梦想，刚解放不久，部队要招收一批学生入伍，两个人便想参军，但父亲深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理念影响（何况还是女儿），坚决不同意。参军一事作罢后，三姐在无锡继续读完高中，毕业后考入杭州师范专科学校。三姐夫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当时学校动员学生给志愿军、解放军写慰问信，还组织大学生与军人联欢，三姐和三姐夫由此而相识。结果，三姐虽然自己未参军，却“随”了几十年军，她先后在平湖、宁波、青岛、三明、福州等地中学任教，直到1980年代三姐夫转业才定居福州。四姐在常州读初中时正好有部队招收学生兵，她当场就报了名。审查通过，四姐已戴上了大红花。那天父亲正巧在常州办事，得知此事后，不由分说地跑到学校，硬是把四姐拉回了家（当时我也在场）。其实母亲并不反对女儿参军，还专门为四姐准备了衣物送去常州。礼嘉桥距离常州30里，那时的交通工具只有摇橹船（俗称“快船”，从礼嘉桥到常州三个多小时，二班对开，当日往返。船上有6人摇橹，约可坐20人）。那天，我们坐的船和母亲坐的船在途中相遇，父亲立即叫摇橹船工停下，让母亲转上我们的船上一同回家。四姐回家后大哭了一场，很长一段时期闷闷不乐。后来四姐对父亲说她还是想上学，父亲对上学是支持的，当时叔叔在杭州工作，四姐就到杭州上补习学校准备再报考。大约是1956年，解放军114医院到学校招收学生培养护士，参军的机会再次来临。这一次，远在老家的父亲鞭长莫及，加之听说是去医院，也就不再反对了。四姐到部队医院后，经过多年学习和组织培养，由护士、护士长、最后成为军医。四姐夫是抗战时期的小兵（卫生员），后在部队培养下成为军医。四姐是在杭州参军的，家人对此并未声张，一直到1970年代初，大队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于是我们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光荣人家”牌匾，每逢过年还有人敲锣打鼓地来慰问。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切又销声匿迹了。我出生于1939年，六个孩子中最小。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一年，1956年考上武汉电力专科学校“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起初是中专，后多读二年成为大专。我在武汉读了五年书，毕业后也在湖北工作，文革结束后才调到浙江，家里许多事情都是事后才从家人的口中得知的。
全家1973年春节
我们下一代有十几人，在各地从事各种工作，不再一一叙述，只想说说留在老家的侄子（即哥哥的孩子）。当时哥哥经济困难，几个孩子一放学就要做些诸如用稻草编织草包、用麦秆草编做草帽的边条等等零活以贴补家用。大女儿文娟学习成绩很好，打乒乓球还获过武进县中学比赛的第一名，因家庭经济不济，初中毕业就未再升学，其他孩子也是只读到初中毕业。侄子维安，1958年出生，初中毕业后进入队办厂做工，因其聪明好学，很快成为厂里的骨干力量。他爱好无线电，当电视机刚在中国起步时，就在家组装了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每晚都有左邻右舍来看电视。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私营经济也逐步放开，维安辞去队办厂工作，自己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生意十分红火，还有人专程找上门来要当学徒。随着地方经济发展，礼嘉桥渐成为制作塑料雨衣的中心与集散地。维安看准商机，改行生产制作雨衣的机器。由于领先一步，而且产品质量好，销路很好，加之妻子全力辅助、勤俭持家，家里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当时我哥哥也帮着张罗，如外出采购零配件等等。后来，当市场达到一定程度时，维安又转行办起了一家化工厂。不久，因受聘于湖北十堰某厂任技术人员，他将该化工厂转让，带着妻儿一同去了湖北。维安在十堰工作8年，积累了一定资金，于2007年回乡，在赖家原来的老房址上盖起了新的楼房和厂房，办起一家生产空调机设备配件的塑料厂，并将“瑞昌昇”作为他工厂及相关商业活动的名称，如今“瑞昌昇”的产品已销至全国各地。可以说，祖父的事业终于在重孙这里得到了继承与发扬。按照传统观念来看，维安是个会“折腾”的人，他总在不断地“折腾”，但这是一种顺应时代的主动“折腾”。正是改革开放解除了套在国人身上的禁锢，老百姓的聪明才智能够施展发挥，他才能够有这些“折腾”的机会。同样，维安的妹夫（即哥哥的小女婿）也是从一个农村木匠起步，办起了一家生产保温材料的工厂，其产品销路也很好。如今老家的子侄们都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美满，更令人欣慰是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遗憾的是我的父母和哥哥早已离世，未能享受到今日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我们家庭没有出过高官巨富，也没出过什么显贵名人，我家只是普通的百姓家庭，只是中国千百万寻常人家中的一个，但如同“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我们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不也同样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