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它山堰的建造,有一个细想极恐的传说

位于鄞江镇的它山堰,很多宁波人都知道,是古代宁波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很NB的水利工程, 与大名鼎鼎的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1988年12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山堰所在的鄞江一直没有支流,一条干渠直通东海,不仅两岸方圆几十里庄稼无水灌溉,遇到雨季,海水倒灌,庄稼被海水淹死,人也只能喝又苦又涩的海水。鄞江两岸民众饱受愁苦,只得背井离乡外出逃生。

唐太和七年(即公元833年),当时的鄮县(即鄞县)县令王元暐,着手整治鄞江,动员民众兴建它山堰。

工程修筑了十年,终于完工。形成了以它山堰为总枢纽的,引泄安全、滞蓄可靠的水利系统。

关于它山堰的建设,宁波民间流传着一个“十兄弟”捐躯的故事。《中国民间故事丛书.宁波鄞州卷》里就收录了这个故事。我们先来看看。


采录:金儒忠

在鄞县西乡,有一条水波碧清的河流叫鄞江,鄞江中流横亘着一座古老的水利工程——它山堰。对这个堰的建造,还有一段感人的传说哩!

很早很早以前,鄞江的水是少有的宝水,用鄞江水灌溉田地,庄稼不施肥也会丰收。可是鄞江这条河流却象一截斜倚着的竹筒,没有支流,一直通到海,珍贵的鄞江水都白白流入海里去,沿鄞江一带几十里方圆的庄稼因没有水溉灌,都枯死了。遇到潦涝季节,海潮沿着这条直通的江道涌到上游来,无处排泄,庄稼都被海水淹死,人们也只能喝又苦又涩的海水。虽说鄞江水是宝,但人民却饱受这条江的苦,大家背井离乡,纷纷外出逃生。

这一年来了一位县官王元玮,他勘察鄞江,了解民情,决心不让鄞江宝水自流入海,要用它灌溉附近十万亩土地。王知县贴出布告,决定开掘一条六十里长的内河引进鄞江水。

一听到挖河引江水的消息,老百姓的劲头可高啦,每户人家自己买锄置筐参加挖河,外流的逃户回来了,远地的农户也带着干粮来支援了。千万个民工挖呀挖,整整挖了十年,一条从鄞江到鄞县城里的人工河挖出来了,大家跳呀笑啊,总认为大功告成了。

可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了,由于人工河太平坦,鄞江一放水,水向低流,江水一点也不流到人工河去,沿着原来倾侧的江道流向海洋.千万人工十年奋战眼看着要白费力了,怎么办呢?王知县苦苦思索,当地百姓群策群力,九十多岁的老人宁老太公想出了办法,他建议在鄞江镇西部新河与原江交叉处的它山旁造一座大堰,把原江截为两段,搁住鄞江水,迫使它流入人工河。这个好主意,迅速得到知县和百姓的赞同。

可是要在水流湍急、几十丈宽的江面上造一座大堰,谈何容易!最难的工程也是最主要的工程是打基桩。合抱粗的松木桩打卞去,底下水流一旋,沙石松动了,直竖的木桩立即横倒了,骨碌碌地随水冲到海里去。这样,打了三天三夜,几十条木桩都漂走了,连一根也没打成功,而根据规划,至少需要打牢十根桩木才能做成大堰基础。

人们又犯愁了,怎么办?。宁老太公开了口:“办法是有的,不过这不可能办到。”

“什么办法?老太公,你快说呀!”人们围着他,焦急地问。

“人是万物之灵,”宁老太公说,“人血是无价之宝,如果有人宁愿牺牲,用人的热血,就可以把基桩凝固在江底。就只有这个办法,但这需要有十个人的生命啊!如果有十个人肯流血,就拯救了我们方圆百里的千万人民,并可为世世代代的子孙造福。”

人血打桩,这是献出生命啊!

“我首先报名,用我的血打桩!”老太公带头说,“第二、第三……谁愿意跟上来?”

突然,从人群中站出几十位青年人,“我去。”“我愿意!”几十位青年纷纷报了名,甘愿洒热血供打基桩用。人们不让老太公献身,劝说道:“太公,你年纪大,血脉不够旺盛,而且桩基打好后的铺石板,砌堰身,都要靠你指挥呀!”于是在报名的青年中依先后次序选了十名,这十位青年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挖河造堰的民工,姓氏刚好是《百家姓》的前十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见到百姓们踊跃报名的情景,王知县也感动得流下眼泪。

当天晚上,十位青年饮了血酒,对天起盟,结拜为异姓兄弟。

第二天,人血打桩开始了。

首先,姓赵的大兄弟被绑在大松木的尖头,他露着笑,随着桩木徐徐沉入水底,巨大的锤头敲击着桩木顶端,桩尖穿破青年人的身,粘着火热的鲜血,牢牢钉在水底的沙石中。水面上,泛起一圈圈红波纹,第一桩成功了!人们哭啦。

第二位兄弟也含着笑捆在桩尖上沉入水去,笔直的木桩,随着重锤敲打逐渐插入江底,水面上,又泛出鲜红的一大块。三位、四位、五位,第九位兄弟也下去了,九根桩木都打完了。潜入水底观察桩基的人上来说,九根木桩根根笔直地插入沙石中,又深又牢固,施工很好。

轮到第十位兄弟打桩了,他发觉只有自己一个人,感到有点胆小,一想到死,又觉得害怕;极力想笑,但笑不出,变成一脸苦笑。他随着桩木下水了,水面上同样泛起一个个红圈,桩子还是打牢了,可是有一点侧斜,不象前面九个桩那样笔直。

巨大的条石压在木桩上,一层层叠上来,整整叠了三十六层,花了五千块巨石。它山堰造好了,宝贵的鄞江水终于顺从地流入人工开挖的内河,一直流到县城的濠河头,它灌溉着鄞县西乡的田地,咸苦的海水,再也涌不进它山堰这座拦河大坝了。鄞西一带,从此成了著名的米粮仓。

人们为了纪念这十位为公献身的异性兄弟,在它山堰的北岸造了一个它山庙,庙里塑造着为民造福的十兄弟神像,据说这十位神像,前九位都是满脸笑容,神态可鞠,而第十尊却是愁眉苦脸的。


唐朝政府为表彰王元暐修筑它山堰的丰功伟绩,敕令修建庙宇----它山遗德庙。它山遗德庙如今还伫立在它山堰旁边。

在王元暐坐像两侧,有十兄弟的塑像,每个塑像前都有姓名、出身、籍贯和亲属等简要资料。

“十兄弟”在这个传说里面是被当成英雄人物来颂扬的,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人血打桩”,拿活人来打桩,是多么残酷而且无知的行为。

古代在建设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过程中,有点人员伤亡也属正常,这十兄弟无论是怎么死的,应该都是当时为建设它山堰牺牲的普通民众。

关于“十兄弟”捐躯,我查不到更加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是说“人血打桩”只是传说,毫无根据,恐怕还真未必。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美国人孔飞力写过一本书叫《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这本书就介绍了发生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间的一件事情。当时,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民众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这个妖术谣言的起源发生在杭州的德清,和发生在宁波的“十兄弟捐躯”故事有惊人的契合,都是拿“人命”来打桩,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具体故事大致如此:乾隆时期,德清东门城桥的水门坍塌,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用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吴石匠和他的班子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打桩时,长桥河水位很高,工匠们奋力赶工以完成任务。

现在的德清东门城桥

赶了两个月工期后,吴东明发现带的粮食不够吃了,便打算回家乡塘栖镇采购。回家之后,乡亲们告诉他,有个名叫沈士良的想找他帮忙。谁也没想到,此后竟然引发三桩千古奇案。

沈士良是个农夫,当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俩年轻的侄子心眼很坏,经常欺负沈士良。沈士良是长辈,感觉很丢人,没脸活了。

后来,沈士良听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一种特异功能:把写有活人名字(那些名字就是偷来的灵魂)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可以给打桩的锤子注入更多“精神动力”,让打桩更加有力。这种特异功能就被称为“叫魂”。

那些被偷走灵魂的人非病即死。沈士良受够了窝囊气,就想用这法子报复两个侄子。听说吴东明回家,沈士良就登门求教。

吴东明根本不认识沈士良,当然也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但他听过“叫魂”的传说,生怕牵涉其间,招惹麻烦,就找保正(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职位)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阮知县一通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板子、戴枷示众了事。

阮知县和吴东明以为案结事了,其实远非如此。德清石匠会“叫魂”的说法却不胫而走,连整个浙江都传开了。

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叔叔疑心他在外面赌钱,被打了一顿。计兆美从家里逃了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一个春天的三更时分,他不知怎么来到了杭州净慈寺前。一个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

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计兆美被拳脚相加打了一顿。之后,计兆美还被带到了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受审,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兆美盘问:“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

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竟然开始胡编乱造。用刑后,计供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还有,同年春天的一天,一位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邀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那里,这位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不料,这些谣言依然搞得人心惶惶,省当局因而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

姓穆的采药人、沈农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迷信的大众的一种警告。

然而,因妖术谣言引起的民间恐慌并未因带枷示众结束,类似的恐慌萧山有了,省外的苏州也有了,山东也发生了,反而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对于民众的骚动,各级官员一开始采取瞒报上级的态度,但乾隆被惊动并高度关注后,整部国家机器被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府、县,都在清查“叫魂犯”,一些乞丐、僧人和社会底层人员成为假想敌,一些地方官员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反而放大了恐慌。

发端于东门城桥“叫魂”妖术恐慌从德清逐渐向全国蔓延。事实上,东门城桥并无任何妖术发生。这样的无厘头“捉妖”故事让孔飞力“洞见”了清代中国社会深处的忧患。

“人血打桩”说到底其实是古代活人祭祀的一种,不单单在工程建设方面,还是在战争,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古人克服自我无力感的最彻底的手段可能就是活人祭祀。

活人献祭是一种死亡,工程顺利进行,打赢强大的敌人,在天灾人祸中生存下来,却是一种再生。

没有死亡,就没有再生。也就是说,死亡和再生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互相依赖的方面,要使人类以及其他一切生物继续繁衍下去,就必须同时有其他人或生物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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