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振国，1931年冬生于河北省阜城县码头镇杨家油坊村一个小农户家里，现在已年近九十，能作为离休副教授，与有高级教师职称的老伴和四代儿孙辈分住在赤峰、北京、成都以至国外，还身心不太衰，深觉欣幸。回忆起来多亏遇到好多侥幸事和帮助我的好心人。下面略作叙说：
我记事时已是“七·七”事变之后，经过一阵兵荒马乱，附近如东光等地已驻扎上了日本鬼子和汉奸队。1938年春上村小，启蒙老师是张书琴，他叫我学《朱子治家格言》。他讲解清楚，再加上复式教学，我能听到其他同学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觉得收获不小。可是到夏天就遭了水灾，村小关了。我家本靠在南京当店员的哥哥和在天津当盐警的父亲支撑，而这时哥哥病了，父亲去陪床了，家里生活就无着了。正愁困时，同村的小伙伴杨振升来了，他说抗日民主县政府文教科，成立了游击小学，管吃住，他已是那里的学生，是奉派来招生的。我便随他去了。该校由县文教科科长牟文宸亲自领导，老师叫张寿桐，在西南乡砖门一带活动，大多时间学唱抗日歌曲，主要进行抗日爱国、守纪为民的教育。因我虽小经检测识字却多，也让我参加该校年龄较大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去一些村宣传要支援抗日队伍、抗日必胜等道理。该校办了不足半年，因敌情紧张便宣布暂且解散，待情况好转再通知返校。我以后只好再入村小。我当然能教唱抗日歌曲了，并能讲演，显得比较特殊。后来村里请了张玉禄等老师，能讲授《论语》、《孟子》等，还能教我们算术，练习书法。到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共产党员韩桂宸当老师的时候，我便成了儿童团长、小先生，并帮助村里去听会，传达会议精神和算账理财等。1947年上级发了各村可自选村小老师的通知，村里便选了我。几个月后还被调到后金庄等村教书。我虽十六七，因学着张玉禄等老师的样子教，很受当地村民和中心校长王玉堂及文教科长王瑞石（他在后金庄有亲朋）的赏识，再加上我在区县教师考试时总不落后（区里前三，县里前十七），第二年竟被县文教科任命为王山庄（后曾调到小张庄、王老庄）中心校长。这一变动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喜悦，而深感自己底子太薄（中心校里大多有高小班，而自己连正规的初小文凭都没有），工作能力也太弱，便向区县要求去合适的学校再学习。1949年秋，我曾经区里批准到天津报考华北革命大学，却误了报名期。而那时阜城遭了水灾，教育上减员并校，不少教师还送外县“代养”，而仍叫我返列到戴庄教学。到1950年夏，我去县里又提学习要求时，王瑞石科长对我说，冀县师范要招收有初中学历的正规师范生了，我给你写个介绍信，说你有同等学历，可去报考试试。我当然喜不自胜。到时候去该校参加招生考试，还真被录取了。在河北冀师学习的三年，是我最感顺风顺水的时期。数理虽有些吃力，文科却比较风光。语文老师马紫笙（作家，后任过河北省文化厅长），他学识渊博，教授新颖得当，重视训练，不弄玄虚，我很钦敬。他也喜欢我，我的作文曾被当全校的范文。我在演讲比赛和戏剧比赛中也获好评。学校曾组织一个四十多人的剧团让我指导。最后学期学校让我和另一个同学（潘春堂，理科尖子，后曾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早时到附小实习（班主任崔任卿［后曾任衡水县副县长］)临别时曾向我俩透露说学校本来要将我俩留校教初师，后来上级不让该校再招初师班了，才只好作罢），还通过我俩入党（因我有父亲曾在日伪时当过联乡事务员事，需要函调，而我知道村党支部未有能写出复函的人，只能延宕下去）。最后将我俩归入保送升学者之列。1953年秋，我应入的河北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让我校升学的十三人提前报到做接待新生工作（后这十三人多为骨干，毕业后更大多成“长”，到一线教学如我者，只二三而已）。该校只有数、理、化、生四科，我便学了生物。学校知道我有对语文的爱好也很照顾，让我教该校职工业余学校的语文，叫我参加校刊编辑并主编班刊，还可在学好专业课的前提下读课外书。值得记叙的还有：（一）当时一些老师的讲义总写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我便向辅导员（刘植义，他待人诚恳可亲，后成为教授）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与生物无关......后来有关老师真做了纠正。（二）我与校团委专职书记（王端，老舍之女舒纪的爱人），作为该校青年团的代表参加北京第一届团代会。当时胡启立是北大代表团团长兼大专院校代表联系人。这会选出团市委书记张大中，还见到市长彭真，听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讲话。（三）参加了反胡风运动。我班以宣扬“整得老教师哭”为荣的同学代替刘植义当了辅导员。一天傍晚，一同学对我说：他在西山一个亭子里，发现了一首诗，（随手写在黑板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俩当时都不知道这是唐朝白居易的诗，都疑为地下革命者所写，很为感佩。哪知新辅导员发现了，认为是我写的反动诗，就要组织围攻。结果令她失望了，但也围攻了那个同学两天，直到那同学有了决心自杀的迹象，才不了了之。毕业时还留下俩同学（当过兵）不让毕业，一年后才书面通知老同学：被留者已平反分配了工作。由此我深知以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方式整人，必然会有不少问题。（四）又通过我入党，但这次函调又泥牛入海不说，还因我说了听说的我父亲参加过杂牌军（其实叫抗日义勇军），因被打散而去了天津才当盐警，而受了团内警告处分，很觉懊丧。1955年秋我从河北北京师专毕业，与同科的十五人“支援热河”。到该省首府承德后，其教育厅有关人员就说：有的学校缺语文老师，你们谁愿改行？我就报了名。几天后，我和同学王良菊，即后来的老伴，便被分配到宁城县初级中学（该校不久即划归内蒙古昭乌达盟，即后来的赤峰市管）工作。我在轻松地教了一年生物课之后，便改教语文了，并考入内蒙师院函大中文系学习，忙碌起来。整风反右时有人一心要把我打成右派，说我写过反动标语，但说不出实例；说我同情右派，把我批判的典型右派言论记在我的头上，开除我团籍（后平反了）。而校党支部书记特木钦等领导，了解底细，最后竟没给我定右派。1958年秋，该校招了两个高中班，改称宁城县八里罕完全中学了，让我教这两个班的语文和生物并管理图书和生产，早晨还要给当地职工业余学校上语文课，实有惩罚意味。半年后让我当教研组长了才撤销了那些兼职。我教语文学马紫笙老师，让学生多练读写，多评展好作文......很受上级检查者的好评。该校1959年初中语文升学成绩较好，盟教育处领导司凤岐（他老家在八里罕）决定秋天在该校开全盟语文教学现场会。我是现场教学的二人之一，课堂上让学生读课文，竟让一些与会者惊奇。这两班高中生还被决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而效应不比不提前者差。以后就叫我只教高三了。 文革中荒唐事例极多，我教学中所选练习材料不少妄遭歪曲，如柳宗元的《黔之驴》末段被歪曲为污蔑领袖。我曾与人私下谈过党内已向高层传达的片段：毛主席问陈云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批怎么看，陈云说：我不说，我要说与彭德怀一样。该人揭发此事的结论是：你这不是说我们伟大领袖专制独裁吗？真叫人瞠目结舌！我大跃进时说过“教师当以教学为主，如以捡粪为主该降低工资”，竟被干校全体批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我几次进牛棚，遭游斗，被劳改。不过在邓小平主持“整顿”时期，该县招收一个初中语文教师培训班，让我一人去教。我将一个初中语文教师应学的古现汉语、古现文学以及写作、教法、逻辑等都列入课程以内，拼着死命去教，以使他们合格。不料到再批邓时，我那场极苦极累的付出，被县教育组“首长”竟评价为“只培养关门教学的老师，不培养开门教学的老师”，甚至“厚古薄今”。我只好托门子调到县城一社办初中（铁西中学）任教了。 文革结束，我被彻底平反，让我当县政协委员，到县教研室当语文教研员兼生物教研员，后又当师范学校教导主任。1981年秋，被调入赤峰教育学院工作，主编该院有全国发行刊号的、面向中学学生的《学作文》，兼搞语文教学研究和教语文教学法。教学有教材，教研多是常规的事物且多人分工合作，唯有编报，责无旁贷（后来有了助手），又事务繁杂（编印、分发、征订、财会等），实在累人。该报初始发行数千份，后将北京的《学作文报》吸纳过来改称《作文报》发行达十多万份了；初始只有一版，后有小学、中学两版；初始需学院补贴，后可向学院交利润，成了学院中可自开工资，自主用人的小单位。该报主要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发行，较受欢迎。一般认为其差错率极低。当时中宣部徐光春副部长从孩子手里看到此报，曾热诚地给予题词。该报从1987年成为中国写作学会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报，我兼了该会的秘书长和副会长。我1991年办了离休手续，学院仍叫我继续办报（主要管选稿和校对了，其实这是保证报纸质量的重要环节），直到十二年后七十二岁才歇下来。我自从事语文教育工作以后，便心无旁骛，力求多学习，更充实，按一切好老师的样子，竭尽全力地让服务对象收获更多，更好，力求不因自己的不足和失误而误人。我知道自己条件很差，不求高名厚利。在《作文报》上倒是写了不少，可都是化名。在《语文教学》《上海教育》《咬文嚼字》《赤峰日报》等报刊上也发表过文字，可从不想整理成书。虽出版过一些评介作文的小书，也没看重。在1987年秋入了党，被评为副教授，也就很满足了。现在回顾一生，很觉侥幸多多，得助多多，自己也无论学习时还是工作中，无论是平常岁月还是反常时期，都全力向好，绝无随流为非过，于心无愧，可以安然吃睡。如这样直到与世长辞，很觉幸运。当然也感到于世贡献太少，有些遗憾；实则能力有限，又努力不够，无可救补，自我也觉得不必多求了；只希望后代能从我取得鉴戒，远远胜过我。更愿世人都明辨是非，实事求是，不断兴利除弊，早日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和和谐的人类共同体。
马振国简历
马振国，男，1931年冬出生于河北阜城码头大杨一个小农家庭。幼年主要在本村小学读书，也曾入过抗日游击小学。
1947年春被村里按政策选为教员，即为参加革命工作，还被任过中心校长。
1950年秋考入河北冀县师范学校学习，1953年毕业时被保送到河北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科学习。这次（1955年秋）从该校毕业是全国统一分配，被分配到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八里罕中学教学。一年后改教语文，同时考入内蒙师院函大中文系业余进修。
文革中曾被错误地批斗、劳改、入五七干校。后被平反，成为该县政协委员，教研室教研员及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81年秋被调入赤峰教育学院工作，主编该院有全国统一出版刊号的《作文报》，并教授语文教学法课和做教学研究工作。
1987年秋《作文报》成为全国写作学会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报，即兼任该会秘书长和副会长。
1987年秋入党，同年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冬办了离休手续，但继续编报，直至2003年夏才离开工作岗位，成为赤峰学院（赤峰教育学院早已并入赤峰学院）离退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