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候反思2

第1章，去中医化的“证”概念

从20世纪50年代来，“证”（证候，下同）概念一直是中医学术界的热门，根据研究方法和内涵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主要运用中医方法和逻辑确定“证”概念的中医学内涵，建立在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有谁作出统一的指导，参与研究的不是具有丰富的中医理论和深厚的辨证论治积累的临床家，就是是中医学学院建院时从民间召集到学院任教的专家教授，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证”概念，但基本上有了较为明确的概念位，把“证”归属于辨证的结果，和症状进行了区分。第二阶段，从20世纪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证”概念研究中医方法和西医方法并存，内分泌等西医模式、小白鼠实验逐渐占据上风。后来的时间算是第三阶段，主要运用西医方法和逻辑研究“证”概念的现代化内涵，只要西医出现什么新的东西，“证”概念研究就立即跟上去，循证医学、基因蛋白组学等等，而且，在进入21世纪后，为了“现代化”，“证”概念甚至要在统一规范、指导下进行研究，令人感觉到了中医“证”概念研究在顺从权威规定的方向进行。这样的研究，文字表达时髦了，但中医方法和逻辑被抛弃了，中医界不少人在讥讽坚守中医方法和辨证论治的为“复古”、“落后”的同时，把“证”概念从中医理论体系剥离出去，放进西医学的框架中去研究，无论科研支持，还是杂志取向，无论中医管理，还是学校教育，都随着这样的“证”概念研究而去中医化了，中医学和中医都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中。

第一节 “证”概念研究带来的存亡忧患

因为“告别中医药”的发表，本来不少有识之士早就十分担忧的中医存亡问题，一下子更加凸现出来，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在沸沸扬扬的争辨中，从表面上看，中医彷佛因此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不断举办各种各样的振兴中医、研究中医会议的同时，评名中医，选中医先进等活动也轰轰烈烈，而且对医疗机构中的中医设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表面上的事情好办，内在问题不解决，中医根本不可能复苏，那就是什么是中医，哪些人才能算中医？难道是挂个中医的招牌就能够解决吗？如果教中医的人仍然把中医的灵魂－经典理论列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辨证论治仍然需要经过西医内容的考试，临床才合法，治病思维遵循中药药理对应病理生理的逻辑，“证”概念研究只是追随西医“跟屁虫”，中医复兴恐怕没有指望。匡调元认为：“按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教学方式是西式的，临床辨证论治正在被削弱，理论研究名不符实，不用多久，中医学术思想将会逐渐消亡，其前景并不乐观。”[1]（《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p234）

1999年，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开展了《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研究，全国百十余位多学科专家、学者参加了十余次研讨会，初稿经过数十位两院院士、名老中医及重点院校、院所的专家、学者审阅、修改，数易其稿，于2001年5月通过专家组验收，2003年1月正式出版了《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从《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情况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医，中医人感到很欣慰，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保护下，中医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但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现代化是在传承中与时代发展密切联系的，存在一个“和而不同”学术环境，不是脱离学科实践、统一研究思路能够确定的，更不是用非中医内容来规范能够实现的。更何况，中医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精神状态具有可比性，学科体系之间没有可比性。中医现代化是中医这个学科自身的问题，主要是个时间概念－自我的纵向比较，不是空间概念－和别的学科的横向比较。

不同学科之间无法比较现代与不现代的问题，物理学和化学谁现代？法律学和心理学谁落后？学科是否现代的标准是什么？是西方思维逻辑的唯物质的发展还是东方思维逻辑的天人相应的和谐？学科体系的现代化是与过去相对而言的，是指学科思维是否把握了现实时空事物不同于过去的本质，并不是学科又发现了什么、又制造出什么。文明的终极目的，不在战胜自然，不以掠夺自然为先进，而在于生命的可持续发展，在于“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任何学科的物质性发现，是自然原本就存在的，任何学科再新的制造，也不过是对自然存在的利用，而实现终极目的，关键在于利用我们的认知，去和自然更好地和平共处。从这一意义上讲，衡量先进与落后就在于学科体系是否有利于生命可持续发展，不能根据思维定势形成的习惯，不能根据社会文化的氛围，只运用大家习惯或普遍易明的方式来确定。中医有中医的特点，中医有中医的发展规律，中医有中医的临床方法，与西方实验、实证等逻辑思维模式形成的学科不同，是否科学、是否现代化根本不能用以西方思维模式为根本的学科作参照，必须从自然存在、从生命动态联系、从日月关联等等客观出发，用能否有利于实现文明的终极目的-“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