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鸣黄峥纷纷卸任，他们还能成为中国优秀科技企业家吗？
你好，我是王煜全，这里是王煜全要闻评论。
5月20日，张一鸣发布内部全员信，宣布卸任CEO，张一鸣表示这几年很大程度都在吃老本，自己也忙于公司日常运营，很久没有系统性学习新知识，研究新事务了，现在科技变化日新月异，无论是自己还是字节跳动，都需要突破原有惯性去进行探索。
同一天，CNN报道了这一新闻，并称张一鸣为“Tech Entrepreneur”，技术创业者，或者叫科技企业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前一阵卸任拼多多CEO的黄峥，黄峥表示在辞任后，将专注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为拼多多的长远未来探索新空间。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科技创新生态里的核心就是科技企业家，是他们把先进科技变成了大家广泛使用的产品，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
但是科技企业的经营很不容易，需要不断优势升级，掌握自己之前没有的新技能。所以黄峥和张一鸣这样的优秀科技企业家愿意暂时离开自己忙碌的日常工作，为未来走更远的路做准备，是非常正确的，也体现了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更加广阔的视野。
而且我相信，他们心中的创业冲动没有变，一定会再一次投身到前沿科技领域，未来一定还会给社会带来惊喜。
这些优秀科技创业者的一举一动，都会关系到科技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成长。因为科技企业家不是教出来，而是带出来的。很多成功的科技企业，发展壮大之后都会成为创业者的黄埔军校。年轻人在这些企业里得到锻炼之后，因为受到成功企业家的感召而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我相信张一鸣和黄峥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创业者和准创业者的新偶像。
我们的讨论中心一直放在建立科技创新生态上。地方要建立科技创新生态，一定要有科技企业，最好是创业成功的科技企业，因为他们是培育新科技企业的土壤。
科技企业要成功，除了企业家，还需要解决科技的来源问题。根据不同来源，我们把科技创新分成三类：有专利保护的技术创新，基于开源技术的创新，和用现有技术满足新需求的应用创新。
很多朋友一想到技术创新，就会先想到那些巨大的潜在市场，其实市场潜力固然重要，构筑足够高的壁垒更重要，不然市场起来了，最早的开拓者却会从先驱变成先烈。
应用创新往往对应用的保护力不够，所以更多是业内人士用现有技术来开发应用，并利用自己的行业壁垒或者资源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创新。
而基于开源技术的创新往往是潮流式的，因为新的技术一旦成熟。立刻会有大量技术人员去开发各种应用，动手慢了机会也就没了。像现在的基于云计算的SaaS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视觉识别应用，都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创新的企业家往往是这个领域最早的研究者。
随着硬科技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是有专利保护的创新。这类创新技术足够领先，又有一定的独占性，因此更容易成功。
这类创新对企业家要求较高，既要了解先进科技的出处，又要会和高校、和科学家沟通，形成相互的认同，以拿到专利授权。当然，他们不光要会经营企业，还要懂得如何把科技转化成可以量产的产品并成功推向市场。所以，能拿到好专利的企业家往往都很资深。
美国自1980年颁布拜杜法案以来，培养了大批懂得如何从高校拿到专利授权，懂得用自己的经营能力把产品推向市场、把企业做到成功的企业家。
其中有很多企业家都是连续创业者，他们不像马斯克，每次创业都只专注做一个企业，一干就至少花五年时间，但很多企业家一生还做成过好几个企业。
当然，他们企业里那些参与创业的员工，很多后来也会成长为优秀的创业者和科技企业家。
企业家的身份也并不固定，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在项目结束后会选择去风险投资基金，用自己的经验去找好的投资标的。而当他们碰到自己心仪的技术的时候，又会从投资人回归企业家身份，开始自己的下一次创业。
美国工业级3D打印的领军企业Desktop Metal的CEO Ric Fulop就是这样的人，他曾是新能源电池企业A123的创始人，成功退出后加盟North Bridge基金，投了很多优秀的科技企业。
但当他发现金属3D打印的巨大机会后，立刻说动MIT的材料科学教授和自己在A123的原同事，还有自己投资过的3D打印软件公司的专家们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
拜杜法案通过之后，在美国已经形成了科技企业家持续关注高校科研进展，一旦发现机会就开始下一个创业的生态体系，造成了高校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大大提升。
在中国，在开源创新领域已经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但在与中国的制造业匹配度最高、未来市场最广的硬科技领域，还缺乏成功的企业家群体，高校和产业距离还很远。
我们要承认，虽然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基础研究上都跟上甚至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但在把科技转化成产品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国内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差距。随着对科研转化的重视，各个高校都成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但就像我们上面讲到的，其实整个操作应该由企业家主导，而不是高校。
高校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更多是在已经找到优秀的企业家之后，去完成技术转让的具体操作。没有和产业界的密切接触，高校技术转让办公室的作用有限。
其实不光中国，美国技术转让办公室也是负责完成手续的部门，企业家，尤其是已经毕业一段时间的校友才是基于转让技术创业的主力。
所以，高校设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姿势是要把企业家吸引到校园来。美国高校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 一是加强校友会和学校的沟通，及时向校友通报教授的研究进展，并安排企业家校友和教授的深度沟通。
｜二是成立孵化器，请企业家做孵化器的教练，这些教练们看到了让自己眼前一亮的科技，往往就会主动下海做CEO，成立企业创业了，美国高校创新排名第一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是这样操作的。
｜ 三是吸引科技企业到高校建立研究院，吸引科技企业家来高校任教，并开展联合研发，当然同时也给本校的学生找到了和产业结合的实践机会。我们昨天介绍的奥斯汀就是这样操作的。
中国的特色是政府的主导能力比较强。如果政府可以推动高校重视企业合作，接纳企业家到高校兼职、与高校联合研发，就可以在中国的高校和企业之间迅速建立强大而稳固的桥梁。
对高校而言，态度转变是最关键的，至于具体操作，除了第一条可以自己操作以外，第二和第三条都是可以先和少数优秀企业紧密合作，再慢慢扩大合作规模的。
而政府的主要推动，就是要让高校重视企业研发的学术价值，可以考虑政府对企业到高校联合研发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简单地说，我们的建议就是，与其让高校慢慢熟悉企业运作，不如让企业家主动找高校合作、更灵活地运用高校资源支持自己。
美国虽然技术转让做得好，但在量产和市场这两个产业侧创新的重要环节上有严重问题，中国这方面优势显著，如果能够善加利用，是有借着硬科技潮流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的。这个我们明天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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