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您好！中国“福”字的形成与“福”文化的演变

原创：文章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诞生，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里，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字一直延续至今。汉字不仅具有表音作用，更有一个完善的表意系统，这是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文字所不具备的。

伴随着文字的演变，古代中国人民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根据沟通交流与书写便利地需要，将文字不断地改进。与此同时，文字不但被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生活的印迹，而且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民风民俗。上个世纪，随着甲骨片的发现与殷墟考古的蜚人成就，以甲骨四堂为先驱的学人将如同天书一般的文字逐渐一一破解，就此确定古代中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同时将我国可以考据的历史推向了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

文字是检验民族或文明存在的试金石，尽管我们扬言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即使有《史记》为证，西方学术界仍然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其中根本原因是夏朝没有被考古发现的书面记录或文物证据。文字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以“福”字为例，汉字中的“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意象。

“福”字的形成基本上遵循了中国汉字演变的历史规律。汉字的形成过程中，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西周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上留下了丰富的铭文，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使用当地风格的文字，造成同一种文字竟有多种写法的局面，直到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文字乱象才宣告结束。

近些年，考古发现了大批的简帛文书，综合来看，这时期的文字分为秦系简帛与楚系简帛两大类，篆书的隶变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并成熟于汉简。到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派代表许慎《说文解字》的成书，是篆书隶变的伟大成果，也是我们通向古代文明的桥梁，透过它，我们可以破译那些晦涩难懂的古文字、“死文字”。

同样，“福”字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大约三个阶段。首先是“福”字的造字阶段，介于甲骨文与金文之间，是“福”字本义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到秦统一文字之间，是“福”字引申义延伸阶段，也是其字形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阶段，这一重要性我们称其为“隶变”。最后，是“福”字的“法变”，隶书中的笔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变曲为直，变柔软为刚正，“法变”以“魏碑”为代表，到唐朝“颜筋柳骨”时达到了巅峰，可以说，“法变”开启了中国汉字的“近代化”，它让两千多年之后的现代人，甚至都可以认知秦汉简书。

一、中国“福”字的形成

（一）“福”字的雏形或本义

它由（示）、（酉）、（共）三部分组成

甲骨文中的“福”字，最早见于甲骨一期 ，它由（示）、（酉）、（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左边的“示”，它是用两块石头搭起的简单的祭台形状，以此来代表神明，有的“福”字甲骨文字形里加上短横或旁边加小点，表示祭洒之物。查阅《甲骨文字典》，我们会发现“福”的甲骨文写法有50多种。右边部分的“畐”是一个独体象物字，像早期的酒器“酉”。下边部分的“共”形为双手捧着器皿的动作，会供奉之意。总体来说，“福”字不仅是一个形声字，更是一个会意字。

通过比较已出土的甲骨文及在文中语境关系，可以说“福”字最早的寓意为：一个人双手捧着盛有酒的酒器，在祭台旁祭祀祈祷。《说文解字》中对“福”的解释是：“福，祐也。从示畐声，指天、神等的佑助。”

（二）“福”字的演变

在“福”字造字的过程中，可以确定的是同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或祈祷、或祭祀。然而，至于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来表示，却发生了变化。根据《甲骨文字典》统计的50多种“福”的甲骨文写法，我们不难发现，这么多种写法基本上限定在（示）、（酉）、（共）这三个造字的元素上，古人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将这三个元素进行有意或无意地组合。

根据生活习惯，古人造“福”字时也遵循了其中的风俗。通过分析与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三个惯例。首先，是用单个的来代表“福”字，像这样出土的甲骨文大约有10个。其次，是用（示）和（酉）和组合，以（酉）为中心，祭祀的人可位于前后左右，这样便产生了至少四种写法，像这样出土的甲骨文大约有30个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甲骨文字中的有不同的点，寓意在祭台上摆放有物品，有的点位于祭台上方，有的点位于祭台下方。其中，有一种组合方法非常重要，即上下组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简牍的盛行，上下结构的竖排文字在书写时更便利，于是出现了秦系简帛与楚系简帛中所见的上下结构“福”字。

再次，是三者来组合，从出土的相关文物上，我们可以发现，发生了变化，发展出了 ，它的写法在殷商时期几乎成了一种主流写法。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篆文误将金文字形中的酒坛形酉写成“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甲骨文的“福”是一种动作的表达，即把祭祀的物品放在祭台上，向神灵祈祷，以祈求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

从殷墟第一期到第四期，甲骨文上“福”字的演变基本上朝着上面所分析的三个惯例来发展，可是到了青铜铭文上，“福”字变得更加多样化，尤其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复杂程度正如那个复杂的时代。

根据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的“福”字，通过它们的字形结构，也不难发现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上的“ 福”字呈现三条发展脉络。主线以7、8、9、10为代表，辅线分别以2、3、4与20、21为代表。到了战国时期简帛出现以后，“福”字字形已逐渐趋向统一。尤其是秦系简帛12，几乎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字形一样。随着秦始皇统一文字，汉字长期的混乱状况犹如长期的战乱局面一样被秦始皇所结束，到东汉时，由许慎编订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诞生，意味着由小篆上溯金文乃至甲骨文成为一种可能，同时也标志着古代中国文明的信史可追溯到3600多年左右。   

在已经被破译的甲骨文里，“福”字出现最常见的词组是“多福”、“永福”、“天睗之福”、“子孙永福”、“受福”等，表达了古人一种美好的愿望。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上苍，并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传达出来的这样一种方式、一种行为，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则是福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形式。

（三）“福”字的“隶变”与“法变”

“福”字的“隶变”与“法变”，主要体现在书法上。汉字书法史上的“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贯通中国上古文明、中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隶变”在战国末期就因书写便利的需要而产生了，例如中山王方壶9735。秦系简帛与楚系简帛的发现，证明了“隶变”在这时期已经大规模开始，不过书写文字还是以篆书为主。到东汉时期，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人们对书写要求也大加提升，为汉字的隶变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例如睡地秦简146、66。另外，楚系简帛如14、15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其实里面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楚系简帛14、15是上下组合而来的，只是到这个时候进行了“隶变”，所以在“福”字发展历史上有些另类。“隶变”日臻成熟于汉简，质变于魏碑。

“法变”或称“楷变”，是汉字书法史上继“隶变”之后的又一大飞跃，基本奠定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字形，自魏碑开始，到钟繇才完成。钟繇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东晋时候的书法家二王，便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钟繇楷书《宣示表》，现藏故宫博物院）。

钟繇楷书《宣示表》，现藏故宫博物院

（四）“福”字涵义的演变

“福”字究竟有什么含义，最可信的文献资料是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中“福”字在文中所承载的内涵，主要含义是一个人双手捧着盛有酒的酒器，在祭台旁祭祀祈祷，此处不再赘言。

除此之外，“福”字还具有哪些含义呢？首先，在《礼记·少仪》篇中说“为人祭曰致福”，在《周礼·膳夫》篇中说“凡祭祀之致福者”，这里的“福”指的是祭祀用的酒肉。其次，《礼记·祭统》中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韩非子·解老》中清楚明白地说道“全寿富贵之谓福”，贾谊《道德说》中认为“安利之谓福”，许慎《说文解字》对“福”字的解释是“福，佑也”，这几处“福”字则指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祸”相对立。另外，在《诗经·鲁颂》中说“亦其福女”，《左传·庄公十年》中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已将原来的名词动态化，指的是一种动作行为，意为“保佑或佑护”。“福”字从何时单独出来，独立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今人很难去考究，但不可否认，当“福”字单独出现的时候，它便自带光芒，意味着一种“福”文化的诞生。

福字本义是一种祭祀祈祷的行为，是一个人双手捧着盛有酒的酒器，在祭台旁祭祀祈祷。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两层含义：一是将这种行为名词化，专门指祭祀用的酒肉；二是将这种行为形容化，指幸运的、理想的。今天，汉字中的“福”字所传达出来的意思，基本上运用于生活之中，同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意象，如福“字”倒贴、祈福祝寿、福星、画桃符、迎春牌等等。

二、中国“福”文化的溯源

（一）中国“福”文化的概念

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根本和归宿。福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伟大信念和不懈追求，是流淌在每个中华儿女血液里的精神力量。中华福文化是一个活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还体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福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不止是物质满足，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福”一直是中华民族永远追求的生活主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文化分为“五福”，是古代中国民间关于福文化伦理观的一种说法。

《尚书·洪范》中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寿”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长寿，没有发生意外而夭折；“富”指的是一个人富且贵，不仅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指的是一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内心安宁；“攸好德”指一个人心性善良，万事万物皆顺其自然；“考终命”则指一个人可以善始善终，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且以一定的形式礼葬。

另外，汉代桓谭在《新论》中说:“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唐代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中说：“家膺五福，堂享三寿”，宋无名氏《壶中天·念奴娇》中说：“一点光浮南极上，储作人间五福。”，元杨朔在《三千里江山》第十三段中说：“伐千山之佳木，造万世之室，后世子孙满堂，富贵功名，应天上之三光，备人间之五福。”后世对五福皆有发展，但基本上都没能超越《尚书·洪范》的范畴。

《老子》第五十八章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指福与祸相互依存，互相转化。比喻坏事可以引发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福能变成祸，祸能变成福。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福文化中的哲学观。这句话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唯物辩证法通常讲的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老子所言讲的就是矛盾，而且是讲的对立统一矛盾。“祸”使人悲伤，“福”使人快乐，因此“祸”“福”之间是一个对立矛盾。然而“祸”又有可能使人吸取教训而产生“福”，“福”有可能使人乐极生悲而产生“祸”，因此“祸”与“福”之间又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例如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故事。

（二）中国“福”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探析

“福”文化从最原始的祭祀求福，到后世复杂多样的文化意象，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以及行为层面。精神层面的“福”文化是以甲骨文所传达出来的象形、会意为内涵，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富贵、长寿、好运、吉祥与安定的精神理念。物质层面的“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代人赋予了不同的“福”文化内涵，并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实现，如年画、对联、砖雕、书法、刺绣、瓷器、陶瓷、手工艺等。行为层面的“福”文化主要表现形式有每逢佳节送祝福，每到春节贴对联、画年画等。

围绕精神、物质、行为这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延伸出丰富多彩的“福”文化表现形式。如精神层面，进一步形成“祈福”、“祝福”、“贴福”、“赐福”文化。行为层面的“福”文化，主要以民间风俗为主，普通老百姓每逢丰收、婚恋、门神、节日形成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施诸四海而皆准的“福”文化，这在中国“福”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物质层面的“福”文化，以年画与对联、书法为代表，形成了一系列类似于手工艺品的“福”文化载体。

无论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民间风俗习惯的传承，普通老百姓每逢丰收、婚恋、门神、节日都要进行庆祝，而通过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民间风俗已成为“福”文化的主要方式。

“祈福”文化，自“福”文化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普通老百姓。对上层统治阶级来说，通过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会在社庙稷庙或者自家的灶神菩萨面前焚香上供，磕头作揖，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合家幸福。

“摸福”文化，则是指普通老百姓前往福地沾喜气或“摸”福字，以求沾沾福气、交好运。

“祝福”文化，每逢佳节，处于不同地域的亲人好友往往希望对方身体安康、生活幸福，由此，“祝福”文化便得以兴起并发展。“祝福”的形式多种多样，贺卡上的文字寄托、少数民族的泼水祝祷、红包、赠礼等，均可将祝福之情传递给对方。

“贴福”文化，是指每当过年的时候，千家万户在门窗上贴“福”字，喜迎新春。“赐福”文化指清朝时期，皇帝颁赐“福”字是每年春节特有的习俗，起始于康熙年间，后世皇帝纷纷效仿，岁岁遵行。

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潜移默化中，我们每个人都已然成为福文化的参与者与传播者。《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言简意赅地说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土地及谷物为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

新石器时期已出现社稷祭祀，祭祀社稷是古代祭礼的一种，“社”代表土地神，古代又把祭土地的地方、日子和礼仪都叫社。稷，指五谷之神中特指原隰之祗，即能生长五谷的土地神祇，这是农业之神。

今天的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就保存了仰韶文化时期，陶罐盛满黍稷埋在土中献祭土地神的遗迹。到了周朝时期，社稷神成为仅次于昊天上帝的重要神祇，天子与诸侯每年春季祭祀社稷，祈求丰年；秋季祭祀，表示报谢。时至今日，民间习俗中还保留着“还愿”这样的习俗，尤其是当老百姓获得大丰收以后，定要祭祀还愿。

福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在婚恋上，婚姻是一个人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婚恋也成为老百姓表达幸福感的一种形式。

在《周礼·昏仪》篇中记载了婚嫁的礼仪：“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

这套程序虽然是上层阶级的文化，然而上行下效自古如此，因而在民间也流传了上千年。虽然婚礼的流程很复杂，但无不是人们对美好婚姻的寄托。

门神文化是中国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门神文化的产生，最早源于宗教崇拜，由于老百姓认知缺乏，因而在他们观念深处，门神不仅可以避邪驱鬼，而且可以保护门户平安。门神的形象，最早源自于《山海经》里的神荼、郁垒。黄帝据此创造了驱鬼习俗：“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这在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中也有记载。可见在汉代，每到除夕之时，人们都要在自家门前立桃人，门上画神荼、郁垒和老虎，悬挂苇索，起到“御凶魅”的作用。《山海经》记载：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郁垒 ，主阅领万鬼。善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意思是：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之山，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树，桃树的东北枝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门，由神荼（shén shū）、郁垒（yù lǜ）两位神人把守，对于害人的恶鬼，他们就用芦苇绳捆住喂老虎。

汉代以后，由于桃人制作比较复杂，故而逐渐以桃木板代替，如南朝梁的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在桃木板上写上祈福禳灾的文字，或画上神荼、郁垒的神像，就成为了桃符。

这种桃符至宋代时还流行，如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中记载：“桃符之形制，以长二三尺、宽四五寸的薄木板制成，上画以狻猊白泽之类，下书左神荼、右郁垒，或写春词。”

唐朝时期，门神画确定为秦琼与尉迟敬德。传说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常常深夜难寐，便让武将秦琼与尉迟敬德把守才觉得心安，后来他念及二位年事已高，就命人绘了画贴在门上，效果非常好。后来，这一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效仿，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种风俗。

同时，唐代又出现了一位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辟鬼。经过千年的代代相传，贴门神画的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逢新春佳节，我们都会看到普通老百姓家门口上贴着秦琼与尉迟敬德或钟馗。同时，唐末文人开始在桃符上题写诗句，后来逐渐演变为题写春联。到宋代时，宋人将桃符上画的门神改用纸印刷，演变为门神画、年画。

中国福文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类型最多主要呈现在节日节气上。中国很多传统节日是普通老百姓表达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这些节日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等，民间的节庆活动正好满足了老百姓对福的期盼与表达。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不只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燃烧烟花爆竹、饮屠苏酒的日子，另外，过年期间吃饺子、蒸年糕、贴春联、走亲戚、给压岁钱等风俗习惯已深入人心。春节贴“福”字，是新春非常浓重的一项仪式，除了正贴福字，还有倒贴福字，表示福气已到、幸福已到的习俗。同时，“福”字更是表达了老百姓对幸福的渴望，各种各样的“福”字，还有各种形式的《百福图》、《千福图》则是集“福”艺术的集大成，老百姓也喜欢将“福”字印在窗帘等生活用品上。

每逢佳节，一家人一起参加热闹的庙会活动，是最平淡的幸福。逛庙会，是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早期庙会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后来在祭祀的基础上发展出集市活动，同时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到了唐宋时期，逛庙会的民间活动达到巅峰，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出现了，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等。其后在宗教仪式上慢慢加了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等。这样，不仅吸引了信众，更让其他非信徒愿意参观。

三、中国“福”文化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大学》篇中，古人提出了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先后关系，基本上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内在逻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的福文化是怎么传承与发展的？《大学》篇说的很明确，主要是通过个人、家庭与国家这样三个主体来实现的。对个人来说，一个人的福气要根据他自身的情况来看，比如健康是福、知足常乐是福、吃亏是福。对家庭来说，“家和万事兴”，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后才延伸出其他的福。比如衣食是福、平安是福、长寿是福、家庭和睦是福。对国家社稷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国泰民安”便为上等之福，具体来说，风调雨顺是福，长治久安是福，民族富强是福。

究竟什么是福？这可能要涉及到幸福观的伦理学问题，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主张顺其自然，返璞归真，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儒家主张积极进取，内圣外王，要朝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人生轨迹来发展，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儒家孔圣人认为幸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主张通过“养气”即养成谨守道义、凡事不动心的浩然之气，就可以达至幸福境界。到了宋儒哪里，直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后来戴震批判儒家“以理杀人”。

在佛教思想里，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与各种各样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根本来源在于原罪，即人的贪求欲望，对佛理、佛性的无知，要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幸福的彼岸即“涅槃”，只有灭除贪爱欲望，修行念佛。

对于单个个体来说，生命是存在之本，苏东坡说“已饥方食，未饱先止”，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即是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健康是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一个人即使拥有再多，也是枉然。没有了健康，幸福便失去了依托。

所以人们得出结论：健康是1，其他一切诸如金钱、财富、爱情、权力等等，统统都是0。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离不开锻炼、节食、规律的生活和愉悦的心情，每天锻炼一小时，长命百岁不是梦。

吃亏有时候也是一种福。正如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很少会有人把吃亏当做是一种福，然而，有的人认为吃亏是一种福，能吃亏是做人的一种境界，会吃亏是处事的一种睿智。吃不吃亏，就像是福和祸的关系一样，随着条件发生转变二者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多吃亏，涨经验，总有一刻，吃亏会转会成一种福份。

还有知足常乐是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幸福与知足常乐好比一对孪生兄弟，欲壑难填是幸福的永恒对立。人的欲望越多，人的幸福指数就越低。一个人生活的幸福指数与其自身的生活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这一类人，他们不与别人攀比金钱和物质，不羡慕别人的权势与显赫，只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和人格操守工作创造，认认真真开心过好生活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和快乐。如此以来，幸福指数就会在他们的心间日日提升，快乐就会在他们的身边时时环绕。所以说，知足常乐永远是提升幸福指数的一剂绝妙的传统良方。

对于家庭来说，“家和万事兴”，这是亘古不变的家庭主题。 《礼记·大学》篇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延续，无论是大家族的家风家训，还是小家庭的言传身教，“家”“国”二字始终密不可分。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谈的是爱国爱家，舍小家、保大国，说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的深情大爱，诉的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

《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饭吃有衣穿，这便是最简单的幸福。老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这就是说，衣食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他都是瞎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福文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平安是福”的观念体现出人们对和平安定生活状态的强烈渴求。在庄子看来，身上无痛苦，心里无烦恼，即是有福。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个家庭没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因此，平安才是福。在曾国藩看来，“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意思是家庭平平安安才是福，当得势时不可挥霍完运势，不可享尽福气。

长寿也被认为是一种福气，长寿在甲骨文里，就已有此寓意，如“多福”、“永福”等，《尚书·洪范》篇中说：“五福:一曰寿”，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便是家庭最为幸福的时刻。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国泰民安”是上善之福。家是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始终休戚与共，二者同呼吸、共命运。一个国家，风调雨顺是福，老百姓安居乐业，年年都有丰收，岁岁皆有硕果，对内厘清吏治，对外纵横捭阖。既没有内患也没有外忧，对老百姓来说，便是最大的福份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长治久安也是福，东汉班固的《汉书·贾谊传》：“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只有实现久安长治（或“长治久安”），才能达到太平盛世，“长安”一词正来源于此。

也正如秦始皇所期盼的那样，能够传至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总之，是希望国家能够永远“长治久安”。另外，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说明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仁人志士先后向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方面学习，以图救亡图存，屡败屡战。所以，民族富强也是福。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化被推到世界的风口浪尖上，世界各国有志之士开始反思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之一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里就曾断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民族富强在时下更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福”文化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