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曾书记

散    文

农村人凑在一堆时总爱嚼嘴皮子，讲一些不上筐的闲言碎语。

而在这些“闲言碎语”里，让我听得最多的，莫过于对公社曾庆荣书记的议论。

有大敬之词，也有大不敬之词。大敬之词有：“我们县里最牛的三个半公社书记，曾庆荣就算一个！”“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等等。大不敬之词有：“曾歪嘴”、“公社带刀”（农村人称批评为“削胡子”，把剃头师傅称为“带刀”）什么的。

那时我还小，对大敬之词不懂，对于大不敬之词，我的理解是：“曾书记是一个蛮恶（很严厉）的人。”正是这些大不敬之词，使我对曾书记产生了未见其人，先生恐惧。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曾书记，是在1968年初夏的一天。

每天清晨，生产队长都要喊一通“话筒”，安排一天的活计。但这天没有派工，是要全体社员同志们吃了早饭，都到大队部去开群众大会！

开不开会与我无关，但我还是去了。是看热闹去的。

我老家住在的城东公社群乐大队。

大队部与大队轧花厂挨在一起。轧花厂门前有一块空地，算是会场。空地的西边用土堆成一个长方形的台子， 算是主席台了。

我到达会场时，只见台子中间放着一张木方桌，桌子后面的板凳上坐着一个人，他穿着一身家机布衣服，脚蹬草鞋，头戴一顶直径很大的草帽，正旁若无人地往他烟锅子里装烟。台下，全大队两百多号男女社员席地而坐，无一人自由走动，无一人大声喧哗。

蓦然，台上的人用手将头上的草帽往背后一掀，一手拿着还冒着烟的烟锅子朝天上戳了戳，说：“下雨没有？”

台下的社员都面面相觑，这大晴天的下什么雨啊？

见人们疑惑不解，台上的人转过身来，用烟锅子指着贴在大队小卖部墙上的布告，大声说：“看到没有？谁说我们只打雷不下雨！”

他一脸严肃，讲话时一边嘴角向上翘，把嘴扯得老歪。我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公社曾书记了。

曾书记讲话不拿讲稿，句句铿锵有力，逻辑连贯，掷地有声。他拿墙上的布告说事，实则是在警告那些造反派不要破坏农业生产！

没隔几天，生产队开始整水田，准备插秧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雨欲来的大阴天，全队社员都在水田里忙活。车水的、赶耖的、插秧的，到处都是人。吆喝声、欢笑声、脚踏水车的嘎嘎声连成一片，犹如一部动听的劳动交响曲，令人不知疲乏而轻松愉快！

我特别喜欢生产队里整水田，因为那时我就可以跟在犁尾巴后面捡鳝鱼了。

不知为什么，吆喝声、欢笑声突然没有了，只留下脚踏水车的嘎嘎声。我不解地抬头四处张望，只见一个背着草帽、斜挎军用挎包的人顺着窄窄的田埂朝我这边走来。

不好，公社曾书记来了！我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赶紧提着小木桶跑到了田埂上。

曾书记在我身边停下，他把烟锅子放进挎包里，又用系在挎包背带上的白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弯腰挽起两只裤腿，脱下草鞋提在右手里，几步走到这块正在翻整的水田当中，一边用脚在泥水中不停地摸索着什么。

曾书记对正从身边经过的犁田的社员说：“耕水田要跟耕旱田一样，一犁挨一犁，不要耕成海椒行子。”

“就、就是……”我看得出，犁田的社员有些紧张。

曾书记接着又说：“嗯，这田你还耕得不错！”

犁田的社员脸上顿时又不好意思起来，赶紧扬鞭催牛走了过去。

曾书记抬头看了看天道，接着弯下腰，用左手在混浊的泥浆里抓起一把泥巴，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然后又用舌尖舔了一下。

我差点喊起来：“这田里刚刚倒了几十担大粪哩……”

曾书记似乎很满意地瞟了我一眼，转身向正在插秧的田块走过去。

不知为什么，我就像被一根看不见的魔绳牵着，跟在曾书记的后面。

插秧的全是女社员，她们见曾书记来了，一个个都卯足了劲，飞快地插着。

曾书记仿佛被这个“画面”感染了，他把草帽、挎包和草鞋放在田埂上，走到一处两边间距稍大的社员中间，捞起一个秧把，弯下腰，熟练地栽了起来。

一个胆子较大的妇女大声说：“曾书记，您见过栽秧在前，割谷在后吗？”

曾书记回答说：“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谁栽秧在前，割谷在后！”

一声咳嗽。一片水响。

曾书记一边插着秧，一边往后退，可退着退着就没了退处，他起身一看，前后左右全插满了秧苗，自己被“关”在里面了，真正成了个“栽秧在前”的人。

“哈哈哈哈……”水田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欢愉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这笑声，绝对是发自人们内心的笑声！这笑声，绝对是人民群众与党委书记心贴心的笑声！这笑声，绝对是党委书记与人民群众“命运共同体”的笑声！

大概是因为我捡了几条鳝鱼的缘故吧，生产队长安排曾书记在我家吃中饭。吃饭时就来了曾书记一个人，无任何陪客。我有些怕，没敢上桌子。只记得曾书记走的时候，在我们桌子上留下了半斤粮票和两角钱。

此后，我因读书、参军、工作，曾书记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淡去……

1987年夏天，我所在的单位正好与区土管站相邻。当时正值行政区划改革，土管站里因人手不够，就把已退休的曾书记请来帮忙。缘于这样近距离的“擦肩而过”，我突然感觉到，曾书记原来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

我能够和曾书记零距离接触的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中午，我正准备去机关食堂就餐，突然被曾书记叫住：“小胡，过来，咱俩喝杯酒！”

我来到土管站，一进门，只见四方凳子上摆着一盘辣椒烩肉、一盘煎鸡蛋、一盘腌稍瓜和一碗炒豌豆。

我和曾书记对面坐着，他从地上提起一个装满白酒的 “葡萄糖”瓶子，扯开橡皮塞，将我和他面前的杯子里倒满酒，随即便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曾书记见我还愣着，说：“怎么不喝？嗨！我今天领工资了。”

“我今天领工资了”、“我今天领工资了”，这句话久久的在我心里重复、回旋。不言而喻，今天这菜、这酒都是曾书记自个掏的腰包！这在那个大吃大喝盛行的年代，老书记还保持着晚年清廉，令人肃然起敬！

曾书记善饮也健谈，他的一言一行，没有一些官员那种故意装出来的矜持，更没有市井小人的俗气，完全是一个可以亲近的老头，一个可以信赖的师长！

我与曾书记的这次直接接触，再回顾十九年前的两次间接接触，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工农干部”的理解与认识。在一些人眼里，“工农干部”只不过是没文化和莽撞的代名词。可是，“工农干部”的那种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优良作风，那种亲民、廉洁和奉献的高贵品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具备的。

今天是中元节，我想以这篇文章来表达我对曾庆荣书记的追思，表达我对老一辈“工农干部”的追思，愿他们的那种扎根人民的优良作风和亲民、廉洁、奉献的高贵品质世代传承，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胡庆军，男，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退休法律工作者，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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