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生平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很少有哲学家像雅克·德里达那样，如此深刻而根本地改变了我们对写作、阅读、文本和文本性的理解。德里达思考的范围是惊人的。它以非凡的独创能力与原创性对当代最紧迫的一些实践和理论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文学理论、批评、精神分析、法律理论以及此外的方方面面；它对复杂的西方文化、哲学、宗教遗产及其成就、相对无言的时刻、它的排外主义和未完成的承诺做出了新鲜而又严密的精确描述；它发展出一种与哲学和文学文本的总体含义及其错综复杂的独特性，与这些文本在思想史上的关联及其持久、脆弱的未来问题相适应的新式阅读。德里达出版作品的规模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一百多本著作，包括在核心主题或论题上不间断的专著，大量的由讲座、研讨会文稿和会议发言稿结集而成的涵盖范围广大的系列文集，以及大量的局部介入，包括访谈、前言、对不同读者和思想家做出的有准备的或即兴的回应，更不用说那数不胜数的自传性著作和那些不可能用传统术语来分类的文章了。尽管德里达几乎只用他的母语——法语——来写作，但他很快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其著作也被译为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俄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多种语言。[1]

事实上，德里达的起点，相对而言，则是毫不起眼的。杰基·德里达(Jackie Derrida)[2]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南面的埃尔比哈(El-Biar)区[3]。他的父亲，埃梅·德里达(Aimé Derrida)，一家葡萄酒和烈性酒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和他的母亲，乔吉特·萨法尔(Georgette Safar)，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在前殖民时期，即在阿尔及利亚1830年并入法国之前就已经在此定居。这也就意味着，直到1870年归化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全体犹太人的《克雷米厄法案》(Crémieux decree, 即décret Crémieux)生效后，他们才有权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对此法案涉及的近110127名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据1931年人口普查）来说——跟不用说德里达一家了——这项法国公民权的嘉奖却是短暂的，因为1940年10月维希通敌政府最先引入的措施之一，便是废除《克雷米厄法案》。[4]在反犹法令的制定上，维希政府的作为甚至超过了希特勒，阿尔及利亚当局热切地把反犹法令延伸到中小学——具体表现上，就是由维希政府强加的，严酷的反犹限额：这意味着，自1942年6月起，年仅11岁的德里达，和他的许多犹太同学一样，发现自己被强行排除在国家教育之外（PC, 97; 87-8; MO, 34-7; 16-18）。直到来年春天，他才上了——至少名义上如此，虽然事实上他一直缺席——一所由一些犹太教师协助开办的民办中学，这些老师，与它们的学生一样有着相同的遭遇：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也遭到当局的强令解雇。1942年11月，当英美盟军阿尔及利亚登陆，仿佛这一切都将迅速得到改善；然而，新的法国政府，由于有着诸多支持维希政府的反犹因素，在扭转局面方面惊人地缓慢，现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前维希政府内务部长，马塞尔·佩鲁东(Marcel Peyrouton)甚至宣称，恢复《克雷米厄法案》将鼓励无公民权却占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群体提出相同的要求。[5]于是，直到1943年，犹太学生才得以接受主流的中等教育。

对德里达来说，那时的经验——后来他评论道——既令人费解又残酷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使他对一切基于种族、族群或宗教同一性的社群主义政治有着深刻的怀疑，这也表现在他总是对第一人称复数，如我们或某个我们的一部分，以这个那个更大的社群——这甚至他名义上隶属的犹太群体——为名的言说保持长久的沉默（AV, 40-7）。这同时也使德里达远离普遍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少年时代德里达的学院记录说他是一个充满了不满，总是不高兴的学生也就毫不奇怪了，他的抱负，甚至在他对卢梭、纪德和尼采（SP, 16-17）产生浓厚兴趣之后，还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或者甚至是一名演员：萨法阿·法蒂的《别处，德里达》(D’ailleurs, Derrida)（《别处的德里达》[Derrida’s Elsewhere]）中展示了一副老照片，描绘的是15岁的德里达，他拿着弓箭，扮人猿泰山的样子（TM, 96-7）！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在1948年6月第二次参加并成功地通过高中文凭会考(baccalauréat)后，德里达开始对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学术兴趣。19岁时，这一兴趣使他第一次离开出生地阿尔及尔，远赴巴黎。在此之前，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随父亲乘车旅行，基本上也就是在他们家附近，距离很少会超过200公里（C, 31, 37; 27, 32）。如果说1942年盟军登陆阿尔及利亚第一次改变了德里达的人生轨迹的话，那么，德里达后来也评述道，前往巴黎途中在马赛的登录，则是第二次（TM，95-6）。一开始，他并没有很容易地就在首都安顿下来。但1952年他终于被在法国乃至世界都极富声望的精英机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录取，哲学界与哲学界许多时代骄子，从昂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到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都在这里度过他们的早年生涯。

在高师，作为老师和同学，德里达邂逅了许多日后将凭各自本身的能力成为顶尖人物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当时已是高师重要的教职人员之一；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教过德里达一段时间；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文学批评家及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这是极富创造力的一代人，他们一起，在约二十年间，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乃至世界的哲学和理论地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德里达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旗手，继承上一代人取得的成就。因此，此后诸多讣告及颂文的作者也是他：德里达为福柯、马冉(Louis Marin)及阿尔都塞那样的挚友与同事以及该时期影响力的人物，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保罗·德·曼，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等人，写了悼文无数。在逐渐走向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候，德里达常把自己看作幸存者，也就毫不奇怪了。[6]

1954年，在高师求学期间，德里达完成第一篇专题论文，题为《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La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The Problem of Genesis in Husserl’s Philosophy)。这篇论文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在这篇论文中，德里达对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缔造者埃德蒙·胡塞尔(1859-1938)存在的一些难题和张力进行了探讨。两年后，在成功取得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资格——学衔(the agrégation，法国中学、大学教师资格)——之后，借口着手胡塞尔研究，德里达赴美并在哈佛大学当了一年的访问学生(visiting student)，德里达后来评述道，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三次重要着陆。在1957年回国时，德里达提交了与其胡塞尔研究密切关联的博士论文题目。但出于个人、政治、体制上的种种原因，这项研究计划一直没有完成，直到1980年德里达才凭他已出版著作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中，在追溯个人智识历程的同时，他也抓住这个机会对此加以解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的思考，出于本质上的原因，根本就不可能还原为论文(thesis)的形式（DP, 439-59; TT, 34-50）。

1957年，再进一步深入学术研究之前，根据法国义务兵役制度，与其他适龄的男性公民一样，德里达必须服役：这项义务，德里达是在非军事化的环境里完成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所小学里教了两年书。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动荡的两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于1954年开始并逐渐走向高潮，不久之后，根据《埃维昂协议》(Evian Accords)，这场战争以法军撤出阿尔及利亚而告终。自此之后，阿尔及利亚不再被视为是法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成为法国领土的自然延伸。（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纷纷迁回本土，其他一些像德里达一家那样忠于法语和法国文化及法兰西共和国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维希政府不同，法兰西共和国很早强调对犹太人的解放——的阿尔及利亚居民也纷纷向本土搬迁。1959年德里达也以相同的方式回到巴黎，重新投身于学术事业。在索尔邦大学任教5年之后，德里达在高师谋得职位，尽管享有国际性的声誉，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依然以惊人的谦逊在此担任讲师(maître-assistant or lecturer)的职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德里达就已经发出了有力的新声，并在出版上证明了自己强势的存在，光是1967年一年，他就出版了至少三部相互独立的研究著作：《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éne, Speech and Phenomena, 英译本出版于1973年)；《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Of Grammatology, 英译本出版于1976年)《书写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英译本出版于1978年)；接下来，在五年后的1972年，他又出版了三部同样重要的著作：《撒播》(La Dissémination, Dissemination, 英译本出版于1981年)；《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Margins of Philosophy, 英译本出版于1982年)和《多重立场》(Positions, Positions, 英译本出版于1982年)。这些原版法文著作和英语译本的出版时间并非无关紧要；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德里达在英语世界声望的逐渐上升来说，这是有用的标尺。因为《论文字学》和《撒播》直到出版十年后才有英文翻译，而更晚近的一本书，《马克思的幽灵们》，法文原版出版于1993年，使用的材料无疑部分地来源于数月前在加利福尼亚一次会议上所作的英文陈述，而这本书在第二年就有了可用的译本。同样，于1996年出版的《他者的单语主义》与《抵抗精神分析》，距英译本出版也只有短短的两年。

在1967年和1972年的早期著作中，德里达的论题涉及到许多典型(canonic)与非典型的哲学人和文学人的著述，一方面，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福柯及列维纳斯，另一方面，则是从卢梭、马拉美、阿尔托(Artaud)、巴塔耶、雅白(Jabès)到索莱尔斯，他把这些看似分离的哲学和文学写作带入近乎临界的近处(close critical proximity)，为的不是取消或淡化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复杂差异，而是要审视它们在写作、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共享的含义。如果说他在早期作品中就同时在哲学著作与文学文本中提出写作问题的话，那么，在1974年那部最引人争论也最具挑战性的著作《丧钟》（英译本出版于1986年）中，德里达又往前大大地跨了一步：这本书以分栏平行陈述G.W.F.黑格尔，19世纪傲慢的绝对知识哲学家的文选以及二十世纪公认的边缘作家之一，坦承自己“懦夫、叛徒、盗贼及同性恋”[7]身份的让·热内(Jean Genet)小说和戏剧节选并对之加以双重阅读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这里的危险之处并不在于文学会屈服于哲学或哲学会屈服于文学，与那些急于得出结论的人所持的观点相反，这里重要的是对所谓的文学与所谓的哲学之间(between)发生了什么做出解释，这也是此后德里达思想的焦点之所在。

在1968年五月的游行罢工开展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就教育体制而言，处在一个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剧烈极化的时代，尽管德里达就事论事地把自己的激情限制在五月的种种事件（本身）之上，但在随后保卫哲学学科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续任的保守政府（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对哲学发动了进攻——的运动中，他还是扮演了主角。重新思考哲学与大学体制的关系并在中高等教育中彻底改造哲学教育的体制基础，在德里达看来，是很必要的。这些关切在德里达那里既是即时应景的，也是持久的，并在1974年发起Greph（Groupe de recherches sur l’enseignement philosophique或Philosophy Teaching Research Group，即哲学教学研究小组），1983年建立国际哲学学院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际哲学学院，作为哲学与人文科学创新性思维平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在法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同事萨拉·科夫曼(Sarah Kofman)，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以及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一起，德里达参与出版了——先与Aubier-Flammarion出版社，后与Editions Galilée出版社合作——“事实哲学/哲学实在”(“La Philosophie en effet”，勉强可以为”Philosophy in deed”)书系，该丛书乃是学科新方法的重要出口。这些创举并不限于法国本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迹象表明，德里达已然获得国际性的声誉。譬如说，1976年，《论文字学》就已经有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一本，作品的普及使他不断被邀请——德里达因此而成为美国的常客——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埃尔文大学及其他高校讲学（包括讲演和主持研讨班）。1979年，他在英语学界的突出地位在他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合著的《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中得到充分的表达，然而，这本书的题目却不幸地使德里达的著作被贴上了一个他从未承认却总是被提起（德里达的作品因此而总是被还原为“解构”）的标签，至少，它使部分读者产生了这样的错误印象：德里达的作品总是可以简单地还原为某一类型的文学批评在哲学文本上的应用。
辩论、争论乃至论战因此而起——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这些争论大多一知半解，并为专业的评论家门极易误解他们读到（或根本不读）的东西这一事实所确证。

德里达的智识历程显示出许多不妥协的、悖论性的忠诚之力。一方面，对以天主教为主的正宗法国文化来说，德里达经常被视作外人，这也许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先在国外收到赞誉，继而才，可以说，在故土获得承认。另一方面，与拒绝理性、明晰性和批判性辩论（理性批判作公开讨论）的启蒙命令相反，德里达对边缘化和他在主流法国文化中的偏异位置的回应，是用激情与承诺来拥抱（整个）欧洲的哲学传统，即使这意味着——这事实上也是必然的——使这一传统想起它自己的过去，并逆着这一传统自身广为接受的教条来阅读它。为了以外来者的位置来保持忠诚，德里达很快就意识到，成为内部的人是必要的——这不是宣布要放弃外在性，而是为了在外部本体或非本体地(properly-improperly)归属的中心对其进行替换。这项任务的挑战就在于，在意识到为确保哲学传统本身不想当然地接受某些结论，就有必要探究该传统中为他所继承的一切批判性资源的情况下，为揭示歧见（而不是促成共识）而寻找一个位置，或者最好这么说，为揭示歧见（必须）寻找一个无空间的位置，它同时外在和内在于哲学传统，既作为受欢迎和尊重的客人，又作为拒不服从的异质的身体而存在。因为传统，绝不是同质性的，它绝不会与自身同一；在它身上布满了数不胜数而又未被言明的假定和间断性，内部的矛盾与张力，不能解决的悖论，失误，沉默，不在场以及，种种拒斥；所有这些，都必须被寄送出去（得到明言），但对此唯一的证据，如隐藏的家庭秘密一样，只在于此家族自己的历史档案中。

结果便是忠诚又不忠诚的强硬的双重立场。在任何情况下，真正地忠诚于对过去的遗产都是不可能的，德里达也意识到了这个悖论。如果我一丝不苟地仔细抄下《哈姆雷特》的开场，不增一字也不减一字，这看起来就是在呈现一个纯粹忠诚的姿势。但事实却非如此，这（此举）本身就是不忠，因为我做了《哈姆雷特》的作者和文本绝不会做也绝无能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去做的事，在此情况下我会发现自己既背叛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字，又背叛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精神。[8]无论如何，要另有作为，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除接受我背叛的必然性外别无选择，这样一来，唯一的问题就只在于我如何承受背叛的重负，我如何因此而选择或被迫去创造我与这部戏剧的关系，这也是无论何时在我阅读或观看这部戏剧时所发生的（所必须做的）。

这个悖论绝不是精选的(rarefied)；它全然是陈腐的(banal)，必须得到每一个登上舞台的表演者的重新审视，而且像丹麦王子一样，每一次，都奉命对父亲阴灵的言语做出回应。生存还是毁灭，正如德里达通过引用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来暗示的那样，首先是继承问题（SM，93-4；67-8）。但所有的继承都必须断裂，而时代，则总是脱节的。过去存在，必须对过去表示敬意，这只不过是因为，没有传统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是谁（没有能力言说自己的存在），也因为一切忽视传统的人都只会以重复传统而告终；未来存在，（但未来）不可预见，不可预测，也不可计算。德里达认为，除对过去和未来做同等的回应外，别无选择，即使这意味着必须正视无穷而永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此困境，德里达自己的回应不寻常地结合了宽容与警惕，开放与怀疑。对德里达来说，不抹平、综合等式的双方——过去、未来——或二者彼此还原，是至关重要的。他一生的承诺，不论在智识上产生了怎样的后果，都出自尊重和确认差异、分歧、独特性的需要。他最后的几次访谈之一，就在他去世之前不久刊登在《世界报》上的那次访谈中，德里达对欧洲民主概念这一暧昧的政治遗产进行了思考，民主的命运总是残缺的，但继续确证民主的承诺，德里达坚持，却是绝对必要的。对思想乃至思想者自身而言，这份艰难的遗产及其蕴含的意义不可逃避。“的确”，德里达承认，“您总是会在我这里又碰到这个举动，对此，我没有最后的证明，除非是我，是在我所在的地方。我向我自己开战，是这样，您不可能知道——超出您的想象——我说的事情的矛盾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些事情可以说处在真实的张力之中，给我教益，使我生存，也将让我死亡。”他意识到，这场斗争不能也不会终结。“这种战争”，他补充道，“我有时视之为令人恐怖的痛苦的战争，但同时，我知道这，就是生活。我只有在永恒的栖息中才能找到和平。因此我不能说我承担这种矛盾，但我也知道，这是让我活着的、让我提出问题——恰恰是你提醒的，即‘如何学会（如何学习并教授）[Comment apprendre]生活?’（cf. SM, 13; xvi）”（AV，49）[9]

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事实在于，当（导论）这样的著作选择或被要求来处理——首先描绘思想家的生活，其次再探讨他或她的作品的时候，生活与作品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想当然的。生活与作品是分离的么？还是说生活本就是作品的一部分，又或作品从属于生活？对某些批判家来说，生活就是那为作品所表达之物，另一些批判家则认为，是作品，在表达生活。对另一些批评家来说，作品只是因为导向生活、回归生活才是有效和有价值的，其他批评家则认为生活本身与作品毫不相干。这些，在文学批评的一些分支中，是重要的争论。但从德里达的观点来看，在生活与作品被思考为彼此对立的存在的同时，对此关系作何解释，是无关紧要的。

为把握此处的真正危险，也许，有必要采用相反的策略并开始对连接生活与作品之物进行思考。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为生活与作品所共享的，是与死和死亡(death and dying)的关系。死是生的极限，边缘，前线或边界，没有死，生也就不成其为生，但我却不可能本体地认识或知晓死亡，因为要这么做我就必须经历、超越死亡再复归（生活）。如何最好地终结一个生命尚有指南可寻，但死的经验如何，却是无章可循，因为死超出了经验的可能性，反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死亡和杀戮这样的事件在虚构的作品中才得到突出的表现。我的生活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仅仅是因为我知道（或忽视），某种程度上说，我不知道，也许明天，后天后者大后天我将死去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总是属于未来，死也就不为我所亲近——对我来说，死是不可企及的。没有什么比死更属于我了，但是我永远也不能宣称，死在本体上归属于我。

一眼看上去，没有什么比写作更难的了。但是，写作在场时又发生了什么？此时发生的是：（生活）留下了痕迹，在纸上、光盘上、蜡像上，又或在海水打湿的沙滩上，痕迹一旦铭写下来，它也就便脱离我而（独自）存在了，它也必须脱离我而（独自）存在，因为若不如此，它也就不成其为痕迹了。因此，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是一个生活着的人写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一旦这些文字脱离我的指尖而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它们就不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不再为我一人所独有了）。在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它们的作者可能早就已经死了（谁知道呢？），也就是说，正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我的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刻）就已经铭写在这些文字里面了。在你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这个问题与我可能已经死了的可能性相比，就我在某种意义上近乎死亡，对那些文字来说我近乎死亡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些文字虽（我希望）仍为我所原创，但对这些文字，你们也有随意阐释的自由。

因此，为理解生活和作品中的危险，就有思考死亡的必要：不要把它看作残酷的必然性，相反，有必要把它视作一个深不可测的难解的谜，证实死亡，永远使我与自身分离。人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生活，为什么要写作？但这样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生命的目的，如果存在的话，就是生活；而写作的目的，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与生活类似的某种状态：写作。当然，这并没有简化什么。它所做的无非是重新确认一与他(one and the other)无边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由于（遵循的是）继承的逻辑，与对过去和未来的债务时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存在个人或群体为过上美好、体面或可敬的生活而择取服从的伦理-道德或宗教戒律的同时，能教人如何生活，使学会如何生活成为可能的法则却是不存在的。生活的界限，一如写作的界限，不可能预先得到决定。

那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我无法继续”，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无名者》中的叙事者答道，并且，他不停顿地继续说道“你必须走下去，我要走下去，你必须说话，只要还有话可说……”[10]当被法国《解放报》记者问道为何而写作的时候，贝克特的回答简洁明了，不带动词也不带人称代词：“只好这口(Bon qu’à ça)”，也就是说：“除此之外别无所好”，“只精于此道”，“除‘只好这口’(B-K-S, Bon qu’à ça的读音简写，也与贝克特的签名BecKett, Samuel字母缩写暗合——中译注)外别无所好”，在此回答中，读者可以辨识出一个隐秘签名的大概。[11]如此判断所暗示的那样，和德里达一样，贝克特也意识到了，自己是一名幸存者，即法国人所说的续存者(survivant)——只要文字还同时在活到以后，活到未来的意义和超出生命界限的无限存活的意义上被阅读，就像德里达在论文《继续生活》(“Living on”)中所做的那样。“嗳哟，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O day and night, but this is wondrous strange)”，霍拉旭(Horatio)插嘴说道。哈姆雷特则提醒他：“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德里达看起来也同意这点。尽管如此，对德里达在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长期介入中部署的令人吃惊的批判的思想武库来说，奇异之处犹有过而无不及。最最重要的，也许是，尽管他的警惕是确实的，但德里达的思想却无消极之处，相反，这种思考为一种压抑不住的肯定未来的（关于未来的肯定）思想所承载：这种未来不是延迟的此刻，也非（受制于）事先的计算、规划决断——这样的未来根本就不是未来；相反，这是一种无法掌控，或者说不可管理的，尚处在来临中的（将-来[à-venir]，正如德里达用法语的未来[avenir]所能表述的那样），作为威胁或承诺的未来，对这种未来而言，说出来者为何物（说出这种未来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倘若没有这种未来，一切文学、政治、写作、他性和创新也就变得不可能。对德里达来说，这种别样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只不过是：对生活(本身)的另一种表述。

事实也如此，在德里达生命终结的时刻（无时间的时间）——2004年10月9日——到来之前不久，与他为许多在他之前去世的朋友们所做的那样，德里达也为自己亲笔撰写了一份将在葬礼上宣读的悼词，这份悼词以引文的形式出现，用的是第三人称，在知道他不可能到场发言或聆听宣读的情况下，以这样的方式来撰写自己的悼文是安全的；然而他的文字，这些早已脱离了作者掌控的文字，却仍然具有见证独特的生命之谜的力量或孱弱。因此，德里达辞世三天后，按规矩由他的儿子皮埃尔宣读的这些文字，也就是德里达告别的话（临别之语）：

雅克不想要典礼和纪念演说。根据经验，他知道对于承担这个工作的朋友来说，这将是怎样一个痛苦的经历。他要我感谢你的到来并祝福你。他恳求你不要悲伤，只要回想他有幸和你共度的那些美好时光就足够了。

[英]莱斯利·希尔 著 王立秋 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