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自我阅读之中的阿尔都塞

［英］柯林·戴维斯
赵文 译

一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之间，路易·阿尔都塞或许是法国——可能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最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往往与一系列概念和术语联系起来：认识论断裂、过度决定、无主体的过程、症状阅读、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他的理论大厦由于无法说明1968年五月事件而受到了削弱，并且，阿尔都塞后来也进行了自我批判和部分的理论修正，暗中抛弃了他自己的理论主义，而且不仅未能与法共决裂，也未能安然地留在党内，这些都使他的理论大厦进一步受到质疑。1970年代晚期，阿尔都塞主义作为耗尽了的力量基本上烟消云散，阿尔都塞本人因对他的党进行了正面攻击而 “实际上终结了” 自己的事业 。接着不久他就进入了人生最可怕的时期。1980年阿尔都塞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之后在精神病治疗机构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接受了多年精神和心理治疗之后，于1990年在相对的寂寂无闻中死去。身后发表的自传《来日方长》（1992）展现了他的心理紊乱，这是他生命和思想中一个黑暗的部分，它也使他的思想成就在其犯罪和疯狂相形之下变得不可信任。这是一段凄凉的故事，也许还是一部道德故事，可资说明“马克思主义之死”和理论的贫困。
但是，故事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述。阿尔都塞的学生、朋友和合作者艾蒂安·巴里巴尔曾经描述过自己在1979年阅读一篇文章草稿时候的感受，在那篇文章中，阿尔都塞重复着两种表达和观点，它们早在十五年前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被使用过了。在这两篇文章中，阿尔都塞用同一种论点和公式来论证截然相反的结论：拉康是弗洛伊德忠实的阅读者，拉康用自己的理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是有关无意识的科学，那些偏离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人之所以偏离为的就是建立有关无意识的科学 。这说明了阿尔都塞的思想姿态当中存在着一种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冲动，这一冲动也许比任何具体概念或论点更具有重要性。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从巴里巴尔的解释来看，阿尔都塞的晚期思想表现为对自我解构的一种系统性追求（或自我解构的操演），好像阿尔都塞被对他自己以前的理论立场的系统性毁坏和破坏的旋涡攫取了似的 。从这一观点来看，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之死与其说是某种思想规划的失败，不如说是竭力自我取消这一努力的实现。甚至阿尔都塞的妻子埃莱娜的被杀，他的疯狂和沉寂，这些现在都能通过他希望从自己的叙述中抽离消失的这个方面而得到理解（多亏了《来日方长》所提供的证据）。
因而将相互对立的叙述用于解释他的生活是否有效，这就成了理解阿尔都塞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些叙述形成的意义是易碎的，是不确定的。此外，意义问题也是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始终的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他要竭力让自己的文本和生活变的有意义，尽管他面临着所有这一切显得是无意义的。最为特别的是，他身后发表的自传《来日方长》竭力找到他自己生命的连贯性，在此过程中他回顾了他的过去，特别是他对妻子埃莱娜的谋杀。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又因他自己供认的疯狂而更显复杂，他的疯狂进一步使自我理解的问题复杂化了：我们作为读者如何努力对一个疯狂者所解释的自己生活的意义加以理解？而且，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极端紧张并未限定在阿尔都塞最后的那些文本范围之内；甚至他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也涉及这个问题：如何确定其中的有意义的部分，如何使我们自己与这有意义的部分发生关系。本文将要讨论阿尔都塞作品以及由这些作品提出的意义问题，首先考察《阅读〈资本论〉》中的阅读理论，进而讨论他一组论精神分析文章中有关移情的论文，最后考察他的《事实》和《来日方长》两部自传的情况。

二
作为马克思的阅读者，特别是通过1965年的两部重要作品《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之作者而出现的马克思的阅读者，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基本关注点就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基本关注点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要在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规划中区分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这使他们在研究各自关注的文本之时，全神贯注于文本文字，而又不对文本文字做奴隶般地使用；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马克思或弗洛伊德仍部分地陷在与他们的作品发生了关键性断裂的传统之中，他们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所以，阿尔都塞提出了问题：马克思本人从未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马克思本人未曾彻底阐明却已使之成为可能的理论革命是什么？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可以为此问题提供部分答案。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独到之处在于，它为理解意识形态（它本身也属于后者的一部分）提供了适当的手段，它来自意识形态，而且像其他一切人类活动一样，它属于意识形态，但它还是能让意识形态如其所是地被察觉的这样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因而既是来自某处的视点（它属于它所观察的东西），又是无所依待的视点（它看到所有事物）。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种成问题的立场会在阿尔都塞的自传里面得到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复制，在自传中，对自身的起源和形势加以理解的说话声音所具备的那种能力既是充满力量的又是不可能的。暂时重要的是注意被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大写）理论（阿尔都塞有时候就这么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权；只有它才能进行中介和理解，并且超然于其他事物的掌控。齐泽克对此曾说，这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家的精英主义，它使理论家能‘代表’大众‘发言’，声称了解有关人民大众的真理” 。
自然，这种理论家的精英主义使得阿尔都塞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了一个可疑的角色。在现在这种语境中，最迫切的是这一难题（它将再一次在阿尔都塞自传中重新浮现）：某人或某机构如何能谈论有关他者的真理。因为，不仅仅是理论家使自己占据了代表大众发言、谈论意识形态而又不使发言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损害这样一种位置，而且阿尔都塞本人也使自己占据了代表马克思发言——正如《保卫马克思》标题所示——的位置。由于马克思从未阐明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他的文本就需要阿尔都塞的阐释来得到补足，从而使已经存在在那里的，但也是以混乱的形式存在于那里的东西，甚至是其创造者也往往不留意的东西，得到完整呈现。在《阅读〈资本论〉》第一部分“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当中，阿尔都塞阐明了一套阅读理论，该理论对作为马克思阐释者的他的地位进行了说明。他称我们要重获对人类行为意义的理解能力，多亏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怀疑大师；而特别重要的是，他这样称赞弗洛伊德：

我们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才对听、说（或沉默）的含义产生怀疑；这种听、说的“含义”在清白的听、说的后面揭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即无意识的语言的明确的深刻含义。现在我敢说，我们只是从马克思开始，至少是在理论上，才对读和写的含义产生怀疑。
（《阅读〈资本论〉》第6－7页）

对弗洛伊德的致意先于对马克思的说明，尽管不论怎样马克思都是早于弗洛伊德的。这一事实或许暗示只有通过弗洛伊德的革命，马克思的革命才能得到理解。上面引文有一处脚注，通过这一脚注向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阅读表达了特别的敬意。也许令人惊奇地是，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精神分析才是理解马克思作品的关键性话语，因为只有精神分析才提供了这样的洞见：未被说出的东西赋予已说出的东西以意义。马克思察觉了这一原则，但未能像弗洛伊德和拉康那样清晰地表达出来，阿尔都塞作为阅读者而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所做的解释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最初，马克思还秉持着宗教性的阅读神话，这种神话“将书面的语言变成直接、明显的真理，把现实变成有声的语言”（《阅读〈资本论〉》第7页）。在这种神话看来，文本——甚至历史本身——是表现性的，它就好像一种声音，Logos通过这声音、文本表现自身，阐释者只需要正确地对声音的表达加以聆听就可以了。马克思在与这种阅读观念彻底决裂之后，他的原创性才开始浮现出来：

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差别的哲学，而这一切归根结蒂是在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的过程中完成的：《1844年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一下子就透过人的本质的异化直接读出了人的本质。相反《资本论》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即现实固有的间隔。这些距离和间隔体现在《资本论》的结构中。这些距离和间隔使它们自身的效果是不可见的，并使它们可被直接阅读这一幻想达到其效果的顶点和终结：拜物教。
（《阅读〈资本论〉》第8页）

读者不能拜物教式地崇拜文本的显在内容，而是要寻找文本说出但未意识到的东西。关键的是，阿尔都塞还在阅读文本和掌握历史的意义之间建立起来某种联系。这两种场合无论哪一个，都不存在可以使阅读工作达到终结，或者说可以立即得到理解的声音和信息。意义与其说是不存在事物所产生的效果，不如说是存在的事物的实现。
所以，为了表述真理——人民群众的真理、历史的真理、文本的真理或马克思的真理，就必须了解真理不是主体自己揭示出来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阿尔都塞在《资本论》中提取马克思作为一个阅读者的实践；并且很特别地是（这点预示了而且或许影响了德里达后来提出的有关阅读的“双重科学”），他谈到了马克思的双重阅读（《阅读〈资本论〉》第10页） 。一开始，马克思通过自己相对晚近的视角去阅读他的先行者的文本（比如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同时根据他确信自己清楚地看到的事实去修正前辈作家的错误。这是争论性论述的典型步骤，但是它在马克思那里还伴随着第二种彻底不同的阅读方式。马克思证明了他的前辈没能看到的东西，并且还证明了已被看到的和未被看到的东西之间的结构性互相依存关系，证明了这二者是如何相互蕴含并依赖的；他找到了对意识形态条件加以理解的手段，而决定了已被看到了的东西之可见性和未被看到的东西之不可见性的正是意识形态条件：“因此疏忽是没有看人们看到的东西。疏忽与对象无关，而与看本身有关。疏忽是与看相关而言的疏忽，而没有看是看所固有的，是看的一种形式，因此同看必然联系在一起”（《阅读〈资本论〉》第14页）。
马克思的第二种阅读方式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症状阅读”（lecture symptomale），这种阅读“把在所读的文本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在该文本中发现一个“第二文本”，后者“通过第一文本中的种种失误而得到表现”（第23页）。对症状和失误的提及一再地表明阿尔都塞想到了精神分析，他就像这样一种读者，通过文本的沉默、空白和压抑而追索着文本的意义。马克思对斯密的考察方式使阿尔都塞得以勾勒对马克思的考察方式，阿尔都塞及其合作者们在《阅读〈资本论〉》中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我们只是力图把那种“症状阅读”也运用到对马克思的阅读上。这种方法使马克思在斯密著作中读出读不出来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用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这一悖论所包含的看不见的问题性，来衡量他开始就看见的问题性。
（《阅读〈资本论〉》第2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新颖性在于，它既了解意识形态又了解它自己在意识形态当中的位置。马克思较之亚当·斯密先进的地方，比方说，就是他能够看到斯密的话语中暴露其真实含义的空白。可是马克思本人却不完全知道他的理论革命，因此他自己文本本身也适用于症状阅读，就这个提法而言，它乃是阿尔都塞进行的某种概念改造，为的是把已然存在的、但未充分理论化的东西变为概念。然而，“症状”已经最终被追溯到了它的根本病灶这一期待却落空了，正如阿尔都塞承认自己在抽丝剥茧的解释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斯密的意义将在马克思那里被发现，马克思的意义将在阿尔都塞那里被发现，以此类推，阿尔都塞的意义则将在别处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症状阅读的意图似乎是要限定意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向别人说出真理的独一无二的能力进行说明，然而，其效果却也使得意义得以开放，使之进入了永无止境的增补过程之中。对文本当中出现的裂隙和空白所做的辨认只不过使这一点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阿尔都塞通过给斯密的文本嵌入省略号的方式，提请注意斯密那里未被思考的东西：“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阅读〈资本论〉》第15页）。阿尔都塞没有以循循善诱的方式解释劳动的价值，而是直接点明斯密的公式词不达意，因而未能质疑该公式关键词项的涵义。但明确断定哪里是空白哪里又不是空白，这是不可能的。句子可以以无数不同方式被重写，每一种写法又都指向一种不同的空白：“……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所必需的价值。”我们必须知道一段文本包含着多少空白，否则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是否掌握了这段文字可能的意义；阐释者的文本总是可以被进一步症状阅读的，因为文本自身必然包含着不可胜数的空白。
症状阅读并不提供掌握意义的钥匙，相反它坚称意义是被生产的，是处于过程之中的，而且是不稳定的，也不是单数的。此外，误解和误认与它们的反面一样同属于（或较之于它们的反面更属于）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阶段，阿尔都塞不断地说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项无终结的规划。《阅读〈资本论〉》当中收入的几篇论文都是“未完成的，仅仅是阅读的开端”（《阅读〈资本论〉》第 3页），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许是马克思的所有文本——乃是这样一片森林，人们可以以无穷的方式进入它：“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阅读〈资本论〉》第5页）。读者不像侦探那样开始他们的阅读，后者可以通过种种迹象而找到原因，并能确定地说文本缺乏自我理解。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不是单边性质的，也是不稳定的。阅读更像面对面的一场精神分析，在此过程中意义在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曲折回环地滑动，而且这种阅读也许因为无数可能的新联想而永无终结。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涉及，以及对精神分析词汇的使用已经暗示了即便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之中也存在的、精神分析模式的理解（误解）；在“论移情与反移情”一文中他讨论了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详述了阅读以及意义生产的这个方面。

三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形成的早期阶段将移情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的复萌以及它们向分析者的转移使得这些情感能得到辨认，进而得到疏导和清算。然而，如果说弗洛伊德用了相当篇幅谈论过移情的话，他却对反移情，对分析者对被分析者的移情作出的那种无意识反应，保持着沉默。不管反移情这个术语有多么可疑，拉康确乎明确承认了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欲望的复杂纠缠。对被分析者来说，分析者是“假定知道的主体”，是对大他者的无意识欲望的投射——只有大他者才会具有我所缺乏的有关我的知识；同时，在移情理论中被承认的欲望则是分析者自己的欲望。 所以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互为对方无意识的表现，二者通过大他者而被绑定在同一个舞台之上，在这里二者谁也没有掌握真理。就分析的情境而言，分析者和被分析者谁也不可能对他者，即对方，有最终的认识，因为双方总是在移情和反移情的此消彼长之中无休止地纠缠下去。问题是：谁人掌握着他者欲望以及大他者欲望的钥匙呢？拉康在对分析者的欲望可以在移情中变得清晰可见这一点予以承认的同时，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例外说明：“除了弗洛伊德” 。在这里弗洛伊德享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不仅仅是假定知道的主体：“它不仅是假定知道的主体。他掌握着并且给予我们这种明确的知识，不可毁灭的东西被说出了，因而它们要受到一场质询，就此而言，人们可以叩问它们——这场质询迄今为止还未被穷竭” 。与其他分析者不同，弗洛伊德既是假定知道的主体，同时又是真正知道的主体 。弗洛伊德是怎样占据了这个非凡的位置的？这正是阿尔都塞在“论移情与反移情”一文中要解答的问题。
正如我们看到的，文本性和可理解性难题将在阿尔都塞的晚期作品当中占据统治地位，故而意义的问题既在他的文本中提了出来，又作为主题得到了讨论。阿尔都塞这篇论移情的文章写于1973年，在他去世后发表。本文是他作品中相当特出的一篇。在“论移情与反移情”的首页，阿尔都塞一开始就着手瓦解自己这篇文章的论证能力。他提请读者注意此文形式借自斯宾诺莎的“几何学顺序”（more geometrico），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它的确使作者的思想变得难以理解”（《精神分析文集》第177页）。其理论效力和政治效力恰与其不可理解性直接相应。从而，阿尔都塞坚持说较之意义他宁选择效力：“如果读者意外地感到他理解了，那么他应该相信：他没有理解任何东西，因为不存在可被理解的任何东西”（ 《精神分析文集》第177页）。尽管这样告诫了，阿尔都塞还是建构了一种复杂性不断加大的论证。他的前提是：移情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两人之间的任何关系之中，A与B双方总是相互移情。当A是分析者之时，这种情况就变复杂了。B对A的移情继续发生，但是移情不再是相互的了；分析者必须控制对他或她对之进行分析的对象的移情。这种对移情的控制是可能的，因为分析者总是已经经过分析了的，也只有已经被分析过了的那些人才能成为分析者。为了成为拉康所说“假定知道的主体”，分析者必须采取中立的立场，只有成功地经过了精神分析的人才能得出这种中立立场。但紧接着出现一个问题。尽管拉康肯定弗洛伊德占据了一个例外的位置，即他不仅是假定知道的主体而且是的确知道的主体，但阿尔都塞不允许这样的例外。要控制自己的移情，弗洛伊德本人自己必须已经受过分析。而这场分析是怎么发生的呢？阿尔都塞说，弗洛伊德是在不知不觉间得到分析的，也许是不经意间通过弗里斯而得到分析的，那时弗洛伊德正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但是，弗洛伊德是从哪里得出精神分析学说的呢？是从他的（大部分是女性的）患者那里。也许在他们那里弗洛伊德发现了与自己神经症相关并促使他有了自我分析的动机的某些东西。

即便我们返回我们的情境，即B让自己在A那里得到分析，未被分析过的被分析者让自己在已经被分析过了的某人那里得到分析的情境，这种情境，mutatis mutandis［已作必要修正］也无法为我们重构弗洛伊德接待他第一批患者时的情境，是吗？在某种程度上，分析者借助进入分析的患者而使自己进入对自己幻觉的分析之中，我们能这么说吗？这种情境是例外，抑或相反，是分析中的家常便饭吗？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
（《精神分析文集》第183页）

阿尔都塞进而主张，弗洛伊德进行了自我分析，这导致了一个暂时性的双重结论：

在这儿我们保留两个暂时的发现：所有分析都是自我分析，分析者A并不仅是就他的被分析者的移情并通过这种移情而进行工作的人，并且最关键的恰恰是被分析者在分析中“起着作用”；所有的分析者通过他对患者的分析“工作”而（不断）继续着对他的分析，因而一切未被分析的人都有助于分析者的分析。
（《精神分析文集》第184页）

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反移情与其说是精神分析过程中后起的现象，不如说它实际上是该过程的基础性契机；通过这种一开始就存在的反移情，被分析者被调动起来成为给分析者的自我理解提供本质性帮助的贡献者。在看到无意识在精神分析情境当中无处不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赞同拉康，但他不让弗洛伊德成为例外。精神分析的奠基性举措，即弗洛伊德通过他对其患者的反移情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而这一自我分析在后续的分析中不断重复。“知识来自何处”的问题通过所有这些可见的形式就这样被扭曲了。所有分析都是自我分析，然而自我只能通过大他者的中介才能被认识；而意义来自大他者-分析者，但是大他者-分析者的知识来自被分析者；假定知道的主体所知的无非是假定的无知主体已经告诉它的东西。这样一来精神分析情境的全部范围就取决于这样一种传续活动，每一个参与者都在他者当中、在大他者当中发现总是已经属于自己的知识，并为他者、大他者提供帮助以形成永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知识。对知识的占有同时既是得到肯定又是受到拒绝。我之所有来自大他者，并且来自大他者的东西确乎是我的又不可能是我的。
这种复杂性进一步体现在其文本的物质性层面。这篇论移情的文章，其更早版本的标题是“失礼小手册”，此文原本由阿尔都塞署着他的分析者勒内·迪阿特凯内（René Diatkine）的名字，并寄他阅读。在《来日方长》当中阿尔都塞记录了迪阿特凯内的反应，以及他对其反应的反应：“他读了这篇文章后，冷淡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很久以来人所共知的事情。我听了非常恼火，对他更多一分怨恨”（《来日方长》第174页）。文本明显一下子变为了精神分析过程，尽管后者也就是前者的主题。分析者既是它的作者（即便是它的虚构作者）也是它的接受者，同时阿尔都塞纯粹成了这样一种中介——分析者总是将这个中介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但是这位患者也因其献礼的被拒绝，因其传递给分析者的信息被贬为不言而喻的陈词滥调而受到了伤害（“非常恼火”）。阿尔都塞使自己看上去像个要给某位成年人留下印象而又非常可怜地遭遇失败的小孩子。他对承认的要求被否决了——因为分析者对爱的一再拒绝，阿尔都塞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也感受着这种拒绝。这一切进而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有关移情的这篇文本也是移情过程的一部分；其意义既可以在它所含的论点当中找到，也可以在（假借分析者之名虚构地）发给（真正的）分析者的信息当中——即在文本的物质存在当中找到。
精神分析情境中知识来源的问题，进而也关乎《阅读〈资本论〉》开端所讨论的阅读难题。分析者与被分析者间的关系类似于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期待读者（至少是期待读者之一）是阿尔都塞自己的分析者，情况更是如此。像《阅读〈资本论〉》中的情况一样，“论移情于反移情”一文中读者-分析者从来就不是看到并知道文本-被分析者真理的人，因为他或她从一开始就只处于过程之中，只是进行着意义的生产。读者于是就像面对第一个患者时的弗洛伊德：对他所认识的或探询的东西还没有意识，仍吃惊地——并且机警地——在他患者这个谜当中寻找他的答案。但是，“谁能道说大他者的真理”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阿尔都塞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以代表人民大众谈论人民大众的真理，或是代表马克思谈论马克思的真理，即便如此，文本中数不清的空白、沉默和省略、文本与读者或分析与分析者的交叠、总是必需有补充性观点才能填补的空白，所有这一切证明没有谁能代表谁说出最终的真相。我只知道大他者告诉我的，而大他者也只知道我所告诉他的。
与所有这些相应的那种写作实践，趋向于写出难于辩读和无法编辑的东西。在出版阿尔都塞遗稿这项英雄式的计划当中，我们能看出编者在试图给这些游走于意义边缘的文本确立清晰而可理解的形式之时是多么恼怒。编辑填补空白、修订错误，恢复删除部分，并在同一些段落的不同版本之间权衡比较。可理解性不断地“受到损害” ，好像文本的最初版本或未来版本、理想版本能免于这些过于经常出现的缺陷似的，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文本读起来令人如此迷惑——也令人如此激动。一篇相当长的打字稿有一份几页纸的导言，就其所呈现的顺序而言，该导言毫无意义，因为其中一些内容涉及正文已经放弃的另外一版本；而同一写作计划的还包括一些“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断片”，编者最终没有将它们编辑出版（《哲学和政治论文集》第二卷第434页）。另有一篇文章就其现有形式而言是无法出版的，因为该文包含多处雷同段落、突然的终止，甚至一句话中也插入了好几页纸（《哲学和政治论文集》第二卷第533－534页）。编者尽最大努力“改正”这些“缺点”，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取胜无望的境况：要么不出版，要么伪造文本。要使编辑计划成为可行，编者则不能认可以现有形式保留阿尔都塞留下的作品，然而即便将这些作品编辑成可理解的形式，这些文本中仍然有一些本质的、关键的东西付诸阙如。无从确立遗稿的意义与阿尔都塞竭力确立意义同时又竭力瓦解意义相关；其作品被瓦解的可理解性乃是疯狂在文本层面的体现——也与无法确定并明确表达自己的声音相关，这种被瓦解的可理解性直到1990年阿尔都塞去世之时一直都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中心主题。就现象而言，他竭力在文本中制造明显可见的空白，这类空白也是他曾努力在马克思作品当中追索的，这么做并非为了使自己文本内涵的原理更为清晰地显现，而只是为了让使明确意义生产成为不可能的东西占据自己作品的中心。隐含的空白成为了其文本的显著内容；而任何人声称能为别人代言的那种方式被彻底被这一点打消了：理论家不可能为人民群众代言、马克思不可能为斯密代言，阿尔都塞不可能为马克思代言，分析者不可能为被分析者代言，读者不可能为文本代言。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要看一看，谁为谁代言，谁决定着谁的意义这一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在阿尔都塞的自传写作中表现出其最尖锐的形式的。

四
在《来日方长》当中，阿尔都塞对唯物主义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不要再自欺欺人”（《来日方长》第247页），不误将虚构当成真理。但是他也意识到，自传的写作计划是一次给出多重叙述的操作，这些叙述为生命赋予意义的表象。他一再提及après coup这一精神分析词汇，这是对弗洛伊德所说Nachträglichkeit（事后性）的法译，某事件借这种事后性，依靠后来发生的其他事件而获得某种意义 。由于深通精神分析，阿尔都塞明白事件不仅只靠自身表明意义；它们只有在与其他事件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这样一来，“不要再自欺欺人”既是唯物主义者的律令，也是他的一个不可能的梦。不信任故事与必需故事之间的紧张，在他这份文本所透露出的自我阐释当中得到了反映。阿尔都塞意图建立一个自我理解的层面，它无可辩驳，不给读者留下自己推测的余地。阿尔都塞声称给出了“能让大家了解我的所有情况”，以期让那些自认为能对他说三道四的人噤声：

因为这一次所有的记者和传媒界人士都将如愿以偿，不过大家将会看到，他们不一定因此就感到满意了。首先因为这跟他们毫无关系，其次因为就我所写的内容，他们能做什么补充呢?加点评论?但是评论是我自己做的!!
（《来日方长》第236页）

这个段落表明了在阿尔都塞对假定知道的主体的斗争的胜利。他憎恨让别人占据自己的位置或盗用自己的形式去谈他自己所无法控制的有关自己的那些观念，这种憎恨通过断言对自己文本的揭示支配权而得到了平复。他还提到“我的愿望终于登峰造极了：单枪匹马力敌众人”（《来日方长》第209页）。他希望成为自己作品和自己历史的意义的主人，从而至少成为他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体，不再是对自己本己位置予以否定的欺诈和诡计的傀儡。但另一方面，巨细无遗的自我说明也许看上去有点太引人注意了，乃至其过度性令人产生疑虑，使人怀疑似乎还有更多东西未曾说出。在拒不接受大他者为其赋予意义的同时，文本也召唤大他者的共谋和承认。只有当自我和大他者的旨趣能达成一致之时，阿尔都塞的真正声音才能得以传达。阿尔都塞提出要偿付“我欠读者的债务，因为这是我的义务”（《来日方长》第182页），稍后他再次承认这笔债务：“这个问题，首先对我个人，此外对所有我的朋友和读者，即使不做解释，至少应该做些澄清的尝试”（《来日方长》第253－254页）。意义是为自我和大他者欠下的一笔债务。另外，这篇文本看上去就像一个封闭的循环圈，在其中叙述者只说给自己（“首先对我个人”），但是这个封闭的循环圈要运动起来就不能把读者的承认封闭在外边——实际上那正是它需要的。在这里暗含的阅读契约之中，即便叙述者宣称自己的解释控制权，但读者-大他者一直在意义生成过程之中占据着权威位置，因为文本召唤乃至哀求读者对叙述者的解释予以承认。这笔债务是欠自我的，但它被偿还与否只要看大他者是否承认它是一笔债务。尽管读者被排除，但从结构来看，他或她仍占据着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位置，意义一旦被记录下来就必然借助这个位置传达某种真实性。
在意义生产的过程中，故事既作为真相的各种扭曲形式而被宣告为不可信（“不要再自欺欺人”），又被承认是意义不可突破的边界。把《来日方长》和《事实》中阿尔都塞对其早期生活两段插曲的不同处理作一比较这一点就能得到说明——《事实》是他尝试写作的第一部自传。《事实》直到阿尔都塞去世之后才发表，但实际作于1976年；所以《事实》和《来日方长》中对其生活所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埃莱娜之死而形成了分裂。但是，正如《来日方长》始于埃莱娜之死这个谜一样，《事实》也打着早期生活的突发暴力的烙印，在其自传中阿尔都塞都回忆了他童年的两个小插曲。第一，出于他再想不起来的某种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一个孩子吵起来了”），他记得为了玛瑙球而和一个孩子争吵并打了这个孩子。这场景把他自己吓坏了；他把自己的所有弹子都给这个孩子想让他不再嚎啕大哭，最后他评论这个事件对他持续的影响并结束了这段回忆：“我承认现在还为这事情惶恐不安”（《来日方长》第324页）。另一则轶事紧接着这段回忆，但那件事情相反“没什么了不起”（《来日方长》第324页）。那是他凌辱了他母亲一位朋友的女儿，同样是出于想不起来的某种原因（“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小事”），他用某个很难听但他并不理解的词骂了她。两个母亲解决了这件事情，阿尔都塞附带加了一个结论：“我一直感到奇怪，人竟然能有他自己没有的想法”（《来日方长》第324页）。
就《事实》本身的语境而言，这两段插曲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然而，这份文本被收在《来日方长》当中并在阿尔都塞去世后一同出版，进而构成的语境就为两部回忆录开出了某种非常不同的理解方式。撇开第一则故事当中涉及阿尔都塞在实际的和隐喻意义上的玛瑙球的得失这个事实不谈，这两件事都体现了突发的侵凌行为，在这种肢体的或语言的暴力当中，阿尔都塞都因体验到自己无明显缘由的对他人的伤害能力而感到震惊。表现出对女性的侵凌性的第二则故事也许也是意味深长的，紧接着它的是另一则回忆，这更透露出某种意味；他和母亲走在大街上，看到了另一个暴力场景：“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另一个女人一边揪着她的头发拽她，一边凶狠地骂她。一个男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热闹，并一再地说：小心，她有手枪”（《来日方长》第324页）。阿尔都塞对这令他一生惊奇的场景作出这样的总结：“可是我到底没怎么弄明白”（《来日方长》第324页）。由于《事实》放在《来日方长》后面同书出版，对我们来说就不可能不透过埃莱娜之死这个镜头去看这些回忆。在我们已知道他将会杀死自己妻子之后，《事实》当中的这些谜事后获得了某种意义，这种意义是阿尔都塞在当时看不到的；或者换句话说，对埃莱娜的谋杀是这样一种行动，它使他童年的那些谜的意义豁然呈现。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事实》因《来日方长》竭力说明的那场谋杀而得到了解释。
当我上面讨论过的两则轶事重现于《来日方长》之中时，这种阅读方法得到了证明。在稍后所作的这份自传当中，对弹子事件的叙述更为细致。此时，阿尔都塞似乎想起了他与另一个孩子发生争吵的原因，那是因为那孩子自己的弹子全输给阿尔都塞了，就想保留下来一个。这个故事说明了阿尔都塞的优越性（即便是体现在弹子游戏当中的优越性），也体现了他者对此优越性的后果不予承认。暴力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激发起来了。在抡圆了给他一个嘴巴子之后，阿尔都塞跟在他后边跑模模糊糊地想着要补救这无法挽回的事：我把他打痛了［le mel］（《来日方长》第71页）。关键之处就在这里。弹子一旦输掉就不能回来了；这则童年轶事原来就是不可挽回的事、无法补救的罪恶的范型和先兆。几页之后记录了第二个故事。《事实》说阿尔都塞只是辱骂了那个小姑娘，而此时记录的是他还打了她；早先的版本以表面的和解结束了故事（“我母亲向她母亲道歉才把这件事解决了”［《来日方长》第324页］），而第二个版本则说阿尔都塞的母亲“一句话也没说，马上把我们拽走”（《来日方长》第77页）。这次阿尔都塞注意到了这个事件的重点所在：“就像那一次在学校的院子里一样，我又突然失手干下了粗暴的举动。不过这次是针对一个小姑娘。我记得自己丝毫没有为这事感到羞耻，也没有任何补救道歉的愿望。反正占了便宜的都‘这样’!”（《来日方长》第77页）
对这些事儿的两种解释，说明在意义建构当中事后回溯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埃莱娜的死为过去投下了一道不祥的光，通过这道光线，琐碎的回忆获得了某种更为连贯的意义，它们似乎成了未来的暴力的前兆。那场谋杀既是待破解的谜，同时也是使其他谜的谜底揭晓的解释根据，它是暴力模式的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其目的是支配和压倒大他者。《来日方长》因而就是揭示意义的一次叙述操作，利用多年的反思和精神分析经验，把那场谋杀的原因追溯至阿尔都塞对虚妄、欺诈和诡计的种种体验当中，他并且认为，是因为他母亲丝毫也不爱他，这才造成了这些体验。
然而，《来日方长》的这种解释赋予了文本的只是一种部分地实现了的连贯性。该自传的最后一章叙述了“一位老朋友” 读过前面章节之后的反应。这位老朋友既对阿尔都塞所实践的自我阅读予以确认又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是，他坚持矛盾情感和偶然的作用——他一再提及的那个词也回响在阿尔都塞自己晚期的词汇当中：偶然 ：

实际上这时便不是因果的决定性的问题了，而是在分裂的愿望统一体中突然出现的一种矛盾情感，它在对立的整个矛盾情感中，如同你在谈到马基雅维里时所说的，只是在外部的‘时机’使它‘成型’时，才得以实现。但是这种成型本身大都依赖于偶然的情况（你的精神分析医生的信，没有送到埃莱娜的手中，埃莱娜完全没有自卫，你们两人的孤独——如果你们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情况会怎样呢？谁知道呢？），在客观现实中，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条件下才能发生。那些自称掌握因果的解释的人，实际上对幻觉的矛盾情感和内在的感觉一窍不通，在生活而不是在死亡最终的事后性方面，他们对偶然的外部客观情况的作用也一无所知，而这些情况可能使“成型”成为不可避免的，或者是（这是很大范围的、绝大多数的统计情况）不“成型”。

（《来日方长》第314页）

在对阿尔都塞就谋杀所作的完美的连贯解释作补充的时候，这位老朋友点明要害地说明这场谋杀完全不受控制，从而使得此前的一切揭示都告无效，并且将阿尔都塞的解释性操作沉入不可厘测的水域之中：“实际上，为了了解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必须认真考虑无法估计的偶然因素（就你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因素是很多的），同时也要考虑幻觉的矛盾情感，因为矛盾情感为所有可能的对立物开辟了道路”（《来日方长》第314页）。
阿尔都塞与大他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意义来源在“论移情与反移情”一文中体现为对分析者和被分析者间关系所抱持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他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有自制力的自我分析者，成为意义的主人，并不再需要大他者给他揭示他自己的真理。这种欲望的极点就是“单枪匹马力敌众人”（《来日方长》第209页），而且他强烈地抵制这样一种念头，即所有人都想“抓我”，都想“打我的主意”（《来日方长》第166－167页）。可同时他知道自我的真理唯有通过大他者的传递才能形成。《来日方长》通篇看来，阿尔都塞经常会提到朋友们或熟人说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给出他自己所无法构想的解释的 。这一点越到自传的结尾就越明显。阿尔都塞记下了 “一位精神分析师朋友”让他“感到很吃惊，并且表示怀疑”（《来日方长》第304－305页）的话，这位朋友告诉他说对埃莱娜的谋杀是对他的精神分析师的无意识侵凌；他还记下了一位女友的观点（“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有想自我毁灭的愿望。”）（《来日方长》第305页），这话“使我睁开了眼睛”并“促使我写这本小书”（《来日方长》第305页）。就像在精神分析情境中那样，假定知道的主体所可能掌握的知识无非是被分析者告诉他或她的东西，但是这种知识若无他或她的在场则永远不可能澄明。这么一来，《来日方长》当中的大他者是在意义生产过程中作为某种代理浮现出来的，即使它所提供的意义最终使得自我凭借一己之力抓住的那些意义烟消云散。因而在全文快要结尾之时，它最终可能形成某种伦理期待。就这种期待而言，大他者最终与其说是拉康那种毫不妥协的暴君式的大他者，不如说是莱维纳斯所勾画的那种慷慨大度的大他者：

从那以后，我认为知道了什么是爱；爱不是本身不断主动加码和“夸张”，而是能关心他人，尊重他的愿望和他的步调；爱不是要求什么，而是学会如何接受，如同对生活中意想不到的礼物一样接受每一项赠与，而且能够不抱任何奢望，给予别人同样的赠与和同样意想不到的礼物，并且不用任何粗暴的方式对待他。
（《来日方长》第307－308页）

五
在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观当中，无论是集体历史还是个体历史都没有预定的方向或终点；唯物主义者无法感知自己的航向：

一个唯心主义者就是知道火车从什么车站发车、开往何处去的人：这些他事先就知道，他一上火车便知道自己到何处去，因为火车载着他走了。相反地，唯物主义者是个乘上行进中的火车的人，他不知道火车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往何处去。
（《来日方长》第244页）

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结果，至少在这个方面，令人吃惊地与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非常接近：“对于元叙述的怀疑” 。凡是给历史赋予方向和意义的叙述一并拒绝。通过其晚期的偶然的唯物主义理论——这个词是《来日方长》结尾部分那位“老朋友”的用语的回响，阿尔都塞尽一切可能拒绝目的论。在其晚期重要作品《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1982）当中，他尝试着发掘出一个被压抑的唯物主义传统，该传统与目前被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构成的必然性的和目的论的唯物主义传统完全不同。阿尔都塞认为，必然性的和目的论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伪装了的唯心主义；他想代之以“一种相遇的唯物主义，进而也是偶然的、可能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论文集》第一卷第540页），他在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人那里寻找到了这一传统的线索。在这一传统看来，意义与其说来自给定的和预先勾勒的历史，不如说来自相遇的偶然性。历史当中不存在必然的秩序和方向，但这未必成为绝望的托词：

这表明，我们并不存在于——并不生存于——（大写）虚无当中，尽管历史没有（大写）意义（没有超越于它，从起源贯穿于其始终的［大写］目的），历史中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意义只从作为现实的相遇中浮现——幸运的也好，灾难的也好，它也还是一种意义。
（《哲学和政治论文集》第一卷第567页）

终极意义不存在，可意义还存在；意义实际就是人类的自然领地，自然领地中发生的种种相遇，事后在这领地上被改造为不可取消的必然性，在此过程中所生成和遮蔽的便是意义：“我们应该将必然性构想为偶然事物相遇的生成-必然”（《哲学和政治论文集》第一卷第566页）。最关键的是，一旦在相遇当中意义不是预先给定的，我们则不能确定它是否对人更有利；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它也许是“幸运的，要么就是灾难的”。如果说前景这样一来并不是最鼓舞人心的，那么至少也不是最让人灰心失望的。灾难并非不可避免，正与胜利一样。就像那位“老朋友”强调的，某些事情只需发生微妙的变化，埃莱娜之死就可以避免。最好的情形不能得到担保，但至少最坏的情形也非必然。
在康德看来，希望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理性与道德能够不顾个人，也不管历史现象的兴衰沉浮而为着自己的宏大目标向前推进。而与此信仰相反的另一种看法所看到的，不过是 “令人绝望的偶然统治”的现象世界，看到的是那么可怕以至于无法忍受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希望就在于使意义与历史耦合。而阿尔都塞式的希望则在另一方面存在于二者的退耦之中，取决于使个体命运和集体命运挣脱大他者所建立的意义。阿尔都塞赞成康德笔下令人绝望的偶然统治，以之作为我们所能有的最好前景，以之作为将不被预先决定的所有事物的唯一希望之源。生活也许是惨淡的，但生活原本可能是——或一直是——更好的。一个人毕竟可能不会杀死他的妻子。意义也许一直作为某种意外的馈赠而出现，那必定不是我们不欢迎的一种意外；甚至已经被写下的一段生命还将被阅读乃至重读，并且与其被改写了的意义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