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简史《自序》(3)
三,从“中国文明西来说”到“全球文明同源说”
众所周知,我是研究“西来说”的,“西来说”是上世纪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学术理论的旧称呼。实际上,我从开始就应该把我的研究主体调整为“全球文明同源说”。从我这个研究序列的第一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开始,就认为“人类文明的子宫”在中东附近,其他地方都是传播四散的结果。由于中东在中国之“西”,所以中国文明就是“西”来。
中国文明西来说,于二十世纪西方人在中国主导考古时,曾经盛极一时,比如王国维等人,都接受过这种解释。但时至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理论被逐出主流,甚至被彻底推翻,所以,生活在中国的今人,基本上一睁眼看到的资料全部都是“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论”,大家天然地接受了这种理论体系。但由于我是外语系出身,所以阅读国际学术材料方便,且从年轻时即接受了带着怀疑批判眼光看待一切权威的理性思维,对三星堆等遗址现象的观察,使我对中国的文明起源论产生怀疑,所以就开始逐步研究论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所存在的问题。通过10年的研究,我已成为坚定的全球文明同源论者。
为何一定要矫正中国传统的文明独立起源论?“以史为鉴”要求我们必须求真,这就要求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另外,这种中国地区内部的学说结论假如是错误的,它会严重影响到全球文明的整体性研究。因为中国太大了,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只要中国地区的文明发展规律解释是错误的,那么全球的文明理论就无法正确。而且,只要这一环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早晚都会被揭示出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假如不能引领全球,起码不要阻碍全球的历史研究,所以必须尽快纠正,而且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学界的影响越坏。
为何我一直揪着看似与今天现实无关的史前史问题不放?这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文明规律的研究。而中国文明发展规律问题,就牵涉到中国的现实。全球的文明规律解释,不仅将附带解释以往的中国历史,而且也会展示给我们一个相对清晰的未来。但假如我们的历史文明逻辑在大方向上是错误的,那么不仅这样的历史研究毫无意义,而且它甚至会成为明天发展的绊脚石与危险的陷阱。所以,面对历史与文明研究,任何人都必须将真实、真理放在第一位,虚妄而近视的民族骄傲与自豪感,有必要予以纠正。贤人云:“你能回顾多远,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相信这句话,这也是为何我总是急急忙忙的双重原因所在。因为中国在飞速发展,各种相关的研究都需要快速地调整跟上,假如说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文明研究者,起码我还是个严肃的知识分子,我有一份认真的责任感。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何一贯先行的西方学术界不首先来揭示或纠正这一问题?因为语言文字的障碍。中国最新的研究资料西方人无法方便获得,在西方因而产生了一种反向的“闭塞”,中国的整体资料很久以后才能被翻译成外文,被西方学界消化。所以,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实际上西方人在今天也一时研究不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术圈内部看来纠正独立起源的意愿不强,那么只有我这样的外行不揣冒昧来试试看了。
全球文明很规则地从中东向四处扩散,但我们却在如今最新的全球史书籍里看到的也是各地文明都是独立起源的;但在微观描述上,却又能看到诸多细节是传播而为。这是不合理的。为何上个世纪早期“西来说”在中国很兴盛?因为当时是中西方一起在中国探测中国的起源,所以有一个广阔的视野;时至后半叶,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转为“独立起源”,事实上是一种眼界转为狭窄的过程;而曾经推翻“西来说”的考古过程与后来的研究又很复杂,所以西来说也最终与中国考古失去了时间的连续性。最后只剩下了中国自己的考古人来研究自己的起源问题,由于缺乏全球视野,所以问题就出现了。
换句话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本来应该由中国考古界与世界史两个专业合作,但现在看来,世界史专业人士却彻底撒手不管,单由中国考古界自行挖掘研究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领域的眼界狭窄问题。考古界从来没有反思过,在文明起源这一领域内探索的“独断”问题。他们所做的文明起源研究,实际上只是中国境内的文明微观局部的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而非在全球文明起源观照下的宏观文明起源,所以属于标准的瞎子摸象,仅只是摸到了一条腿,以为那就是全部。单单中国考古界,是没有能力与资格来回答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与国际文明起源之间互通有无的问题,所以就产生了坐井观天的荒谬结论。现在大家应该来集体反思这个问题,现实地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中国的探源问题,起码一半的参与者应该是全球史的研究者,否则就是荒谬的。你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你如何肯定中国文明起源没有与外部发生联系?甚至,由于中国的全球史专家所熟悉的时段也多是“历史时期”,所以,科学、严肃、负责任的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实际上应该邀请国际史前考古界专家的参与,尤其是研究领域为旧大陆西部史前史的国际考古专家的参与。
“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这个结论很明显是荒诞的,但产生这个错误时间并不长,所以今天更改仍然属于学术范围内的正常认识纠错。我相信时间终究会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我是外语系出身,却一直在研究史前文明起源。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内,中国有千百位专业人士,为何我却携带“西来说”在中国腾空出世,而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赞同?这一特殊现象或许潜在说明,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与这个地区的文化特殊性,这是所有中国人都需要严肃思考的一个“文化问题”和“学术问题”。
由于这个研究涉及的领域与时间跨度过大,我又是外行,在本书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同时我也想到这些修改其实是再有10年也修改不完的。同时我也发现,我的主框架从来都是比较稳固的,最后我决定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让我的“浮躁”与时俱进,先推出这本书,然后再慢慢用一生的时间,来修正和完善这个体系。所以,这本书抛砖引玉之“文化”用心,可见一斑。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一些话。
2013年元月22日凌晨
苏三 于北京